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出生就双目失明的人不认识太阳,问看得见的人太阳是什么样子。有的人告诉他说:“太阳的样子像铜盘。”这个失明的人敲铜盘听到了它的声音,一天听到钟声,就把发出声音的钟当做了太阳。有的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像蜡烛。”失明的人用手摸蜡烛,晓得了它的形状。一天,摸到一支形状像蜡烛的乐器龠,就把它当做了太阳。太阳和钟、龠的差别太大了,但是天生双目失明的人却不知道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不曾亲眼看见,而是向他人求得关于太阳的知识。
抽象的道理很难被认识,这一点比太阳难认识的情况更加严重,人们不通晓抽象的道理的情况,和生来就不认识太阳的盲人没有什么不同。通晓的人告诉他,即使有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启发诱导,也无法使这些比喻或教法比用铜盘和用蜡烛来说明太阳的比喻或教法好。从用铜盘比喻太阳到把铜钟当做太阳,从把铜钟当做太阳而到把乐器龠当做太阳,像这样辗转连续地推导,难道还有个完吗?所以人世上大谈“道”的人,有的就他自己的理解来阐明它,有的没有理解它却主观猜度它,这都是研求“道”的弊病。
既然如此,那么这个“道”最终不可能求得吗?苏轼说:“道能够通过自己的虚心学习,循序渐进使其自然来到,但不能不学而强求它。”那么什么叫做自然来到呢?孙武说:“会作战的将军能招致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招致,不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子夏说:“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坐在店铺作坊里,完成他们制造和出售产品的业务。有才德的人刻苦学习,来使道自然到来。”不是强求它而使它自己到来!
南方有很多会潜水的人,他们天天都生活在水边,七岁就能趟水过河,十岁就能浮在水面游泳,十五岁就能潜入水里了。潜水的人能长时间地潜入水里,哪里是马虎草率而能这样的呢?一定是对水的活动规律有所领悟才能做到。天天生活在水边,那么十五岁就能掌握它的规律。生来不识水性,那么即使到了壮年,见到了船也会害怕。所以北方的勇士,向南方会潜水的人询问来求得他们能潜入水里的技术,按照他们说的技术到河里试验,没有不淹死的。所以凡是不老老实实地刻苦学习而专力强求道的,都是像北方的学潜水的人一样。
从前以讲究声律的诗赋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学习儒家、墨家还兼及名家、法家,而不是立志在求儒家之道;现在以经学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只知道强求义理,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学。渤海人吴彦律,是有志对经学做实实在在地学习的人,正要到京城接受由礼部主管的进士考试,因此,写《日喻》来勉励他。
注释
日喻:关于太阳的比喻。
樾:笛类乐器,比笛短,有七孔、三孔等说。
眇:瞎子。
苏子:苏轼自称。
子夏: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
没人:能潜入深水的人。
渤海:唐代郡名,在今山东滨县一代。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此词的主题,是怀念合肥情侣。白石一生爱情的悲剧根源乃在于其爱情之始终无法如愿以偿与词人对爱情之始终忠贞不渝的强烈冲突;这是白石一生的高峰式情感体验之一。采用描绘仙女仙境的稀世唐乐《霓裳羽衣曲》谱写此词,实为其心灵之中所奉献出对爱情对爱人的一片馨香祷祝之至诚。
“亭皋正望极。”起笔便展开一高远之境界。其情之深,意之切,其所怀之遥其所念之远,尽收入极之一字。此句与晏殊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柳永之“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凤栖语》),吴文英之“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亭”(《莺啼序》),各尽其妙,然意境更空灵蕴藉。望极何所见,何所思?“乱落江莲归未得。”江莲指水乡之红莲,下片所写“坠红”即此。词人望极天涯,但见满目红莲,一片凋零而已。此暗喻所怀之人,已韶颜渐老,容光憔悴,而自己却当归不得归。难以言喻之隐痛,苍凉凄恻之情感,全融于归未得三字。上四字景,下三字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为何“归来得”?“多病却无气力。”此句一笔双关。既是暗示无力归去,亦是实写忧思成疾。“况纨扇渐疏,罗衣初索。”纨扇是细绢制成之团扇。前人常用夏去秋来纨扇收藏,比喻恩爱断绝。相传汉成帝时,班婕妤失宠,作《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载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文选》卷二七)罗衣指细绢缝之夏衣。索与疏互文见义,亦疏远义。词人在此只是克服眼前夏去秋来之时令变化,词境则暗转为室内。“流光过隙。”点明光阴飞逝,离别苦久。此句语出《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叹杏梁、双燕如客。”杏梁,屋梁之美称。语出司马相如《长门赋》:“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清秋燕子又将南飞,此杏梁双燕正如客子,何能久栖。不言客如双燕,反言双燕如客,造语新奇。
