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廷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

　　这是一首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近代曲辞》收录《鹧鸪词》三首，有李益的这首和李涉的两首。李涉诗云：“湘江烟水深，沙岸隔枫林。何处鹧鸪飞，日斜斑竹阴。二女虚垂泪，三闾枉自沉。惟有鹧鸪鸟，独伤行客心。”李益与李涉在诗中都用了湘江、斑竹、鹧鸪等形象来烘托气氛，为所要表现的主题服务。可见《鹧鸪词》在内容上均是表现愁苦之情的，而且都须用“鹧鸪”的飞鸣来托物起兴。也就是说，《鹧鸪词》中少不了鹧鸪，此外鹧鸪在诗中还有切题、破题的作用。

　　两首诗不同之点是：李涉的《鹧鸪词》由怀古兼及游子行客之情。他充分运用联想：看到湘江水深，想到屈原的沉江自杀；看到斑竹阴阴，想到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听到鹧鸪的啼叫，触动自己羁旅的愁怀。所抒之情，并非集中于一点，而是泛咏愁情。李益的《鹧鸪词》，写一位女子对远方情郎的思念，抒情较强烈，也更集中。

　　李益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湘江一带的女子。诗的开头写她怀远的愁情，不是用直陈其事的方法来正面描写，而是用“兴”的手法烘托和渲染，使愁情表现得更加含蓄而有韵致。

　　如前两句都是用兴的手法。首句“湘江斑竹枝”又兼用典。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为舜南巡而死，泪下沾竹。这种染上斑斑泪痕的竹子，称为“湘妃竹”，又称“斑竹”。诗中人看到湘江两岸的斑竹，自然会想到这个优美而动人的爱情传说，连类而及，勾起自己怀念情郎的愁绪。正在这时，诗中人又看到引动她愁绪的另一景物，那长着锦色羽毛的鹧鸪，振翅而飞，且飞且鸣，其声凄清愁苦，听到鹧鸪的啼叫，更加重了她的愁绪。鹧鸪喜欢相对而啼，俗谓其鸣曰“行不得也哥哥”。大凡游子、思妇，都怕听鹧鸪的啼叫。看到听到鹧鸪的飞鸣，自然会使这位思妇的愁怀，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着诗句自然地过渡到“处处湘云合”一句，以笼罩在湘江之上的阴云，来比喻女主人公郁闷的心情。以阴云喻愁怀，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艺术手法。《文镜秘府论·地·六志》引《赠别诗》曰：“离情弦上急，别曲雁边嘶，低云百种郁，垂露千行啼。”释曰：“……上见低云之郁，托愁气以合词。”《鹧鸪词》的“处处湘云合”，既是对实景的描写，又巧妙地比喻女子愁闷的心情。

　　诗的前三句，诗人用湘江、湘云、斑竹、鹧鸪这些景物构造出一幅有静有动的图面，把气氛烘托、渲染得相当浓烈，末句突然一转，向苍天发出“郎从何处归”的问语，使诗情显得跌宕多姿而不呆板。它写出了主人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我们仿佛看到她伫立湘江岸边翘首凝望的身影，感觉到她盼郎归来的急切心情，人物与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一致，绘出了一幅湘江女子怀远图来。

　　这首诗清新含蓄，善用比兴，具有民歌风味。抒情手法全靠气氛的渲染与烘托，很有特点。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共同主题是赞美从弟李之遥，而讽刺势利小人，从而反映出世道交恶，贤者被弃，佞臣得势，道德友情沦丧，一切均以势利为轴心和转移。李白身受其害，故借赠诗抒感概。第一首诗写完之后，犹未尽意，故又以第二首补足之。两首诗呈现出不同的描写重点，然而又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完整艺术整体。

