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屈原当时写下名篇离骚,手中没有刀却发挥了战斗作用。
当时楚国奸佞小人多贤德之士太少,只能在悲愤和绝望投入汩罗江。
注释
屈子:指屈原。
楚骚:指的是《楚辞·离骚》,开了我国浪漫主义诗词的先河。赋:赋是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手段,以“颂美”和“讽喻”为目的的一种有韵文体。
手中握有杀人刀:喻指屈原作《离骚》所发挥的战斗作用。
艾萧太盛椒兰少:艾萧,即艾蒿,臭草,出自《离骚》。这里比喻奸佞小人。椒兰,申椒和兰草,皆为芳香植物,出自《离骚》。这里比喻贤德之士。
一跃冲向万里涛:指屈原在悲愤和绝望中投汨罗江而死。
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毛泽东诗词集》。屈原是毛泽东非常喜爱的诗人之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也是毛泽东终身最爱读的书籍之一。这首诗是他1961年读完《楚辞》时所作。
据清魏源《诗古微》考证,《诗经》中许穆夫人的作品有三篇,除此篇外尚有《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二诗也为其所作,其中尤以《鄘风·载驰》思想性最强,它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全诗分为四章,不像《周南·桃夭》《鄘风·相鼠》等篇每章句数、字数甚至连意思也基本相似,而是每多变化,思想感情也复杂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的叙事抒情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矛盾出发。故诗歌的形式随着内容的发展而发展,形成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节奏。
诗的第一章,交代本事。当诗人听到卫国灭亡、卫侯逝世的凶讯后。立即快马加鞭,奔赴漕邑,向兄长的家属表示慰问。可是目的地未到,她的丈夫许穆公便派遣大夫跋山涉水,兼程而至,劝她马上停止前进。处此境地,她内心极为忧伤。这一章先刻画了诗人策马奔驰、英姿飒爽的形象,继而在许国大夫的追踪中展开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其情景就好似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场景。
现实的冲突引起内心的冲突,经过以上的铺叙,第二章便开始写诗人内心的矛盾。此时诗中出现两个主要人物:“尔”,许国大夫;“我”,许穆夫人。一边是许国大夫劝她回去,一边是许穆夫人坚持赴卫,可见矛盾之激烈。按诗意理解,应有两层意思:前四句为一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返回许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对宗国总是念念不忘的;后四句为第二层,是说:你既待我不友好,我就不能渡过黄河到卫国,比起你这般没良心来,我的感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诗人正是处于这种前不能赴卫、后不能返许的境地之中,左右为难,十分矛盾。然而她的爱与憎却表现得非常清楚:她爱的是娘家,是宗国;憎的是对她不予理解又不给支持的许国大夫及其幕后指挥者许穆公。
第三章矛盾没有前面那么激烈,诗的节奏渐渐放慢,感情也渐渐缓和。夫人被阻不能适卫,心头忧思重重,路上一会儿登上高山以舒解愁闷,一会儿又采摘草药贝母以治疗抑郁而成的心病。所谓“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是说她身为女子,虽多愁善感,但亦有她的做人准则——这准则就是关心生她养她的宗国。而许国人对她毫不理解,给予阻挠与责怪,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愚昧、幼稚和狂妄。这一段写得委婉深沉,曲折有致,仿佛让人窥见她有一颗美好而痛苦的心灵,简直催人泪下。
第四章写夫人归途所思。此时夫人行迈迟迟,一路上考虑如何拯救祖国。“我行其野,芃芃其麦”,说明时值暮春,麦苗青青,长势正旺。所谓“控于大邦”,指向齐国报告狄人灭卫的情况,请求他们出兵,但诗人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目的。此处既写了景,又写了情,情景双绘中似乎让人看到诗人缓辔行进的形象。同第一章的策马奔驰相比,表现了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绪。而这个不同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盖初来之时因始闻卫亡的消息,所以心急如焚,快马加鞭,不暇四顾;而被许大夫阻挠之后,报国之志难酬,心情沉重,故而行动迟缓,眼看田野中的麦浪好似诗人起伏不定的心潮。诗笔至此,真是令人赞叹。
