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但不可以把心意留滞于事物中。如果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把它看作是快乐的事情,即使事物特异也不会成为祸害。如果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成为祸害,即使是特异的事物也不会感到快乐。老子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物使人口伤,骑马打猎使人心发狂。”但是圣人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这四样东西,也是暂且用来寄托心意罢了。刘备有雄才大略,却性喜织毛物。嵇康恬静寡欲,却喜爱打铁。阮孚狂放不羁,却喜爱蜡制的鞋子。这难道有什么音乐美色和香气吗?但他们终生喜欢而不厌弃。
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和画了。然而到了那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么它的祸害就说不完了。钟繇发展到因此吐血盗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发展到因此互相猜忌,桓玄发展到打仗时还把书画装在船上带在身边,王涯发展到把书画藏在夹墙内,都是由于小孩子玩的把戏害了他们的国家,害了他们的身体。这就是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带来的祸害。
原来我在年少的时候,也曾经喜好这两样东西。家里所有的都担心失去,别人所有的又担心不给我。不久就自我嘲笑说:我看轻富贵而看重书画,看轻生死而看重书画,岂不也是厚薄轻重颠倒错误,丧失自己的本心吗?从这以后就不再那样喜好了。看见喜欢的书画虽然也想再收藏它,然而被人取走了,也不再感到可惜。就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为什么不愉快地接受它,等到消失之后就不再记挂它了呢?”于是书画二物就常常带给我快乐而不会成为祸害。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比赛,平日里也排斥精美的食品,弃绝远离歌舞和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又建了宝绘堂在私宅的东边,用来储蓄全部的书画,并要求我写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我担心他弄不好会像我年少时的爱好,所以写这篇文章告诫他,希望可以使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注释
寓意于物:指欣赏美好的事物,通过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意趣。
留意于物:耽溺、过分看重外物,不可自拔。留,(个人喜好为物所)牵制。
尤物:特异之物,与“微物”相对。
病:担忧,与“虽微物足以为乐”的“乐”字相对。
“五色”四句:见《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口爽即口味败坏。
“刘备”二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备性好结盹,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吒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既而答日:‘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吒”为“旄”“髦”之借字。好结髦:喜好用毛编结饰物。
“嵇康”二句:嵇康,字叔夜。三国魏文学家,谯郡锤人。为魏宗室婿,仕魏为中散大夫。尚老庄,工诗文,精乐理。后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嵇康传》称其“远迈不群”“恬静寡欲”。《世说新语·简傲》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惟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瞰,清言而已。”
“阮孚”二句:阮孚,字遥集,东晋陈留尉氏人。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元帝时为黄门侍郎,因以金貂换酒,为有司弹劾。《晋书·阮孚传》:“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日:‘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参见《世说新语·雅量》篇“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条。蜡屐:在木屐上涂蜡。屐,木鞋。
移人:使人的精神情态等改变。
释:放弃,舍弃,抛弃。这里“不释”指过分沉溺不松手,即不能自拔。
祸有不可胜言者:倒装句,定语后置,指意想不到的祸害。
钟繇:字元常,三国魏著名书法家。善书,尤长于正、隶。《三国志》有传。据《张君宝墨堂记》注引《墨薮》:钟繇于韦诞处见到蔡邕笔法,“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
发冢:盗人坟墓。
宋孝武:宋孝武帝刘骏,公元454—464年在位。
王僧虔:南朝宋书法家,晋王羲之四世族孙,仕宋为尚书令,工隶书。《南齐书·王僧虔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年号)世常用掘笔(秃笔)书,以此见容。”
相忌:相互猜忌。
桓玄:东晋权臣桓温之子,后篡晋安帝自立,兵败伏诛。
走舸:不忘记把书画带上船。
王涯:唐文宗宰相,字广津。
复壁:夹墙。
儿戏:贪念书画等身外之物。
害其国,凶其身:忘国丧身。
吾予:给予我,为倒装句。
颠倒错缪:本末倒置。
不复好:不再沉溺于其中。
蓄:收藏(书画)。
欣然接之:喜悦高兴地去欣赏它(指前面所指烟云的美丽和百鸟的呜叫声)。
驸马都尉:官名。汉武帝时始置,掌副车之马,为陪奉皇帝乘车之近臣。魏、晋以后,帝婿例授以驸马都尉,遂成为称号而非实官,简称驸马。