　　第一首基本是以七言为主的古体诗，全诗三十二句，可分三个大段落。

　　第一段共八句，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开端的五言四句为第一个层次，直叙少年不得意，潦倒而无安居生活之业。愿意追随古代任公子之后，投钓东海，钓得能吞进舟船的巨鱼，以饱天下之人，而不作追逐功名利禄之徒。任公子是《芪子》一书中所引用的寓言人物：任公子作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蹉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饱）若鱼者。这四句五字句，一气贯下，借用郦生与任公子的两个典，说明自己志在济世任侠，然而却失意落魄。因而欲步任公子后尘，鄙弃名利，听任自然，相信自己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创主唐代的任氏之风俗。这就使李白少年时的形象与精神，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暗含着理想与志向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坚持理想志向，而绝不作势利小人，保持淳美的人性本色。体现着世不容己，己也弃世。他在《古风》（其十三）诗中也表现了与此相似思想：“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暗示出失意落魄的主客观的原因，矛盾的双向性。接着诗人运用七言四句，由前面五言句式的音节短促与凝重，而转为音节舒缓与和平，抒写失意后的生活和行为。经常是饮酒抒忧，追逐徜徉，名山胜水，追求天真的人性美。从此逐渐使壮心与功名相分疏。这正像美好的兰花生在山谷中而不会遭人锄掉一样，保持着它的自然美；又正如围绕高山上端的白云，自由地翻卷与铺张。这四句是写入长安前的生活，暗示出以隐求仕，而不汲汲于功名。追求的是人性自由、适意生活的清真美，从名胜山水风景中吸取美的力量。兰生谷底是反用《三国志·蜀志·周群传》中“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典故，暗示出在朝廷，权贵是容不得贤人君子的。兰花是比况贤人君子的。例如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描写，比托贤人君子。贤人君子只有在山乡水国才有自己生存的天地，自由的王国。总之这八句诗是李白的自画像，自抒心志，真率自然，发自肺腑。为少年以后与入长安之前的李白作了评介，形神欲出。

　　全诗的第二段是从“汉家天子驰驷马”至“象床绮席黄金盘”，共十二句，每六句分为一小节，又为一层意思。这段诗的前六句是写李白被征召入京与谒见唐玄宗的隆重盛况。汉家天子是代指唐家天子唐玄宗，派御用的高车四马，像当年汉武帝迎接从蜀地来的司马相如一样，迎接李白。李白进入九重宫门，于金殿上拜谒当今圣君皇帝。皇帝龙颜笑逐颜开，天下人就像沐浴春风一样，受到皇恩的抚育。金殿里左右站班的大臣都高呼万岁，叩拜皇帝、祝贺皇帝征召了一位隐逸失意的贤材。这六句诗是铺陈叙述，但又重点突出，突出皇帝的重视。以赤车驷马相迎，龙颜高兴，群臣高呼万岁等细节，渲染气氛，烘托自己的形象的高贵，超卓拔群，荣耀至极。然而这仅是谒见初的情景。接着诗人又用六句，描绘自己供奉翰林的情景，皇帝垂青，自己大展英才。自己供奉宫内翰林院，执笔草拟皇帝的诏书，受到皇帝的不时注目，焕发出赏识的眼光。宫内藏书的麒麟秘阁威严高峻，自己在这皇帝秘阁中读书，接受皇帝询问，没有谁可以得到这种荣誉，恐怕连看到这高峻的麒麟阁都难。回忆当初承受皇帝恩惠时，进入了右银台门内的翰林院供奉，又独自在金銮殿上草拟皇帝文件。出宫门随侍皇帝，乘有雕饰精美的马蹬与镶白玉的马鞍的御马，在宫中坐的是皇家椅子，用的是皇家御用黄金盘。这六句诗是说明自己志大才高，得到皇帝的信任，满面春风。荣极一时，盛极一时，享受到人臣的极誉。这六句诗采用间接描写，从皇帝眼睛垂顾到环境的烘托，传神地状出自己内心活动和心境昂奋。这与第一段落魄失意的心境构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又是不慕名利，以高尚节行与大智大才，自然得到的荣誉。这无疑地是诗意发展、诗情的延伸。