清真《满庭芳》“年年。如社燕,漂流瀚海,来寄修椽”,是正言之,白石则反言之各极其妙。再比较陶渊明《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是写人与鸟各得其所之乐,白石则写出人与燕同悲飘零如寄。并且双燕反衬自己孤独,由此直逼出歇拍。“人何在,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
上文欲吐还咽,层层蓄势,至此终于明明白白倾诉出怀人之主题,词情涌起高潮。伊人何在?想象一窗淡月,仿佛照见了她惨淡的容颜境界逼真,语意惨淡。此是上片之题眼。词句从杜甫《梦李白》“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化出。
杜诗姜词,皆一片精诚凝聚。这一想象中的幻境,不仅写出了所怀之人的深情高致,意态闲远,更暗示了自己对所怀之人的刻骨相思。语淡而意深。幻境恍惚,一霎而已。换头又跌回现实。“幽寂”二字挽尽离散孤独羁旅飘泊之悲感。“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蛩即蟋蟀。
庾信曾作《愁赋》,有“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之句。(见《海录碎事》卷九。今本庾集不载。)庾信由梁朝出使西魏被扣留,长期不得当,又曾作《哀江南赋》,抒发故国之思。此言壁下蟋蟀乱吟,使我愁绪如织。“沉思年少浪迹。笛里关山,柳下坊陌。”此三句直写出当年情事,乃反为“人何在”一节张本。白石那年三十二岁,年少浪迹正指二三十岁时漫游江淮,与合肥情侣相知相爱之情事。
笛里关山,语出杜甫《洗兵马》:“三年笛里关山月。”古横吹曲有《关山月》,关山一语双关,既指笛声、音乐,又指跋涉关山。柳下坊陌暗指合肥情遇。白石《凄凉犯》序云“合肥巷陌皆种柳”,可以印证。杜诗原是写战乱流浪,此则以柳下坊陌对笛里关山,极为刺眼。也许,白石合肥情遇本来就与那一乱离时代有关系。应知合肥当时乃是边城,正当淮河前线。“坠红无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此三句与“乱落江莲”前后照应。上句从杜甫《秋兴》“露冷莲房坠粉红”化出。漫,空也。暗水,语出杜甫《夜宴左氏庄》“暗水流花径。”涓涓,水缓缓流动貌。红莲坠落无声无息,随着一片碧水暗暗流淌而去。“坠红无信息”与前“乱落江莲”都是喻指所怀之人杳无音信,不知流落何处。“漫暗水,涓涓溜碧”则暗示年光流逝,想思日久,仍无法确知伊人消息。情人离散,四海茫茫,纵有鸿燕,可托何处?其间无限悲慨,都化于具体意象中。由此遂直推出结笔:“飘零久,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酒垆是安置酒瓮之土台子。
结笔用典,寄托幽微。《世说新语·任诞》:“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卧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词人实取此故事之精髓以寄托自己之情意。语意是:飘零离散久矣,当年醉卧酒垆侧之豪情逸兴,从此已无。喻说少年情遇之纯洁美好,亦表明此后更绝无他念矣。全幅词情至此掀起最高潮,爱情境界亦提升至超凡脱俗之圣境。以清空骚雅之笔写至情至爱,是此词特色之一。
整首词写景空灵,写情遥深,意象玲珑清彻,意境超旷深远,正如刘熙载所说:“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客,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艺概》)声情韵律高度配合情感高潮,是此词又一特色。两处高潮,声情亦最吃紧。“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九字连下七仄(除帘、颜二字)。“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九字连下五仄(除前三字及垆字)。尤其两结下句皆五字四仄声间一平声,声情极其拗峭。
总览全幅词体,则词韵用激越凄楚之入声字,乐调属“凄怆怨慕”之商调(《中原音韵》),对于词情亦无不高度配合。姜白石词多兼具情感、文采、声情、音乐全幅之美,此词是一典范。
这首词是一首咏梅词。上片写形貌,下片说神理。上下两片又分别写出来梅花的外部特征和梅花的内在品格。以为堪惜、堪怜,一切皆出自于伤心人的眼中及心中。
