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场景恢弘,以“汉水波浪”和“巫山云雨”暗喻诗人自己与巴东故人各自所在地域。此时诗人已到江夏,江夏所在地,正对汉水人江口岸,而巴东故人却在为巫山云雨所阻隔之夔州城。一“远”一“飞”,描画出二人分手之后,各自身处异地,为峡江大山阻隔的情形。
颔联二句,诗人言说自己作客江夏,夜梦欲醒时分,已是东风劲吹,残月西落。
颈联接颔联,续写醒来之后,便想起在夔州白帝城与老朋友相处的美好时光,但如今却与老朋友离别,天各一方。
尾联二句,谆谆嘱咐远在夔州的老朋友,一定要随时通音信,不要让它逐渐稀少了,而来往于峡江瞿塘做买卖的商人很多,捎带音信也是很容易的。
五言律诗,在李白的全部诗作中并不多见。这首《江上寄巴东故人》,虽对仗不甚工稳,但气象宏大,仍不失为佳篇。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作客江夏,夜梦欲醒时分,已是东风劲吹,残月西落。
一觉醒来就想起在白帝城与你相处的美好时光,如今你我却天各一方。
瞿塘峡有许多客商来来往往,希望你我常常通信,不要让它逐渐稀少。
注释
白帝:白帝城,故址在今重庆奉节自帝山上,东汉公孙述所建。
佳人:指巴东故人。
违:离别。
瞿塘:瞿塘峡,此代指长江三峡。
饶:多。
贾客:指来往于峡江做买卖的商人。
这首诗的首联场景恢弘,以“汉水波浪”和“巫山云雨”暗喻诗人自己与巴东故人各自所在地域。此时诗人已到江夏,江夏所在地,正对汉水人江口岸,而巴东故人却在为巫山云雨所阻隔之夔州城。一“远”一“飞”,描画出二人分手之后,各自身处异地,为峡江大山阻隔的情形。
颔联二句,诗人言说自己作客江夏,夜梦欲醒时分,已是东风劲吹,残月西落。
颈联接颔联,续写醒来之后,便想起在夔州白帝城与老朋友相处的美好时光,但如今却与老朋友离别,天各一方。
尾联二句,谆谆嘱咐远在夔州的老朋友,一定要随时通音信,不要让它逐渐稀少了,而来往于峡江瞿塘做买卖的商人很多,捎带音信也是很容易的。
五言律诗,在李白的全部诗作中并不多见。这首《江上寄巴东故人》,虽对仗不甚工稳,但气象宏大,仍不失为佳篇。
这首诗是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初游湖北汉水流域时为表达对友人的思念,创作并寄给蜀地老朋友的作品。
此词咏梅之孤高与环境冷落而有所寄意。作者选择一系列色淡神寒的字词,刻画梅与周围环境,宛若一幅水墨画,其勾勒梅花骨格精神尤高,给人以清高拔俗之感。全词风格疏淡隽永,句格舒缓纡徐。
起首一句,以修竹作陪衬,极言野梅品格之孤高。二、三两句,极写梅的孤洁瘦淡。芳洁固然堪赏,孤瘦则似须扶持,以下二句就势写梅之不得于春神,更为有力:“东君也不爱惜,雪压风三。”梅花是凌寒而开,其蕊寒香冷,不仅与蜂蝶无缘,连候燕也似乎“怕春寒、轻失花期”。因燕子仲春社日归来,其时梅的花时已过,故云。一言“东君不爱惜”、再言燕子“无情”,是双倍的遗憾。“惟是有”一转,说毕竟还有“南来归雁,年年长开时”,其词若自慰,其时无非憾意,从“惟是有”的限制语中不难会出。这几句,挥洒自如,灵动飞扬,笔力不凡。
下片化用林逋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野“江梅”的风流与冷落。
过片三句言“清浅小溪如练”,梅枝疏影横斜,自成风景,虽村野(“茅舍疏篱”),似胜于白玉堂前。“伤心”两句感叹“梅妻鹤子”的诗人林逋逝后,梅就失去了知音,“疏影横斜”之诗竟成绝响。“微云”三句,以问句的形式,言林逋逝后,即有“微云淡月”,暗香浮动,也无人能赏,只不过孤芳自赏而已。结尾三句,以拟人化的手法,将梅之孤高自许的风流标格推向高潮,从而收束全篇,造成余韵深长。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
第二句先用感叹词“嗟呼”加强语气,然后直接了当地驳斥“孟尝君能得士”的说法,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怎么能说他能得士呢?斩钉截铁,一下子就把“士”和“鸡鸣狗盗”之辈区别看来,开语警策,反驳有力,将“世皆称”云云一笔扫倒,此可谓“驳”。
第三句转折腾挪,加深反驳之意,用反证法提出自己对“士”的标准的看法:“士”必须是可赖以谋国制敌的能人,凭仗齐国强大的国力,得到一个“士”,就可以使齐国成为霸主,制服秦国。正因孟尝君手下无一真正的“士”,才导致要靠鸡鸣狗盗之徒来帮助孟尝君逃脱秦国,从而证明孟尝君的“士”不足以称为“士”,用事实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新意独出,直追根本,为一篇文章的旨意所在,此可谓“转”。
第四句承接上文,深入一层,运用逻辑推理解析孟尝君不能得士的原因,又驳首句所讲的“士以故归之”,下断语作结,补足对孟尝君能得士的批驳。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理由: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这一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不容置辩,此可谓“断”。
全篇紧紧围绕“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驳,一转,一断,把孟尝君能得士传统看法一笔扫到,虽转折三次但严谨自然,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此诗写作者在除夕之夜,追忆自身的失意,嗟叹故旧的凋零,感慨无限。全诗纯用赋法,通篇抒怀,联联对仗,语言平淡朴实,蕴含着作者愁绪、悲情、痛愤、期望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无限苦辛酸楚的情味。
首联“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
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