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从此诗的内容看，似是一首女子自伤遭遇不偶，而又苦于无可诉说的怨诗。其抒情口气，有幽怨之音，无激亢之语。

　　全诗共五章三十句。首章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起兴，以柏舟作比。这两句是虚写，为设想之语。用柏木做的舟坚牢结实，但却漂荡于水中，无所依傍。这里用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境。因此，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了，笔锋落实，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便显现出来。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独此“隐忧”非饮酒所能解，亦非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

　　次章紧承上一章，这无以排解的忧愁如果有人能分担，那该多好！女子虽然逆来顺受，但已是忍无可忍，此时此刻想一吐为快。寻找倾诉的对象，首先想到的便是兄弟，谁料却是“不可以据”。勉强前往，又“逢彼之怒”，旧愁未吐，又添新恨。自己的手足之亲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既不能含茹，又不能倾诉，用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话说，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

　　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词。前四句用比喻来说明自己虽然无以销愁，但心之坚贞有异石席，不能屈服于人。“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意思是说：我虽不容于人，但人不可夺我之志，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决不屈挠退让。其意之坚值得同情乃至敬佩。

　　第四章诗对主人公那如山如水的愁恨从何而来的问题作了答复：原来是受制于群小，又无力对付他们。“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一个对句，倾诉了主人公的遭遇，真是满腹辛酸。入夜，静静地思量这一切，不由地抚心拍胸连声叹息，自悲身世。

　　末章作结，前两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于无可奈何之际，把目标转向日月。日月，是上天的使者，光明的源泉。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司马迁语），女子怨日月的微晦不明，其实是因为女子的忧痛太深，以至于日月失其光辉。内心是那样渴望自由，但却是有奋飞之心，无奋飞之力，只能叹息作罢。出语如泣如诉，一个幽怨悲愤的女子形象便宛然眼前了。对于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以及小人指什么人等问题争议也很大，各家之说中，认为女主人公是贵族妇人、群小为众妾的意见支持者比较多。

　　全诗紧扣一个“忧”字，忧之深，无以诉，无以泻，无以解，环环相扣。五章一气呵成，娓娓而下，语言凝重而委婉，感情浓烈而深挚。诗人调用多种修辞手法，比喻的运用更是生动形象，“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几句最为精彩，经常为后世诗人所引用。

　　铭是古代一种刻于金石上的押韵文体，多用于歌功颂深与警戒自己。明白了铭的意思，也就明白了题意，作者托物言志，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的不陋，“斯是陋室，惟吾深馨”这一中心，实际上也就是借陋室之名行歌颂道深品质之实，表达出室主人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陋室铭》即开篇以山水起兴，山可以不用高，水可以不在深，只要有了仙龙就可以出名，那么居所虽然简陋，但却因主人的有“深”而“馨”，也就是说陋室因为有道深品质高尚的人存在当然也能出名，声名远播，刻金石以记之。山水的平凡因仙龙而生灵秀，那么陋室当然也可借道深品质高尚之士播洒芬芳。此种借力打力的技巧，实为绝妙，也可谓作者匠心独具。特别是以仙龙点睛山水，构思奇妙。“斯是陋室，唯吾深馨”，由山水仙龙入题，作者笔锋一转，直接切入了主题，看引论铺下了基础。也点出了陋室不陋的原因，其原因是深馨二字。

　　在此点看出，作者写此随笔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绝对不是一时的灵感冲动。绝句可以是灵光乍现，而连接无暇却是平时的功底积累和反复推敲了。四到七句刁难下祭出此文，并将其刻于石上，具有很强烈的针锋相对的性质。从全文的写作手法来看，通篇以“比”的手法一气呵成，而不是烘托。那么“苔痕”和“谈笑”二句究竟在说什么呢？ 青苔在石阶上（照样）绿意盎然，野草在荒地里（依然）郁郁青青。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刘禹锡在哪里都不改本色，我所交往的都是有修养的饱学之士，没有（你们这些）无学之辈。作者以青苔和野草来比喻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是气节的写照，是不屈的宣言。