王君晋卿:即王诜(1036-1093后),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徙居开封(今属河南)。出身贵族。熙宁中尚宋英宗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为利州防御使。能诗善书画,工弈棋。《宋史》有传。
戚里:帝王外戚聚居之处。《史记·万石君传》:“徙其家长安城中戚里。”《索隐》:“于上有姻戚者居之,故名其里为戚里。”
角:衡量,考察。《孙子·虚实》:“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曹操注:“角,量也。”《汉书·东方朔传》:“(董君)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颜师古注:“角犹校也。”
平居:平时、平素。
攘:排除。
膏粱:精美的食品。
屏远:断绝,远离。
声色:歌舞和女色。
蓄其所有:(在屋舍中)放置(他收藏的)书画作品。
庶几:句首表示希望的语气词。
全其乐:保全收藏书画带来的快乐。
远其病:避免过度沉溺其中,为之所奴役。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以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以物易其性”(《骈拇》),“弃身以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以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以“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以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以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以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以物损身,以物伤性,所以“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以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以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以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写风雪渡江的诗,用极古简的笔法,绘出一幅饶有情致的图画。首句点出地点,诗人正“渡”的是汉江环绕襄阳、岘山的一段,这同时也是写景,淡淡勾勒出岘山的轮廓,在灰色的冬晚天空背景衬托下,岘亭的影子显得特别惹眼和好看。次句点节令(“岁阑”),兼写江上景色。由于岁暮天寒逆旅主人,故“古道少行人”。然而“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反而增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三句是寄语备酒,借此引起末句“夜来风雪过江寒”:江间风雪弥漫,岘山渐渐隐没在雪幕之中,一叶扁舟正冲风冒雪过江而来。末二句用“为报”的寄语方式喝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天生的图画,而且仿佛人在画图中。
说它如画,似乎还远不能穷尽此诗的好处。虽然诗人无一语道及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心情,但诗中有一股郁结之气入人很深。
襄阳这地方,不仅具有山水形胜之美,历来更有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晋代的羊祜。史载他镇守襄阳,务修德政,身后当地百姓为他在岘山置碑,即有名的“堕泪碑”。诗的首句说“襄阳好向岘亭看”,绝不仅仅是就风光“好”而言的,那尽人皆知的羊公碑,诗人是不会不想到的。而且,诗的后面,越来越深蕴了一种怀古之情。前面提到岘山“岘亭”,紧接就说“人物萧条”,也不仅仅是就江上少人行而言的,还有一种“时无英雄”的感喟盘旋句中。
“习家池”乃襄阳名胜之一。在那注重名士风度的晋代,“习家”曾是襄阳的望族,出过像习凿齿那样的大名士。在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重门阀的唐代,诸习氏自然是今不如昔了。第三句不言“主人”或“酒家”,而言“习家”,是十分有味的。它不仅使诗中情事具有特殊地方色彩,而且包含浓厚的怀古情绪,引人产生一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怀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诗人“初渡汉江”就能像老相识一样“为报习家多置酒”了。不光“置酒”而且要“多”,除因“夜来风雪过江寒”的缘故,而联系前文,还有更深一层涵义,这就是要借酒杯一浇胸中块垒,不明说尤含蓄有味。这两句写得颇有情致,开口就要主人“多置酒”,于不客气中表现出豪爽不羁的情怀。
于是,在那风雪汉江渡头如画的背景之上,一个人物形象(抒情主人公形象)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就像电影镜头的“迭印”,他先是隐然于画面中的,随着人们对画面的凝神玩赏而渐渐显影。这个人似乎心事重重而举措落落大方,尽管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没有儒生的酸气,倒有几分豪侠味儿。这大约是一个落魄的有志之士吧。他别有怀抱,却将一腔感慨愤疾,以淡语出之,诗的风格十分沉郁。而这种风格,在绝句中是不多见的。
这首诗的首联表达了青年志士既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更要有宽广的心胸。颔联以龙虎借喻,激励友人不要收藏才华等同痴虎,而要召唤风雷行云施雨,同时也在表达自已渴求用世的心愿。颈联表达了诗人不甘贫贱、积极向上、敢于向权贵挑战的气概。尾联表达诗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人为官的原则和气节。全诗以非凡的志操昂扬的气宇、奇伟的物象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一二两句,挺劲洒落,振响入云。诗人表示,一个青年志士,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像龙剑那样腾光于高寒的暮空之中;要有光明磊落的胸襟,把日月的光辉,深锁在自己的怀抱。
