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写诗人狱中凄惨的生活和对家人怀念的感情。这两首诗意境妻凉，感情真挚，心理描写动人。

　　诗的前两句描写御史台森然阴风阵阵的萧瑟环境，苏轼在阴冷孤寂的狱里睡不着，想起面对刽子手的情形，心惊胆战。

　　第三、第四句用“命如鸡”表达出苏轼对自我命运任人鱼肉的无奈和沉痛。这是一个亮节高格者的悲叹，不管身处何地何时，苏轼都始终追求这种自由、自我的坚定人格。

　　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苏轼觉得自己罪无可赦，思念起孩儿们，希望他们的才华和能力都平常就好，能够平安喜乐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快要死了，还没让妻子过上富贵平安的日子，觉得特别愧对共患难过的妻子。这其中不无诗人悟透人生，平常就好的淡泊哲理。

　　结尾两句，苏轼希望葬在为官过的杭州。这表现出苏轼的忠直秉性，展现出他当官为民的作为和风骨。

　　在这首诗中，苏轼写了对妻子儿女的想念、对自己的感怀，还有自已死了之后尸体埋葬何地的嘱托。其哀伤之情浓郁，昔日气势全然不见，所以读此诗又不同于苏诗其他之作，别有一种情深凄怆之感。

　　《华山》是寇准七岁时的咏诗。寇准，是北宋时期的一个稀世神童，他聪慧过人，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据史书记载，寇准小时候，其父大宴宾客，饮酒正酣，客人请小寇准以附近华山为题，作《咏华山》诗，寇准在客人面前踱步思索，一步、二步，到第三步便随口吟出了这首传为千古佳话的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即景即情之作，每一句都突出了华山的高峻陡峭，气势不凡，显得贴合山势，准确传神，可谓是难能可贵的佳作。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这两句诗意思是说，比华山高的只有蓝天，也没有任何一座山峰能与之平齐，极写华山巍峨高耸之非常。其中“只有”一词说明了华山极高，再比华山高的就只有那蓝天了；“更无”说明华山是唯一最高的山峰，再没有任何一座山峰能与之平起平坐。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这两句意思是说，当你站在高高的山顶的时候，抬起头来仰望苍穹，红日仿佛就在你的头顶上；低头俯瞰脚下，蒸腾的云雾正在半山腰缭绕弥漫。“红日”后之“近”字，“白云”后之“低”字，都极有力地衬托了华山的高耸与陡峭。

　　这首诗在写法上有两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对仗工整、严谨，没有一丝一毫的刀斧痕迹。二是炼字精准，不着任何痕迹地衬托了华山的高耸、巍峨与陡峭，如前两句中的“只有”、“更无”和后两句中的“近”、“低”，都用得十分精准，十分巧妙。无论是对仗修辞手法的运用，还是遣词炼字的功力，都说明了绝非等闲之辈所能为之，教人不敢相信它竟然出自于一个七岁孩童之口。

　　在同时的朋辈诗人中，韩愈推重的莫过于孟郊，他曾称赞道：“及其孟郊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盛赞其艺术构思之精巧。艺术构思是很重要的，有时决定着创作的成败。比如说写女子相思的痴情，这该是古典诗歌最普遍最常见的主题了，然而，艺术构思不同，诗的风貌也不同。薛维翰《闺怨》：“美人怨何深，含情倚金阁。不笑不复语，珠泪纷纷落”。此诗以落泪写怨情之苦，构思平平。李白笔下的女子就不同了：“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这首诗也写掉泪，却说希望丈夫回来看一看以验证自己相思的情深（全不想到那人果能回时“我”将破涕为笑，不可能有泪如泉），这傻话正写出十分的情痴。但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诗却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致使“太白爽然若失”（见《柳亭诗话》）。因为武后已有同样的构思在先，李白的诗句尚未能出其左右。孟郊似乎存心要与前人争胜毫厘，写下了这样一首构思更为奇特的“怨诗”。

