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去年离别正是北雁南飞，今夜灯下缝制征衣已不见流萤踪迹。
远征的丈夫近来没有消息，棉衣做好了不知该寄向哪儿？
注释
裁缝：裁制缝补衣物。
萤已飞：照明的萤火虫已经飞去。
征客：征程的旅客。在外旅行的人。
去来：往来，往返。离去。来，语气助词。
寒衣：御寒的衣物。
唐玄宗时，斗鸡、舞马、歌舞、百戏等，成为宫廷不可或缺的享乐活动。玄宗晚年耽于享乐导致了“安史之乱”，唐王朝几至灭亡。王建七律《春日五门西望》，即是一首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的篇章。
“百官朝下五门西，尘起春风过御堤。”“五门”，又称午门。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墙有丹凤门、建福门、望仙门等五个门，故云。“西”即诗题所云“西望”。百官自大明宫下朝，步出五门，西望则是西内之太极宫、掖庭宫和东宫。西内是玄宗游戏的重要地点之一，历史上著名的宜春院的梨园弟子就生活在西内。百官退朝，侧身西望，但见一阵阵春风，把一股股灰尘吹过御堤，使整个西内显得迷迷濛濛。“尘起春风过御堤”一句虽为写景，却具有象征意义，象征着消逝的岁月无数史实已记忆不清，印象模糊。唯有玄宗的荒嬉尚历历在目。由此为下文张目。西内留下了唐王朝历代帝王的足迹，宫掖中秘闻逸事数不胜数，但最能勾起诗人回忆的却是唐玄宗。这不仅由于玄宗距诗人的时代最近，更重要的是因为玄宗是位因荒嬉几至覆国的君主。因此，颔联很自然地就从首联的望西内而过渡到对玄宗往事的追忆：“黄帕盖鞍呈了马，红罗系项斗回鸡。”马，此指舞马。舞马以黄帕覆盖其马鞍以见其珍贵。玄宗时，教坊中百戏杂耍名目繁多，诸如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等应有尽有。此外，斗鸡、舞马也特受玄宗喜爱。据载，玄宗曾驯练出舞马一百匹。这些马在表演时，站在巨榻之上，“衣以文绣，饰以珠玉”，随着音乐的节拍俯仰跳动，曲尽其妙。玄宗又好斗鸡戏，曾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门训练金毫铁距、高冠昂尾的雄鸡上千只。斗鸡比赛时，则分成若干支斗鸡队，胜者则缠以锦段。杜诗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也正指此。舞马和斗鸡，玄宗后不再时髦。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只选取玄宗荒嬉最典型的事例，不露声色地展示出来，而让知道这段历史故事的读者，自己去充实众多未写入诗中的内容。
颔联两句是虚笔叙事，这是由“望”而产生的遐思。颈联和尾联则是实笔写景，这是“望”的真实景物，但景中有情，是借景以寄慨。不过，在具体表现上却又不同，互有差异。
颈联“馆松枝重墙头出，御柳条长水面齐”，作今昔纵向对比，不过不是事与事对比，而是以今之物同昔之事对比。“馆”，当指建于西内之宏文馆。在春风的拂动下，馆松茂密，御柳堆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馆松御柳，曾作为玄宗享乐的见证者而存在，可现在，郁郁葱葱的馆松御柳，同转瞬即逝的玄宗的荒嬉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当然要激起诗人心中对今昔盛衰的强烈慨叹。只不过这种慨叹，并非是出自疾呼呐喊，而是寓之以景罢了。岑参《山房春事》诗云：“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以“无情”“无知”的庭树之花，来透露其对梁园萧索的无限伤心之情。“唯有教坊南草绿，古苔阴地冷凄凄。”“教坊”，当指建于西内之宜春院。宜春院已不再是歌舞繁华之地，其南，则荒草古苔，一派阴暗凄冷之象。诗中“阴”和“冷凄凄”数字，既是写实的景语，又饱蘸着作者抚今追昔的伤痛之情，将实景和心境融合为一。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全文用笔简炼，随意挥洒；移步换景，描写真切如画。
这篇散文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年龚自珍辞官，由北京南返杭州，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
这首诗的前三句写景，描写了白云漫卷，烟尘四起，关山阻绝的惨淡景色；后一句抒情，表达了远离家国的悲伤和担忧。全诗语言悲慨，感情真挚。
刘昶在宋不以诗名，这首《断句》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诗篇。这首诗同项羽的《垓下歌》一样，具有撼山动地的感人力量。平时不知书的项羽在重兵围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对宝马美姬，悲从中来，慷慨而歌，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绝唱。刘昶也是在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绝境之中，唱出这悲壮激昂，左右莫不哀哽的悲歌的，这是诗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况周颐在《蕙风词话》所说的：“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刘昶在自己的国家里无法立足，不得已仓惶出逃，而所投奔的恰恰又是自己的敌国，此去的前途危险难测，或许，等待着他的也是杀头。尽管如此，自己还必须尽快往前赶，因为后路已经断绝，向前毕竟还有一线生机，这渺茫的希望在激励着他一路狂奔。身陷绝境的刘昶，当时的惶急悲愤是不言而喻的。诗的前三句，集中笔力，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出刘昶奔亡途中的景物：白云从群峰迭嶂里涌出，尘土遮天蔽日而起，四面山势陡峭，道路断绝，前途是如此暗淡，周围是如此险阻，正是诗人当时处境的形象描绘。“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此时四周的景致，实际上也正是刘昶此时心情的写照。面对如此惨淡的景物，顿时激起诗人内心感情的波涛。故乡，自己生长爱恋的地方，如今就要一朝远离，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而自己的妻子和母亲，都还留在故乡，生死未卜，这就更加增添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和担忧。 “故乡几千里”，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愤呼声。
这首诗不以词藻妍丽取胜，而以悲壮激越的声调感人，“天予真情，发言自高。”（皎然《诗式》）刘昶为当时情势所激，将满腔悲愤随口倾吐，无暇雕饰，反使此诗成为绝唱，这在日趋华靡的刘宋诗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刘宋时期，诗坛虽然初步摆脱了玄言诗的桎梏，但很快又染上了追求词藻典故的风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指出当时诗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不良倾向。钟嵘也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刘昶的《断句》却能不受当时诗风的影响，直接继承“左思风力”（钟嵘《诗品序》）和刘琨悲壮清刚之气，从而使这首诗表现出了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
这首诗在写法上也具有独特之处，并给唐人以直接影响。“断句”亦即“绝句”，是唐人绝句的滥觞。唐人绝句有不少是效法六朝的。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沈德潜曾评道：“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但李白此诗在格式上有着刘昶《断句》的明显影响，只是将刘诗的“三句写景，一句抒情”换成了“三句说盛，一句说衰。”这种格式不同于一般绝句的写法，不是在绝句的第三句而是在末句才转换辞意。诗人要竭尽全力在前三句中将诗意的一方面写尽写透，以便积蓄力量，满弓待发，然后笔锋突然一转，在结句将主题跌出，从而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种写法需要诗人具有扭转千斤的大力量，大气概，在绝句的创作中无疑是独特的，但首创这种格式的，不是李白，而应归之于刘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