最后四句,有的本子另作一章,不无道理,然依旧本,多与前四句并为一节,这样似更为合理。这四句当是承前而言,谓夫人归途中一边想向齐国求救,求救不成,又对劝阻她的许大夫心怀愤懑。此处朱熹《诗集传》释云:“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谓许国之众人也。”“大夫君子,无以我为有过,虽尔所以处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尽其心之为愈也。”照此解释则与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前后呼应。字面上虽是“无我有尤”,实质上应是她对许大夫不让她适卫赴齐产生怨尤,正话反说,语气委婉,体现了《诗经》“温柔敦厚”之旨。末二句,表现了夫人的自信心,意为:那些大夫君子纵有千条妙计,总不如我的救卫之策高明。“我所之”的“之”字,若作动词解,便是往卫国或齐国去一趟的意思;也有训为“思”的,就是自指夫人的想法。不管哪一种解释,都反映了许穆夫人是一个颇有主张的人,她的救国之志、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它却留下无穷的诗意让读者去咀嚼回味,真是语尽而意不尽,令人一唱而三叹。
这首词以明月为媒介,以月之照临千里之外的闺房与边地想到了千里之外的亲人,表达了词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词的上阕前两句写千里共明月之意,接下两句写此时独自伤悲的心情,再二句描绘相思的情景,结处则以此刻边声、乌啼烘托相思之苦之无助。月的力量是无形又有形的,月光同时弥补了两地难以逾越的距离,使词人的思绪飞跃于两地之间,频频更换的场景模糊了边地于闺房的界限。上片层层转进,曲折婉转。
下阕进一步诉说相思的痛苦。前四句说悲歌不胜消受,悲泪暗流不止,其相思之苦状如此,奈何奈何?下二句又假想妻子也在为别离而伤感,再二句怨恨无梦可慰相思之痛,只有以违心之字的书信聊以自慰。最后二句宕开,是“违心字”的延伸。以思妇之口,道出了征人的不关心思念自己。语虽平淡,但却更显情致绵长深婉。因遥远的距离之隔产生的抱怨于误解恰恰表现出了与妻子感情笃挚、意气相投的底蕴。
全词意象繁密,情感细腻,在缠绵悱恻的思念中平添了慷慨悲凉之气。
登楼鸟瞰洞庭湖,碧波连天,遥望君山,气象万千。此楼历有兴废,宋滕子京重修后,以范仲淹曾作《岳阳楼记》而名闻遐迩。但是从此诗的立意及《元稹集》中有关篇目的题序看,当年作者的洞庭之行颇有失意之慨。所以此诗即不像其他诗文那样着意描绘岳阳楼的雄伟壮阔。
首句写红日斜照楼窗,这本是人们常见景象。然而诗人用一“衔”字来唤起读者的联想,便使得整个境界活跃起来。次句写楼的倒影:当太阳照射到楼窗上时,楼影落到湖中的赤玉幢上。岳阳楼的倒影映印在洞庭龙君的龙官之上。此句似包含了《柳毅传》的故事,其作者李朝威恰与元稹同时,说不定这是最早涉及龙女故事的一首诗,其新颖独到之处,不言而喻。
第三句“怅望残春万般意”,点出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登楼观景,而在于借以表达他在残春时节的怅然情怀,既有惜春之叹,亦有人生失意之嗟。末句“满棂湖水人西江”,不说通过窗子向外眺望一碧万顷的洞庭湖水,而是说湖水从窗子溢出并流向没有尽头的长江,这样也就巧妙地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感受。全诗着重渲染景物,只用“怅望”两字淡淡点出当时的心绪。最后以景结情,把无法排遣的怅惘愁思表达得非常含蓄婉转。
在写作上此诗与作者《行宫》诗相类似,虽然只有四句,读者不觉其短,足见手法之妙。
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阙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人郎“,故下阕便全从人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人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人瑜身上。然而写人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人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人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人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人郎转到自己。人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人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人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人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人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人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尊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人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着重写人,借对人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人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人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人瑜的英姿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