接着三、四两句用积极的比喻勉励友人,也借以表达他渴求用世的心愿。“莫藏牙爪同痴虎,好召风雷起卧龙”,他认为既是一只猛志常存的老虎,就应当展现虎威,而不要像痴虎那样自藏牙爪;既是有志乘时而起的卧龙,就应当早日召唤风雷,以求行云施雨使天下人受到润泽。虎失去牙爪,即无异于驯服的牛羊;龙离开风雷,即无以奋其神力。这几句都是借用比喻以言志述怀,诗人力求振奋的形象,跃然纸上。
五、六两句,诗人借用《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的话语和友人互相勉励,表示人贵有志,有了大志,方可以成大功立大业。王侯将相并不是世代相传的,力耕的佣工也有取得富贵的时候,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历史上有许多英杰都是乘时而起,“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宁戚曾经是喂牛的农夫,韩信受过胯下之辱,诸葛亮、王猛等人都似布衣出任当世之务,风云际会,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不失其时。诗人用陈胜、吴广起义时的言行自励,至少可以看出他对陈胜、吴广并不抱有歧视的态度,甚至是赞同这些在野的英杰发愤一时,以成就不朽的功勋。然而诗人对于出处的问题,是看得非常郑重的。
诗的末尾两句说,诗人一直以实现大道自期,所谓大道,就是原本六经“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的道理。出则可以济世泽民,不出也要以“宏材敏识、伟节高行,特立于一时”。因此在困穷之中不谋苟且进身,而遇有时机,则应力求为世所用。“须将大道为奇遇”,正是积极要求用世的心志的表现。“廊庙”,是指朝廷。遭逢奇遇,见用于朝廷,都必须得之以义。不义而取得富贵、而致身王侯将相,都是不足取的。作者鄙视那些“沉没于利欲之中”的学士大夫,他们有些人学为章句,以猎取功名;有些人钻营阿附,以图谋利禄。对于他们的龌龊行径,作者是非常痛愤的。作者始终有志于大道,虽经常处于寒饿之中,但“不干仕”“不应举”“不肯受人施惠”,这些正是“莫踏人间龌龊踪”的积极表现,作者的志节,是断非龌龊小生可与相比的。
全诗意气高昂,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上片首句点明时令,交待出发时的天气。“冻云”句说明已届初冬,天公似酿雪,显得天色黯淡。“扁舟”二句写到自身,以“黯淡”的背景,反衬自己乘一叶扁舟驶离江渚时极高的兴致。“乘兴”二字是首叠的主眼,从“离江渚”开始,直到“过南浦”,词人一直保持着饱满的游兴。“渡万壑”二句,概括交待了很长的一段路程,给人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快感觉。“怒涛”四句,写扁舟继续前行时的所见所闻。此时已从万壑千岩的深处出来,到了比较热闹的开阔江面上,浪头渐小,吹起顺风,听见过往经商办事的船客彼此高兴地打招呼,船只高高地扯起了风帆。“片帆高举”是写实,也可想象出词人顺风扬帆时独立船头、怡然自乐的情状。“泛画鹢”的“鹢”,是一种水鸟,古代常画鹢于船头,这里以“画鹢”代指舟船。“翩翩”,轻快的样子。“南浦”,南岸的水边。“翩翩”遥应“乘兴”,既写舟行的轻快,也是心情轻快的写照。从整个上片来看,柳永当时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中片写舟中所见,所有景物都“望中”生发,时间是“过南浦”以后,已届傍晚,地点从溪山深处转到了南浦以下的江村。词人乘兴扬帆翩翩而行,饶有兴味地观赏着展现眼前的风光。“望中”三句写岸上,只见高挑的酒帘风中闪动,烟霭朦胧中隐约可见有一处村落,其间点缀着几排霜树。“残日”句转写江中,渔人用木棒敲击船舷的声音把词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发现残日映照的江面上,渔人“鸣榔归去”。接下来却见,浅水滩头,芰荷零落;临水岸边,杨柳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透过掩映的柳枝,看得见岸边一小群浣纱归来的女子。“浣纱游女”是词人描写的重点,他工笔细描她们“避行客、含羞笑相语”的神情举止。眼前这三三两两浣纱游女,触动并唤醒了词人沉埋心底的种种思绪,顿生羁旅行役的感慨,真所谓因触目而惊心。整个中片承上启下,与下片存着内的有机联系。
下片由景入情,写的是去国离乡的感慨,用“到此因念”四个字展开。“此”字直承二叠末的写景,“念”字引出此叠的离愁别恨。“绣阁轻抛”,后悔当初轻率离家:“浪萍难驻”,慨叹此时浪迹他乡。将离家称为“抛”,更“抛”前着一“轻”字,后悔之意溢于言表;自比浮萍,又“萍”前安一“浪”字,对于眼下行踪不定的生活,不满之情见于字间。最使词人感到凄楚的是后会难期。“叹后约”四句,便是从不同的角度抒写难以与亲人团聚的感慨。
“叹后约”句遥当年别离时分,妻子殷勤叮咛,约定归期,而此时难以兑现。“惨离怀”二句一叹现时至岁暮,但还不能回家,因而只能空自遗憾;再叹目前自己离妻子寄身的京城汴梁,路途遥远,不易到达,只得“凝泪眼”而长望。结语“断鸿”句,重又由情回到景上,望神京而不见,映入眼帘的,唯有空阔长天,苍茫暮色,听到耳中的只有离群的孤雁渐去渐远的叫声。这一景色,境界浑涵,所显示的氛围,与词人的感情十分合拍。“断鸿”句所写的是情中之景,着重表现的是寄寓景物中的主观感受。下片把去国离乡的离愁和羁旅行役的苦况写得令人读来心神惨然。
柳永词善于铺叙,上、中片写景,感情悠游不迫,笔调舒徐从容,由叙述转为描绘。描叙内容也从自然现象转到社会人事,整体上层次分明,铺排有序。末片抒情,感情汪洋恣肆,一发难收,笔调也变得急促起来,抒写了悔当初、恨现的感情;接着的几句,围绕着“别易会难”这一中心,作多角度的反复抒写。音韵上,从“叹后约”句开始,用韵转密,如促节繁弦,正好适应了硬咽语塞、一吐为快的抒情需要。写景,为抒情铺垫;徐缓,为急骤蓄势。通篇转承自然、浑若天成,体现了柳永长调的突出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