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用朴素粗犷的笔调，逼真地刻画出了茅草和榾柮两个生动的形象：一个风风火火，张牙舞爪，却无所作为；另一个不慌不忙，扎实行动，使人受益。全诗语言浅显，通过茅草与树根的对比，劝谕世人，做人不能虚空而要扎实；尽管带有打油诗的意味，却风格朴拙，意蕴深远。

　　全诗可以分开来看，上下两句写的是两种不同的火：一种是野地里，一团乱蓬蓬的茅草燃烧起来，看似来势凶猛，一瞬间便可烧红半边天，但是也在一瞬之间，乱茅草就烧完了，火势自然不能随之延续，也就迅速的灭了。“蓦地烧天蓦地空”，两个“蓦”字，突出地表现了一团浮躁虚夸的茅草，来得快也去得快，闹哄哄地一场空，成不了什么气候。另外一种是在火炉里烧老树根疙瘩，它们埋在土里有些年头，早就腐朽了。也正因为腐朽，火劲儿也就小，烧起来慢腾腾的，看着并不张扬，反而能保持恒温，特别耐烧，因而冬天可以用来煨火，于平平淡淡间给人以长久的温暖。

　　诗人用朴素粗犷的笔调，逼真地刻画出了茅草和榾柮两个生动的形象：一个风风火火，张牙舞爪，却无所作为；另一个不慌不忙，扎实行动，使人受益。这里概括了日常生活中的两种形象：一种是华而不实，好大喜功；另一种则是扎扎实实、默默作来以求实效。诗很浅显，却隐含深意。全诗以烧火为喻，通过茅草与树根的对比，劝谕世人，做人不能虚空而要扎实。此诗似乎在讽刺当时的王安石变法之政令繁复，执行草率，声势浩大，收效甚微。

　　诗人在诗里并未留下明确的只言片语，对这两种火的形态进行评价，只是单纯地将这两种形态描述出来，诗便结束了。但诗人的态度已经很分明，他用这两种火的形态来喻指世人做事的两种不同风格，一种谓之爆发力，一种谓之持久性。辩证地来看，二者或许各有千秋，难说好坏，但诗人字里行间的意味，很显然是赞成后一种风格的，拒绝那种虚燥的、短暂的辉煌，而是去追寻踏实的、长久的温暖。所以，诗的前后两句之间要用“争似”二字来勾连。另外，这首诗对比手法的运用很有特色。如茅草燃烧前后情况的对比。两个“蓦地”强调其时间之短、反差之大。又如烧茅草与烧树根不同状态对比。“蓦地烧天”与“漫腾腾地”突出茅草的轰轰烈烈与树根的不动声色。又如“蓦地空”与“暖烘烘”对比，强调二者结果一虚空、一实在。

　　这首诗语言通俗，类似打油诗，但寓理于物，针砭时弊，也可说它是“主理”的宋诗一个典型。

　　这首七言古诗是送别之作，古人在送别赠行的诗中，往往寓有劝慰之意，这首诗也不例外。作者的友人董元达，是一位慷慨负气、傲骨铮铮的志士，作者在激励他的同时，希望将来有重见之期，并预期彼此都能不改变自己的风格和操守。

　　开头四句是诗的第一段。前两句指出董生虽然爱好读书，勤奋苦学，但不屑作一般儒生的寒酸、龌龊相，以科举起家，汲汲于追求功名富贵。而有志从军，因而早年就跃马西行，在金城关一带边防要地，参加军旅生活，以图立功绝域。次两句是说，董生虽然久在边疆，但当时西边的夏国，已与宋朝议和有年，所以未能在战场上建立功勋。而边塞苦寒，风霜凄紧，董生在归来之后，已经须眉斑白，面带皱纹了。这一段表明董生胸怀韬略，志气非同一般，而未遇时机；壮图未遂。“先皇召见延和殿”以下四句是诗的第二段。写董生归来之后，曾被先皇在延和殿召见，他在廷对的当儿，议论慷慨，曾使君王为之开颜（天，指天子），但终以年老，虽然诽谤很多，他也不复置辩。慨然脱身高隐，看山江南，暂且不问世事。这一段表明董生在回到京都以后，虽蒙召见，然而并未获得重用。

　　末段四句点明送行之意。前两句是说，董生南行之后，将越过浪涛滚滚、蛟龙怒吼的长江，作者不知扁舟此去，何时才能归还。这两句深寓惜别之意。后两句的意思是：将来有幸，在大梁城里定能相见（大梁即汴京）。而玉川子的破屋数间，那时也定然存在。玉川子是唐代诗人卢仝的号，作者借以自比。玉川子卢仝一生没有得志，作者也累试不第。除科举之外，作者也还有其他途径可以进身，但他并不低声下气去求别人的推荐，宁愿以布衣终老，所以在这里也以此勉励友人，表明将来相见，自己还是那几间破屋主人，友人也还是那么一个高傲自负之士。

　　全诗表达了送别友人的磊落旷达之情，不作临别涕泣之语，显得彼此都很有志节，不失自重的贫士身份。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