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明朝万历年间，钱若赓就任临江府（今江西省清江县西临江镇）知府。

　　一天，一个乡下人拎了一只鹅到城里，为了办事方便，便将鹅寄存在一家旅店里。可是，当他办完事回来取鹅时，那店主竟耍赖说：“那群鹅是我养的，没你的鹅！”乡下人气愤与店主评理。但由于他没有文化，笨嘴拙舌的，辩不过伶牙俐齿的店主，只好跑到衙门去击鼓告状。

　　知府钱若赓细心听了乡下人的申述，立即命令手下人将店里的4只鹅全部取来，分关四处，每处配给一张纸、一支毛笔、一方砚台，说是让这些鹅招供各自属于谁。

　　鹅又怎么能自己招供？真是天大的笑话。城里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好奇地前来观看，连府中差役对钱若赓这种独特的审案方式也感到惊异和纳闷，无不替他捏了一把汗。

　　钱若赓似乎对案子漫不经心，刚布置完毕，就若无其事地用餐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派人出来探问；“鹅招供了没有？”

　　不久，钱若赓步出内室，亲自下堂巡视分关着的鹅，他看过以政，微笑着颔首捋须，自言自语：“嗯，好，好，它们已经招供啦。”差役们望过去，只见4只鹅除各自拉了些屎外，纸笔砚台丝毫未动。他们真的不知道钱知府卖的什么“关子”。突然，钱知府伸手指向其中的一只鹅，语气肯定地说道：“这只就是那乡下人的！”

　　钱若赓确实说对了。

　　钱若赓并不认识乡下人的鹅，他的判断是如何作出来的呢？原来，他是位富有生活经验的官吏。他知道，乡下的鹅吃的是野草，粪便是清淡的；城里的鹅吃的是谷子，粪便呈现黄色。要确定鹅的主人是乡下的还是城里的，只要查看一下鹅粪便一清二楚。

　　钱若赓把自己断案的依据讲出政，那个贪婪而又狡猾的店主顿时脸色煞白，连忙磕头谢罪。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是诗人为送两位被贬官的友人而作，寓有劝慰鼓励之意。一诗同赠两人，内容铢两悉称。诗除了首尾合起来总写外，中间两联双双分写，不偏祜。颔联上句写巫峡风光，以古民谣典故来暗示李少府所去的峡中荒凉之地；下句写衡阳，暗示王少府去长沙，并希望他能多寄书函。颈联上句写长沙青枫江的帆船，是再写王少府；下句写白帝城，远在古原始森林的巴东，是再写李少府。双双交错进行，结构严密，情感交织。最后两句，是劝藉二人尽可放心而去，不久即可召还。全诗情感不悲观，也不消极。

　　首联“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诗人首先抓住二人都是遭贬，都有满腹愁怨，而眼下又即将分别这一共同点，以深表关切的问句开始，表达了对李、王二少府遭受贬谪的同情，以及对分别的惋惜。“嗟”是叹息之声，置于句首，贬谪分别时的痛苦已不言而喻。“此别”、“谪居”四字，又将题中的“送”和“贬”点出，轻灵自然，不着痕迹。

　　作者在送别之地停下马来，与李、王二少府饮酒饯别，“意何如”、“问谪居”，反复致意，其殷切珍重之情，显而易见，一开篇就以强烈的感情，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无怪乎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常侍（即高适）每工于发端。”中间两联针对李、王二少府的现实处境，从二人不同的贬谪之地分别着笔，进一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安慰。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上句写李少府贬峡中。当时，这里路途遥远，四野荒凉，《巴东三峡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人设想李少府来到峡中，在这荒远之地听到凄厉的猿啼，不禁流下感伤的眼泪。下句写王少府贬长沙。衡阳在长沙南面，衡山有回雁峰，传说北雁南飞至此不过，遇春而回。归雁传书是借用苏武雁足系书故事，但长沙路途遥远，归雁也不能传递几封信。

　　“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上句想象长沙的自然风光。青枫江指浏水，在长沙与湘江汇合。这句写王少府到了长沙，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望着那明净高远、略无纤尘的蓝天，自然会洗尽烦恼。下句想象夔州（即今重庆奉节县）的名胜古迹。白帝城为西汉公孙述所筑，在夔州，当三峡之口。这句写李少府到了峡中，可以去古木参天、枝叶扶疏的白帝城凭吊古迹，以求慰藉。

