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范氏逃亡的时候,有老百姓得到一口钟,想把它背走。但是,这口钟太大了,不好背,他就打算用锤子砸碎以后再背。谁知,刚砸了一下,那口钟就“咣”地发出了很大的响声。他生怕别人听到钟声,来把钟夺走了,就急忙把自己的两只耳朵紧紧捂住继续敲。厌恶(恐怕)别人听到,可以;但怕自己听到,就很荒谬了。
注释
范氏负亡也:范氏是春秋末期晋国的贵族,被其他四家贵族联合打败后,逃在齐国。
亡:逃亡。
钟:古代的打击乐器。
则:但是。
负:用背驮东西。
锤:槌子或棒子。
况然:形容钟声。
遽:立刻。
恶:害怕。
悖:荒谬。
钟的响声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掩不掩耳朵,它总是要响的。凡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都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有的人对不喜欢的客观存在,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以为如此,客观就不存在了,这和“掩耳盗铃”一样,都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的表现。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像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杏园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那是很奇特的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默和孤寂中壮大,以旺盛的生命力抗击着与它对立的世界。
“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这里形容温柔婉顺的媚态。在白居易的诗中,绕指柔多用于贬意,以讽刺那些苟合曲从的小人。如在《李都慰古剑》一诗有:“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诗人说:“游春的人们,请你们回头看一眼:假如你们喜爱柔顺的媚态,请你们去观赏柳树杞树,假如你们追求悦目娇艳,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桃树李树,如果你们要制作大车,作轮轴的却必须是枣树的树干。”在这里,诗人使用排比句式,语气促迫,一改前文那种舒缓的节奏。诗人先柳杞后桃李,将人的视线引开,然后陡然一转,如飞瀑直下,惊心动魄,点出全诗的主题。
既出人之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者惊叹之余,又反思前文,顿悟柔顺的柳杞,娇艳的桃李,实在是徒具外表,不足大用,而外平凡却质地坚密。枣树才是真正能担负重任的伟材。
与白居易的众多咏物诗一样,这首诗也蕴含深刻的寓意,或在感叹身世,或在哀怜同道,或指讽权贵阀阅,或存心帝王回顾,或在演绎诗人对人生的观察,或兼而有之。就诗歌自身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抒发一种对人们屈没贤材,争逐虚名的不满与愤慨,并劝谕执政者能明察贤愚,以使有志之士得效轮轴之材,肩负起治国的重任。这是一首哲理诗。枣树平凡鄙陋,其身多刺,其貌不扬。它生在繁花似锦的杏园中,更令游春之客鄙弃。诗人的价值观却与众不同,认为枣树虽然不如柳杞柔可绕指,不如桃李赏心悦目,但“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对以貌取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从总的结构上看,诗歌采用了先抑后扬、欲取先与的写法,即所谓“卒章显志”。这种结构在讽谕诗中多有使用。其次是采用对比手法。全诗不仅有同物的对比,如柳杞桃李与枣树的对比,嫫母与西施的对比,也有物与景的对比,如枣树与杏园的秀丽、与曲江池的旖旎风光的对比,也有自身的对比,如枣树外貌的丑陋与内在秀美的对比。通过对比,枣树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鲜明,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这首诗除了具有平淡浅易的特色外,还具有用字精确、刻画细致等特点。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这是颜延之《五君咏》中的第二首,歌咏的对象是魏晋间的名士嵇康。嵇康因曾作过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故于当时司马氏的政治集团抱不合作的态度。他虽崇尚老庄,喜言养生服食之事,但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曾勇敢地抨击虚伪的礼法与附炎趋势之士,最后被司马昭所杀。此诗就是通过对嵇氏不谐流俗的倔强性格的歌颂,表现了颜延之本人的人生态度。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两句是对嵇康个性的总述。嵇康不能与世俗之人和谐相处,他自己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想学习阮籍的口不论人之过,“然未能及”,就说明了他禀性的刚直,又说自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都体现了他不谐流俗,孤高自傲的品格。又据《黄庭经》注中说,餐霞是神仙家的一种修炼方法,指在幻觉中感到日中五色流霞环绕,于是便蒋甘光流霞吞入口中,是一种得道的途径。诗中说嵇康天生具有成仙得道的禀性,自然已高出众人之上。《晋书》本传中说他:“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可知嵇氏本人重视自然的禀赋,以为这是得道的根本。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两句从“餐霞人”三字而来,说嵇康的学道求仙,“形解”就是“尸解”,指学仙者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文选》李善注中引顾恺之的《嵇康赞》云,南海太守鲍靓是个有道之士,东海徐宁师事之,徐宁半夜听到室内有美妙的琴声,很是奇怪,便跑去问鲍靓,鲍氏以为是嵇康在操琴,徐宁问道:“嵇康已被杀,何以还在这里?”鲍氏说:“叔度迹示终,而实尸解。”这就是所谓嵇康“形解”之说的依据。由“形解”而可以证明他已默然仙去。嵇康曾作《养生论》,专论修身养性,长生久视之道。孙绰的《嵇中散传》中说:“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晋书》本传上也说他以为“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都指出《养生论》一文是嵇氏的力作,这里所谓的“吐论”即指此。“凝神”二字语本《庄子》,如《逍遥游》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又《达生》中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凝神”即指精神达到宁静专一的境界。这里说由嵇康的《养生论》一文即可看出他的精神面貌与深厚的修养。
如果说“形解”二句主要是说嵇氏的学仙出世思想,那么“立俗解流仪,寻山洽隐沦”二句则是说他处世的经历。嵇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对当时的政治黑暗深表不满,曾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他在思想上非汤武而薄周孔,大异于世俗之人的见解。故诗中说他身在俗世却与流俗之见相背。史传上又载嵇康曾采药入山泽,乐而忘返,樵者见之,以为神人。又说他曾入山与隐士孙登、王烈等游,过往甚契,故此诗中说他居于山中能与隐者融洽相处。这两句表现了他与世俗相违而希企隐逸的思想祈尚。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两句则是对嵇氏遭诬被害的解释和总结。据《晋书·嵇康传》中说,嵇康得罪钟会,钟会就在晋文帝司马昭面前进谗道:“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康曾助毋丘俭,遂遭到杀戮。然可见当时已有人将嵇氏比作龙,《晋书·嵇康传》中还说“人以为龙章凤姿”。故颜延之也以鸾、龙比喻嵇氏,以为它们虽然时常受到摧残,但其不屈的本性却是任何人也不能使之驯服的。言外之意是说嵇康虽时时受人诋淇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然其不受世俗束缚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正是他受害的真正原因。作者以此歌颂了嵇氏的人品精神,同时也表示了他本人不肯屈从世俗的个性。
颜延之的这组《五君咏》各诗在结构上相当严密而且一致。起二句为概述一人平生最重要之活动或思想核心如阮籍之韬晦隐沦,嵇康之不谐流俗,刘伶之寄情于酒,阮咸之高材美质,向秀之甘心淡泊,都于首二句中道出。后四句则叙述人物的主要行事与个性,往往取诸史传,择其典型,令人物的品行于数言之中揭出。最后两句则能在咏史的基础上翻出新意,以古证今,借古人之事而表现出自家怀抱。何焯评这组诗说:“既能自叙,仍不溢题。”就指它们能在紧扣论史题目的同时而自叙心迹,如此诗中“鸾翮”二句即表达了颜延之本人对人生与时事的态度。
这组诗的结构也颇类似于后来的律诗。首二句总领起势,后四句铺填,最后议论作结,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对于颜诗结构的精严前人也已道及,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就指出了颜氏体裁上的明晰与缜密,《五君咏》便是极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