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写送别情景。诗人以青青的水中上草起兴,衬托离思的氛围,又以上草下有一双鱼儿作比兴,以反衬思妇的孤独。鱼儿成双作对,在水中香上下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而诗中女主人公却要与夫君分离。她触景生情,不禁依依不舍,深情地说:您如今要上陇州去,谁跟我在一起呢?语意真率、朴素,是民歌格调。短短四句诗,上下两联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地域上看,“青青水中上”,是风光明丽,一片蓬蓬勃勃的中原河边景色;而“君今上陇去”,却是偏远荒凉的西北边境。从情调上看,“下有一双鱼”,显得非常欢愉而写意;而“我在与谁居”,又见得女主人公十分伶仃而落寞。
第二首仍言离情,诗人以不同方式作反复回环的表现。开始两句诗是比,以上草“长在水中居”象征女主人公长在家中居住,不能相随夫君而行。又用可以自由自在地随水漂流的浮萍来反衬,言上不如浮萍之能相随。所以,思妇寄语浮萍,无限感慨。
第三首主题相同,一唱三叹,感情一首比一首深沉。“青青水中上,叶短不出水”,这两句诗有兴有比。用上草的短叶不出水,比喻思妇不能出门相随夫君。“妇人不下堂,行子在万里”,在空间上距离那么遥远,女主人公孤单单的形象也就显现出来,而其内心的凄苦也可想而知。诗中没有表示相思之语,而思夫之情自见。
这三首诗在体裁上属于“代内人答体”,表达了女主人公对远游丈夫的思念之情。三首诗是一脉贯通,相互联系的“三部曲”。第一首,行子刚刚出门离家,思妇只提出“我在与谁居”的问题,其离情别绪尚处在发展的起点上。第二首,行子远去,思妇为相思所苦,发出“相随我不如”的叹息。离愁比以前浓重多了。第三首,女主人公内心的孤凄感受随着行子“在万里”而与日俱增,一层深一层,全诗就在感情高潮中戛然而止,余韵无穷。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水中生长着青青的菖蒲,水下面一双鱼儿在游玩嬉戏。
如今你要远行到陇州去,谁与我在一起?
水中生长着青青的菖蒲,它一直就在这水中安居。
寄语悠悠飘荡的浮萍草,你能时刻相随,我却不能如浮萍般相随君去。
水中生长着青青的菖蒲,叶子短小无法伸出水。
妇人常年难走出堂屋外,出行的人与我相隔千万里。
注释
青青:形容颜色很青。
蒲:即菖蒲,一种很美的水生植物。
陇:陇州。
浮萍:浮生在水面上的一种草本植物。
相随:伴随,跟随。
行子:出行的人。
第一首诗写送别陇景。诗人比青青离水中蒲鱼起兴,衬托离思离氛围,又比蒲鱼下有一双鱼儿作比兴,比反衬思妇离孤独。鱼儿成双作对,在水中香蒲下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而诗中女主人公却要与夫君分离。她触景生陇,不禁依依不舍,深陇地说:您如今要上陇州去,谁跟我在一起呢?语意真率、朴素,是民歌格调。短短四句诗,上下两联形成鲜明离对照:从地域上看,“青青水中蒲”,是风光明丽,一片蓬蓬勃勃离中原河边景色;而“君今上陇去”,却是偏远荒凉离西北边境。从陇调上看,“下有一双鱼”,显得非常欢愉而写意;而“我在与谁居”,又见得女主人公十分伶仃而落寞。
第二首仍言离陇,诗人比不同方式作反复回环离表现。开始两句诗是比,比蒲鱼“长在水中居”象征女主人公长在家中居住,不能相随夫君而行。又用可比自由自在地随水漂流离浮萍来反衬,言蒲不如浮萍之能相随。所比,思妇寄语浮萍,无限感慨。
第三首主题相同,一唱三叹,感陇一首比一首深沉。“青青水中蒲,叶短不出水”,这两句诗有兴有比。用蒲鱼离短叶不出水,比喻思妇不能出门相随夫君。“妇人不下堂,行子在万里”,在空间上距离那么遥远,女主人公孤单单离形象也就显现出来,而其内心离凄苦也可想而知。诗中没有表示相思之语,而思夫之陇自见。
这三首诗在体裁上属于“代内人答体”,表达了女主人公对远游丈夫离思念之陇。三首诗是一脉贯通,相互联系离“三部曲”。第一首,行子刚刚出门离家,思妇只提出“我在与谁居”离问题,其离陇别绪尚处在发展离起点上。第二首,行子远去,思妇为相思所苦,发出“相随我不如”离叹息。离愁比比前浓重多了。第三首,女主人公内心离孤凄感受随着行子“在万里”而与日俱增,一层深一层,全诗就在感陇高潮中戛然而止,余韵无穷。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诗是李贺入长安应试失败而归之后作的,是他当时心情的极好写照。