　　此诗写的是一位女子对远游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诗人既没有叙写思妇独守空房的凄凉感受，也没有刻画她零泪叹息的忧伤情貌，而是通过女主人公一种新奇的设想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全诗在艺术构思上独辟蹊径，用“芙蓉花”被泪水浸死的假想之词将闺中怨妇的哀怨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诗女子要求与丈夫（她认定他也在苦苦相思）来一个两地比试，以测定谁的相思更深。相思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大小，没体积，没有形象的东西，测定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女子想出的比试的法儿是十分奇妙，十分匪夷所思的。她要试着把他们两个人的眼泪，各自滴在莲花池中，看一看今夏美丽的莲花，将为谁的泪水浸死。在她心目中看来，谁的泪更多，谁的泪更苦涩，莲花就将“为谁”而“死”。那么，谁的相思之情更深，自然也就测定出来了。这是无比傻气的话，又是无比天真可爱的话。池中有泪，花亦为之死，其情之深真可“泣鬼神”了。这一构思使相思之情具象化。那出污泥不染的莲花，将成为它可靠的见证。李白诗云：“昔日芙蓉花，今为断肠草”，可见“芙蓉”对相思的女子，亦有象征意味。这就是形象思维。但不是痴心人儿，就想象不出。可见孟郊真是“刿目鉥心”、“掐擢胃肾”而为诗了，这显示了其奇绝的想象力，也说明韩愈的品藻是孟诗之的评。

　　“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顾敻《诉衷情》）自是透骨情话。孟郊《怨诗》似乎也说着同一个意思，表达着同一伤痴情，但他没有以直接的情语出之，而假景语以行。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样写来更饶有回味。其艺术构思不但是独到的，也是成功的。诗的用韵上也很考究，它没有按通常那样采用平调，而用了细微的上声“纸”韵相叶，这对于表达低抑深思的感情十分相宜。

　　《江楼曲》是一篇思夫之作。从作品描写的情况看，女主人公的丈夫，可能是在江陵的从商者，经年不归，因而使得妻子百般思念和难堪。

　　首四句虽无肖像描写，却典型地突现了一位思妇的形象：“楼前流水江陵道，鲤鱼风起芙蓉老。晓钗催鬓语南风，抽帆归来一日功。”这显然是写她登楼所望，心有所想。这里虽没直说女主人公的幽怨，但幽怨之情已分明可见。既然“楼前流水”直通江陵，那么“江陵”自然也是直通“楼前”，这样便利的水上交通，而竟然丈夫未归，这不能不使她生怨。“鲤鱼风起”，这也正是古人所谓“见秋风起”而思归的时刻，就连晋代在外为官的张季鹰，都因此季候自动罢官归里，而丈夫却不见回来，这又是一层怨情。一个夫君在外的青春女子，见荷花在秋风中变老，不能不生出“荷犹此变，人何以堪”的悲叹。一个“老”字，写出了她心中的无限幽怨之情。后两句更进一步写她的动作细节和心理；也许是她晚上做了一个好梦，梦见丈夫今日归来，因而一大早便起来梳洗打扮。“晓钗催鬓”是写她见曙色而早起急忙梳妆的情景，一个“催”字，写出了她急理云鬓、忙插花黄、又生怕误了迎夫婿的动作和心态；“语南风”三字，又写出她盼夫情切到见夫未归时的自言自语之状。而“抽帆归来一日功”简直变成了对丈夫遥遥的责问。这里表现出她不可扼制地责怨。由此不难看出，首四句字面温和，似乎未见怨言，但细分析却内含着几层的幽怨和责问，这责怨又深深地蕴含着她对丈夫的深情厚爱。