　　这四句情景相融，结合得自然巧妙，读来自有一种苍凉中饱含亲切的情味。所写之境，从巫峡到衡阳，从青枫浦到白帝城，十分开阔，而分写二人，更显出作者的艺术匠心。作者在两联中，一句写李、一句写王，然后一句写王、一句写李，错综交织，而井然不乱，并且采用了“互文”这种修辞手法中的对句互见的方法，在一联中上句隐含着下句，下句隐含着上句，“巫峡”一联上句写贬谪荒远的凄凉，下句说要多通音信，表面看是对李、王分开讲的，实际上是对两人共同而言。同样，“青枫江”一联上句说流连光景，下句说寻访古迹，实际也是对二人共同讲的。这样，在精炼的字句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既照顾到了二人不同的地点，又表达了对双方一致的情意，诗人巧妙的处理，使写分送二人的困难迎刃而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最后一联：“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诗针对李、王二少府远贬的愁怨和惜别的忧伤，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劝慰，对前景作了乐观的展望。圣代雨露，是古代文人诗中的惯用之语，这里用来和贬谪相连，也还深藏着婉曲的微讽之意。重点是在后一句“暂时分手莫踌躇”，意思是说：这次外贬，分别只是暂时的，你们不要犹豫不前，将来定有重归之日。全诗在这里结束，不仅与首联照应，而且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思。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全词风格清旷而飘逸，写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上片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 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在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

　　上片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片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

　　下片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枢纽。“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知北游》“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也是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本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与，此身非人所自有。为人当守本分，保其生机；不要因世事而思虑百端，随其周旋忙碌。苏轼政治上受大挫折，忧惧苦恼，向道家思想寻求超脱之方。这两句颇富哲理的议论，饱含着词人切身的感受，带有深沉的感情，一任情性，发自衷心，因而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以议论为词，化用哲学语言入词，冲破了传统词的清规戒律，扩大了词的表现力。这种语言上的特色正表现出词人的独特个性。正如前人所说。东坡“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夜阑风静縠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

　　这首词写出了谪居中的苏东坡的真性情，反映了他的独特风格。历史上的成功之作，无不体现作者的鲜明个性，因此，作为文学作品写出真情性是最难能可贵的。元好问评论东坡词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道出了东坡词的总的特点：文如其人，个性鲜明。也是恰好指出了这首《临江仙》词的最成功之处。

　　马致远这首《金字经》写他投谒不遇、天涯沦落之悲。

　　此曲以景起兴，也有人认为开头两句是梦境。接着连续化用了两个典故。“九天鹏鹗飞”，隐用了杜甫《奉赠严八阁老》“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的意境。雕鹗搏击长空，青云得志，恰为下文布衣潦倒的悲慨作一反衬。“困煞中原一布衣”，化用了《下第》的诗句。金朝诗人李汾《下第》诗云：“学剑攻书事两违，回首三十四年非。东风万里衡门下，依旧中原一布衣。”“九天”与“中原”一高一下，可谓“霄壤之别”。一个在九天中展翅高飞，一个却在功名场中“困煞”，构成鲜明的对比。“困煞”又写出了作者的懊恼与焦灼。他想尽办法改变命运，却始终不能如愿以偿，只能大叹一声“悲”。“悲”作为一字句在此时逼出，恰到好处，颇似从心底里迸发出的一声叹息。作者无奈的心情尽在这“悲”之中。“故人”一句，又添写出作者此时的孤独。

　　作者不甘“困煞”，而又无法解脱的深愤，在末两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登楼”补示出诗人抒感的地点，那西风雕鹗正是登高所见的景致，“登楼”又是文人临高凭眺、感怀起兴的习惯举动，所谓“登兹楼以四望，聊假日以锁忧”（王粲《登楼赋》）。然而“楼”与“九天”毕竟相去过远。“恨无上天梯”，既是实情，又是借喻，虚实相兼，增添了全曲悲凉沉郁的气氛。小令短短七句，将悲秋、不遇、孤独、失路的种种怨愤尽数包容，可以见出作者遣词命意的成熟功力。
　
　　这支小令以极其豪迈的语言，表现极其沉痛的情感，使人倍觉其沉痛。马致远的前期虽屡遭困顿而豪气犹在，豪放之中多有层面激抗争之音，这和其晚年作品的基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