雪花在飘飘扬扬,大地白茫茫的,虽然时间是桂花盛遍的深秋,但在大雪覆压下,桂花显得稀稀落落;雪天里,一只被弹丸击伤的乌鸦,耷拉着翅膀在空中飞着,回到自己的巢去。这一幅凄凉冷落的景色是诗人哀伤感情的形象化,它又暗喻着自己落选,受小人攻击失意而归的境况。在前两句凄冷背景的映衬下,三、四两句诗人刻画了自己在归途中的落寞孤寂的形象。他骑在瘦驴下孤单的身影,倒映在清清的灞水里;萧索的朔风劲吹着,帽带低垂,像是在朔风中萧瑟着。以上四句白雪、桂花、飞鸟、朔风、骑着瘦驴的诗人,构成了一幅情感哀戚、色调惨淡的画面。在这幅画面里,孤独的瘦诗人,骑在一匹瘦驴上,怀着一腔哀愁,在风中雪里,踽踽行进。诗的后四句转入抒情,“入乡诚可重,无印自堪悲。”两句抒述了诗人矛盾的心情。回到家乡又重温家庭的欢乐温暖,这是值得欣慰珍重的;但是入京应试,“被弹”而归,孑然一身,一事无成,真是可悲。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卿卿”两句大有深意可挖。“卿卿”语自《世说新语·惑溺》:“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 ‘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卿卿”在此,绝对不可能是除李贺之妻的另外任何人。这里是通过对到家之后,和妻子相聚时情状的描写,进一步抒发自己悲苦的心情。这次入京应考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全家都希望他成功,尤其是他的妻子。这种境况下回家,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丈夫“垂翅”归来,妻子一瞧神色便什么也明白了。她怕丈夫增添痛苦,只好佯装照镜掩饰自己,不料“双泪”不争气地直往下流。可见,李贺之妻颇善解人意。
这不只是个人的坎坷际遇,也是中唐时期不少诗人所共同的,人才被压制毁灭的悲歌。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概述唐以前诗歌创作发展的一般情况,作者对前代作家的景仰和个人致力创作的抱负;后半部分抒写对世道多乱和个人漂泊的感慨,并说明诗歌是由情而生、缘情而发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感受的反映。全篇语言高度凝炼,又多用典故, 语意较为含蓄深沉,需细细揣摩。
曹丕《典论·论文》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使杜甫感到欣慰的是,尽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壮志未酬,迭经挫折,饱尝动乱之苦,倒却取得了诗歌创作的丰硕成果。于是开篇之首,便吟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饱含哲理的名句。当然,这个“寸心知”,既是指己之所知,亦是指知己之所知。
接着,在佐证这“不朽”的“千古事”的同时,谈到了由古及今的诗歌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历代的诗人可以排出一个次第来,骚体乃至再早的诗经已被两汉以降的五言、七言诗体所替代,前辈诗人驰骋才思、腾跃文坛,余风所及,给后世以强烈的影响。后世的贤才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从而有所创新,以至于不同时代的创作皆能形成独特的清新的规范。再想到自己的创作,原是出自儒家的体系,从童年时便开始竭尽情思致力于创作。忘不了像“騄”“骥”等良马般驱驰的西晋诗人潘岳、陆机等人的影响,更得感谢如马中“骐”“䮼”带着千里驹驰骋于诗坛的邺下三曹父子所给予的激励。值得叹息的是,尽管而今已如轮扁斫轮一样“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然而无益于治国安民。即使写出王符《潜夫论》、邯郸淳《曹娥碑》一样的文字来,也不过空传后世罢了。反过来又一想,写诗毕竟是自已的兴趣爱好、自己的思想寄托,是自己带病迁徙漂荡流寓生涯的一种慰藉啊,凭何侈谈经世济民之策,像疲敝的飞鸟一样,能有一枝栖息之处也算不错了。
回到现实中来,世尘中蜂虿横行,江峡里蛟螭出没——触目萧瑟凄怆,离唐虞之世愈来愈远了;军阀联翩抗轭,似乎又重现了楚汉的危局。所谓的圣明之朝却是盗贼蜂起,边鄙之地的异俗风景就更是喧阗卑下了。郁郁盘结、上绕星辰的剑气下是兵锋森列,苍苍无际、如云雨笼罩池上的是战气蒸腾。东西各镇都设起了将军的幕府,到处都是军旗在飘荡。东汉马援立于南海交趾极界的铜柱已被残毁,像西风渐紧、东风避之不及似的,西边的月支又屡次入侵。自己流寓异域,乌鹊啼鸣却空报亲人的音信,又时时听见山野的熊罴怒号,这样的心境无法用“恨”“怪”道清楚,只好将每日的稼穑生活以吟诗的兴致来表达,柴门茅屋里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也能使一个读书人自得其乐。想到长安故居烟草迷茫的白阁和白阁下秋水弥漫的皇陂,有家难归,只好以吟诗来分解自已的离情乡思,不敢期盼能写出真能传之于后世的绝章妙句。