　　如果说本文的一到三句是一种铺垫，那么四到七句则进入了真正的对抗。作者以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铮铮傲骨，同时，也对势利小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作者借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扬子云的玄亭作类比，引出自己的陋室，以及两人为自己的楷模，希望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拥有高尚的深操，反映自己以古代贤人自况的思想，同时暗示了陋室不陋。实际上刘禹锡这样写还有另一层深意，即诸葛亮是闲居卧龙草庐以待明主出山。而扬雄呢？却是淡薄于功名富贵，潜心修学之士，虽官至上品，然他对于官职的起起落落与金钱的淡泊，却是后世的典范。作者引用此二人之意，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荣辱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的意思。既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又想逢明主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甘于平淡的那种志向。这结合作者官场的起起落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结句引用“孔子云：何陋之有？”，引古人之言， 收束全篇， 说明陋室“不陋”。表达了他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最高道深品质的追求。用圣人肯定的操守来规范要求自己，也许就是刘禹锡对自己的道深品质的最高要求。这样的结句，不说其中的内容是何种意思，但结合题意，却是妙手天成。因为封建礼教是以儒家的道深标准为最高道深标准的，孔圣人的肯定，也就为他道深品质的论注下了最好的定论，论文当有论据，而引孔圣人言作为论据，无疑在当时是最好的论据，充分而不可辩驳。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对柳永这首词的理解，各家有较大不同。一种说法是：此词表似咏物，实则舒怀。上阕写尽流莺娇姿。下阕第一、第二韵句，仍写流莺风流倜傥、逍遥自在。同时，也表现出柳永的自负和自信。下阕第三韵句始，笔锋一转，当上苑柳秾时，别馆花深处，流莺已经难以主春了。此际，偏偏众多的海燕归来，把韶光占尽。不难看出，这与柳永初来京华，未试之前的心态、行径，何等相似。下阕后两韵句，也正反映了柳永不第、名落孙山的无奈而又沮丧的心情。

　　另一种说法：此词写春风骀荡，万物负暄而孳勃，黄鹂鸣深树，游蜂恣纵舞，海燕占尽春光，一派欢快热闹的景象。置此情境中，人的心情自然也是愉悦欢畅的。换头之“无据”二字，尤为妙手，鸟雀蜂蝶，掠过暖烟湿雾，相随相偕，自在吟舞，完全是无意识的，人们不能问它们何以如此欢舞吟唱，因那是天性使然，故言“无据”。若问此词有无寄托？不好说。总之，作者的心绪极好，为春色美好所感染就是了。从“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雾吟风舞”几句来看，写黄鹂、写游蜂，似又在映照着人，而海燕的偏饶春光，更有自诩之意。那么想来只有科考及第，所谓金榜题名这样的大喜事才能如此欢娱。但《乐章集》向无编年，这样也是一种推测。柳永进士及第在公元1034年（宋仁宗景祐元年）。若将此词与写于汴京的《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以及写于睦州的《满江红·暮雨初收》对读，或许能有所感悟。

　　《蜀葵花歌》是岑参七言歌行的代表作。岑参擅长七言歌行，他的歌行不用乐府旧题，而是自立新题，通过语句长短和押韵形式的灵活变换，使诗歌产生多样化的节奏和蓬勃动人的旋律。

　　诗歌的前四句“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通过夸张对比的方法，极言光阴流逝的快。一个“好”字和“老”字，突出了盛衰无常，光阴难再的亘古之理。

　　接下来，“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花落君莫扫。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由花想到人，花开不能长久，人有限的少年时期更是匆匆易过。由此诗人发出感慨”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

　　在诗人岑参生活的盛唐时期，种种社会矛盾已经显露出来，诗人有怀抱家国的抱负，但仕途失意，怀才不遇一直未获大用的他，对自己功业无成一直怀着无限的悲痛之情。因此有些诗，被罩上了浓浓的悲感。这首《蜀葵花歌》虽然节奏明快，旋律动人，但读完还是有一种淡淡的伤感。诗人对光阴难留的慨叹和自己在迅疾的光阴中不能有所成，只能以酒浇愁，借酒自勉。

　　虽然如此，但诗人并不气馁，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依旧可以看出他还是那个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