上片始二句从心理感受上落笔,虽不正面描绘梅花,但梅花之神韵已出。继二句则把笔宕开,写梅边之竹,说那朦胧的月色下,斑竹历历,就好像是玉条上滴洒了点点泪水。
下片承前二句意,说那是怕梅花太冷,所以特加了竹林围护。这又从护梅之竹,从侧面烘托梅之娇贵。构想可谓奇绝。最后二句再宕笔写去,说梅花也有魂,她特于今夜月上时归来。
容若在词中所写的感受,环佩归来月上时,语意沉痛。虽是化用前人句,却自有神魂。似乎是在说他已经预感到恋人似那远嫁异域不能生还的王昭君,永远不可能回到自己身边了。和姜夔一样此生花开尽,旧情难待。
这阕词,是以女子的口吻话离别之情。上阙景起,写夜深,杏花微雨,雨湿红花。下接以“那将红豆记无聊”,用一细小情节便把女子相思无聊的情态勾画得活灵活现。下阙抒情。一层写春已深而离人久久不归,盼他如期归来;一层是写盼望与他梦里相逢。但这些都成了无望之想,“安得”与“倩谁招”露出了这一失望的凄苦心情。
词的上片,着重写景,即景抒情。“莲漏三声”点明正处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在这个烛光微摇、略带寒意的夜间,寂寞的主人公打开小窗,任那略带寒意的几许杏花春雨轻打自己的脸庞。蓦然发现,寒食节已经近了。寒食节将近而相思却无计可消除——面对此情此景,刻骨的相思便如同春水一般袭来,紧紧萦绕在周围。古代的女子一般会采撷红豆遥寄思念,这里作者运用对写法,虽明写爱人采撷红豆遥寄无聊,实则是为了突出在思念远方的爱人,愈见思念之深。
词的下阙,从身旁的景物出发,即景抒情。在一派杏花春雨柔美的包裹之中,不禁感慨而今的春色已然如同美酒一般浓烈,一般让人沉醉。“已看”二字与“安得”相对比,春色愈浓,愈加体现出对于离家已久的爱人深切的思念,远方伊人归期不得的焦急与惆怅。期望在梦里与爱人相依却不可得,心念及此,不由得万般惆怅迷离的伤情涌上心头,唯有将这一腔无人可诉的思念寄托在寂寞的夜里。
这首词运笔如行云流水,描写爱情真挚缠绵,低徊悠渺的情致渗透在字里行间,使人沉醉其中。
司空曙和卢纶都在大历十才子之列,诗歌工力相匹,又是表兄弟。从这首诗,尤其是末联“平生自有分(情谊),况是蔡家亲(羊祜为蔡邕外孙,因称表亲为蔡家亲)”,可以看见他俩的亲密关系和真挚情谊;而且可以感受到作者生活境遇的悲凉。据《唐才子传》卷四载,司空曙“磊落有奇才”,但因为“性耿介,不干权要”,所以落得宦途坎坷,家境清寒。这首诗正是作者这种境遇的写照。
前四句描写静夜里的荒村,陋室内的贫士,寒雨中的黄叶,昏灯下的白发,通过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画面。这画面充满着辛酸和悲哀。后四句直揭诗题,写表弟卢纶来访见宿,在悲凉之中见到知心亲友,因而喜出望外。近人俞陛云《诗境浅说》说,这首诗“前半首写中处之悲,后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为律诗一格”。从章法上看,确是如此。前半首和后半首,一悲一喜,悲喜交感,总的倾向是统一于悲。后四句虽然写“喜”,却隐约透露出“悲”:“愧君相见频”中的一个“愧”字,就表现了悲凉的心情。因之,题中虽着“喜”字,背后却有“悲”的滋味。一正一反,互相生发,互相映衬,使所要表现的主旨更深化了,更突出了。这就是“反正相生”手法的艺术效果。
比兴兼用,也是这首诗重要的艺术手法。“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不是单纯的比喻,而是进一步利用作比的形象来烘托气氛,特别富有诗味,成了著名的警句。用树之落叶来比喻人之衰老,是颇为贴切的。树叶在秋风中飘落,和人的风烛残年正相类似,相似点在衰飒。这里,树作为环境中的景物,起了气氛烘托的作用,类似起兴。自从宋玉《九辩》提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落叶,常常被用以塑造悲的气氛,“黄叶树”自然也烘托了悲的情绪。比兴兼用,所以特别富有艺术感染力。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其实,三诗之妙,不只是善于状景物,而且还善于设喻。司空曙此诗颔联之所以“为优”,在于比韦应物、白居易诗多了雨景和昏灯这两层意思,虽然这两层并无“比”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悲凉的气氛。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说:“‘雨中’‘灯下’虽与王摩诘相犯,而意境各自不同,正不为病。”王维《秋夜中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两句纯属白描,是赋体,并不兼比;不仅意境不同,手法亦自有别。马戴《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寒灯中夜人。”语虽近似司空曙,但手法也并不一样,这里只写灞上秋居漂泊异乡孤中寂寞的情景,不曾以树喻人,没有比的意思。司空曙“雨中”、“灯下”两句之妙,就在于运用了兴而兼比的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