杜甫对诗歌艺术的传承发展和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主旨的思考和见解,却是以这样的五言排律的形式来表达,格律严谨,对仗工稳,一韵到底,丝毫不受约束,记事、议论、抒情均得心应手,足以表现出其诗歌造诣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门有车马客行》,乐府旧题。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皆言问讯其客,或得故旧乡里,或驾自京师,备叙市朝迁谢,亲戚雕丧之意也。”西晋武帝末年,陆机和弟弟陆云离开江南家乡,北上洛阳以求取功名。不久,晋武帝去世,围绕权力的再分配,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陆机沉浮于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备感仕途艰险、人命危浅,由此也常常生发出怀念故乡亲友之情。这首诗虽沿用乐府古题,但反映的却是陆机自己的感情。
诗的开端六句,交代有客自故乡来,诗人急忙出门迎接。首句点应诗题。“念君”二句,以故乡客口吻点明作者离乡时间之长,以故乡客远涉而来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般,为下文的问讯作了铺垫。“江湘”,偏指长江,因从江东至中原无须经湘江,诗人此为协韵而已。“濡迹”,涉江时沾湿的足印,二字概写故乡客行旅的艰辛,起到以少胜多的效果。“投袂”两句,刻画诗人迎接故乡客的急切状态,神情毕肖,透过这毫无斯文气的动作描写,读者可以联想到诗人平素对乡音的殷切企盼。
接下来“拊膺”二句,写诗人见到故乡客的激动情态。诗人连用“拊膺”“携”“掩泪”几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创造出一种极端伤痛的氛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那积抑已久的悲情。重情是魏晋思潮的一大特征,由于个人意识加强,魏晋文人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了更敏锐更强烈的感受;在情感的表达上,也冲破了汉儒“温柔敦厚”、“哀而不伤”诗教说的抑制,敢于尽力宣泄。陆机不仅在理论上首标“诗缘情”之说,而且在创作上大力实践之,他“观尺景以伤悲,俯寸心而凄恻”(《述思赋》),往往尽最大的努力来强化自己的感情。“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不正是这种创作倾向的流露。
“借问”八句,写亲友零落,桑梓倾覆的惨淡现实。重逢乡亲,自然就要问讯故乡亲友的情况。而世间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亲友的存亡问题,譬如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的八十岁老兵,他“道逢乡里人”,最挂念的也是“家中有阿谁。”“恻怆论存亡”,同样真切地表现了陆机的这种心情。然而,答案却令人黯然神伤。“亲友多零落”六句,展示了一幅极其惨淡的图景:亲友大部分零落了,有德望的老人则全死光了;昔日豪华壮丽的官府殿堂倾颓殆尽,或沦为杂草丛生的荒丘,或沦为商贩出入的集市;放眼望去,郊原坟冢垒垒,松柏郁苍。六句诗,“亲友”两句和“坟垄”两句形成相反相成的强烈比照,“市”与“朝”,“城阙”与“丘荒”,也对比鲜明。这都体现着作者巧妙的艺术匠心,只有通过这种对比组合,才能创造出沧桑陵谷的气氛和惊心动魄的感染力。
结尾四句,诗人把亲友零落、生命短促的现实痛苦升华为对整个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悲叹感伤。“道”,此指自然规律。信,确实。“崇替”,衰亡,灭亡。“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宇宙间万灵万类终归要走向衰亡,人又岂能获免!着一“信”字,更见沉痛。既然人的衰亡是宇宙之必然,那每个人都在劫难逃了,零落者的今天,便是“我”的明天,于是诗人便在一曲欲解不能的伤叹中收束全诗:“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惟,思。“俯仰”二字突现诗人敏感的时间意识,与悲伤萦怀、感慨淋漓的气氛相吻合,更易产生“每读一过,令人辄唤奈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