　　好的诗歌总是波澜起伏。中四句掉回头来，回想丈夫出外贸易的苦辛，以及她对丈夫的体贴之情。“鼍吟浦口飞梅雨，竿头酒旗换青苎。萧骚浪白云差池，黄粉油衫寄郎主。”从这四句之中，起码看到了两层意思：第一，她江楼盼夫归，非只一日，亦非只一月；至少是由春至夏，又由夏至秋，思夫的痛苦，折磨了她多么长久的时光。第二，她时时思念着丈夫，也时时疼爱着丈夫，无时无刻不惦念着他的生活、起居；梅雨中遥寄黄粉油衣，这分明寄去了一片爱情的赤诚之心。将首四句和次四句联系起来看，就将“相思”和“厚爱”联结成了一体，这就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厚度，同时也是为了末段的描写张本。

　　末四句将女主人公的思夫之苦表现得更为深致曲折：“新槽酒声苦无力，南湖一顷菱花白。眼前便有千里愁，小玉开屏见山色。”这几句颇具画家和摄影师的表现技巧，语言简括而情致遥深。“新槽”句，显然是写女主人公在极端苦闷之中，想借酒遣愁；但她喝了槽床新沥的美酒佳酿，愁绪却并未因此而稍减，因而发出“新槽酒声苦无力”之慨叹，这就用形象的举措表现了她“借酒浇愁愁更愁”的绪怀，显示了她的愁情难遣。“南湖”句，是写她想观南湖佳景以散愁。回想当年，夫妻双双游湖，见到的是湖水澄彻，少女采莲，鸳鸯戏水，真是心旷神怡，令人陶醉。而今想借观南湖散心，不仅是只身孑影，而且眼中所见，冷风飕飕，荻花瑟瑟，残荷败叶，令人目不忍睹。她离开这“鲤鱼风起芙蓉老”的惨景，想开“菱花”镜以自慰，但一照明镜，便想起昔日丈夫在家之时，镜中的映像是郎才女貌相伴，鸳鸯一对相偎，因而又引起她“眼前便有千里愁”的慨叹。这“千里愁”三字，双关了两层含义：一是思念丈夫远在千里之外，不得相见；一是写自己愁绪万千，犹如千里愁云蒙心，无法解脱。因为千愁万绪，郁结心头，于是她命侍女推开屏风，以观远景而驱散结闷，但“小玉开屏见山色”，看到的遥山叠叠，无边无际，这就更增加了她朦茫的千里愁绪。为了解脱这思夫的离愁别绪，在她生活的范围之内，能想到的办法她都想到了，能试用的方法她都用过了；她想借酒消愁，结果是“借酒浇愁愁更愁”；她想观南湖而散心，结果却是“残荷败叶”更生愁；她想照“菱花”以自赏，结果却“眼前便有千里思”；她想推开屏风以观远释怀，结果却山峦重叠而更增加胸中块垒。她再也难以想出其他办法以遣愁怀了。

　　此诗的第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完全忽略去了肖像描写，而采取了略貌取神之笔。诗人从她的举止中揭示其心态，从她的动作细节中揭示其情思，以某些似露非露的心态和情思，让读者去管窥其痛苦的心情和难堪的处境，这样便使作品具备了既简括灵妙，又深致婉转、含而不露的艺术特点。

　　在诗的结构上，诗人从女主人公的目前神貌着笔，着重揭示其盼夫早归的心态和处境；第二段由目前转折到她回思其痛苦的相思之历程；第三段又回到描写其痛苦相思的画面上来。这样的构思，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深厚度，而且也显得自然而巧妙，波澜起伏而无雕琢的痕迹。

　　从诗歌的造语设色上看，也很有特色。在《诗辩坻》中记：“大历以来，解乐府遗法者，唯李贺一人，设色秾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意撰语，浑于用意。”以此评语套用在这首诗的设色命意上来，简直是恰当之极，妙合无间，像“晓钗催鬓语南风，抽帆归来一日功”，像“萧骚浪白云差池，黄粉油衫寄郎主”，不仅是一笔钩锁于两地，情与景贯通于双方，而且把闺中怀远的热情痴态，细腻而透彻地表达尽致。诗的最末四句，命意用语更加深婉曲折，细致灵妙，使人读来余味无穷。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