　　全诗第三段是从“当时笑我微贱者”至“可见羊何共和之”也是十二句，每六句为一小节，为一层意思。前六句是写被逐出长安，饱尝世态炎凉冷暖之苦。诗人说：回想我在朝廷时，原来笑话我出身卑贱而白眼看我的人，现在却一反常态请求我接见，与我交朋友，欢聚在一起。可是当一个早晨我上表章，托病请求还山时，旧日与我交欢相知心的人，没有几个人了。门前送我以礼，随后即关紧门。这些人就是有势就交，无势就改，反复无常。这六句表面上是写自己失势前后的人情关系的变化，透视出势利小人的丑态与趋炎附势的卑鄙灵魂。反映出民族的传统淳朴美德，正被势利小人所践踏，世风浇薄，孕育着社会危机。鄙视、悲愤，感叹之情与探求人生的传统美德等交识在一起，很能感发人意。“当时”，“畴昔”，“今日”相钩连、六句诗意脉一贯，曲折相续，对比鲜明，个性突出。后六句扣题，赞美从弟李之遥始终如一的交情。诗人对他说：对比之下，你的友情如山岳一样始终如一而心不改变，如云雾随着高山一样迷失掉它的所作所为，你不为邪恶云雾所动。云雾是象征着社会炎凉世态，邪恶势力。你与我之间情谊，如当年谢灵运与谢惠连兄弟间关系，才情相用。由此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梦得‘池塘生春草’”这首诗的价值。随着社会阅历之深，而不断地增长它的价值。别后，希望你看到这从遥远地传递去的我的诗篇，也能像谢灵运登临海峤赋诗寄给他的族弟谢惠连一样，和像羊璿之，何长瑜一样的诗友相互唱和。前两句用比喻象征，描绘友情淳真。后四句用典故，谢灵运赏识他从弟惠连之才，相互切磋切琢。当他写《登池上楼》诗时，于梦中见到谢惠连而忽然得到“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羊璿之、何长瑜是谢灵运的诗友，谢灵运又作《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一诗。李白用典比况自己与李之遥兄弟情谊，知音友情。预想李之遥接到此诗，诗友共唱和，又颇感欣慰。第二段所引爆出的悲叹之情迅速转化为平和愉悦，为世上有知音的兄弟而自豪!于此结束全篇，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全诗看似平常，无动人的描写，又乏雕饰词句。章法自然，以情运思，构成了失意——得意——失意——自慰的意脉，于平易中数见曲折，自然天成。

　　全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看似竹筒倒豆，事无巨细，倾泄而出；实则匠心独运，以客观环境与人物描写，兼巧用典故，从今昔对比中，以刻画自己的心象，从两种对立的人格中，歌颂淳朴清真的人格美，以自己与从弟之遥当之。反衬与贬抑势利小人的丑恶人格及其卑鄙的灵魂。进而透视出世风浇薄，贤者被弃的社会悲剧，表现盛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这种平易自然，亲切感人，于不见技法中，悟出社会人生的道理，非常深刻。

　　其二诗则转笔重点写李之遥。宋本《李太白文集》在此诗题自注：“时因饮酒过度贬武陵，后诗故赠。”全诗由此生发，刻画李之遥的性格与形象，及其被贬的原因和诗人评价。在组诗结构上是对前诗作重要的补叙，使李之遥形象光彩照人，与李白正好如一对玉人，相映相衬，天真淳美，然而却都不容于世。

　　全诗八句，前四句为一个层次，后四句又为一个层次，意脉绵密，严整无痕。

　　前四句写李之遥思想与性格，作者并不直接述出，而是采用以古托今的笔法，在古今人相映衬中，托出南平太守李之遥如魏晋初的大诗人阮籍，不满意朝臣的倾轧与司马氏诛杀异己，而以酒浇愁，冷眼注视现实，佯狂处世。淳美人性，托之于美酒，而无意于功名利禄，不以专城的郡守职务为重。这与魏晋时的阮籍是十分相似的，故诗人说今古两步兵。阮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沉醉日多。听说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这四句以古今对比手法，既刻画李之遥的形象与性格，也暗喻伤酒而被贬。伤酒又如阮籍不满意现实，而又无力挽狂澜，以酒消忧。开端两句平平叙出，但却拓展时空，今古相接，比之单写李之遥却有较丰富的意蕴，赞美之情是今亦是古，今古相重，凝重浓厚。

　　后四句一转，写李之遥因不顾专城，只爱酒，而被贬武陵。使诗人联想陶潜所写的《桃花记源并诗》，于是就化用这一典故，铸成后四句的美好诗意。诗人说：你去的武陵，就是晋大诗人陶潜所写的桃花源，不知你今后要到这里多少地方寻找桃花源世界。那里的避世乱的秦人，像故旧的相识，出门笑脸相迎你。这四句诗再用陶潜理想与人格托喻李之遥，再次渲染他的人格美，追求理想社会境界。这一用典使李之遥形象增加了光辉。更可贵的是使典故内容与诗意融合无间，塑造一个优美的社会环境。自然美、人情美异于冷峻的现实。注入了诗人的浪漫理想，然而它又植根于现实，并非空中楼阁，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即。

　　这首诗热情洋溢，气贯全诗，逐层蓄积，赞美，回护，预测，构成感情的流程，心潮逐浪高。古今未来时空相续，关心体贴挚爱之情，无以附加。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不深思就体味不到这种深邃的情思。

　　这两首诗一长一短，看似不相称，实则各自得体，各尽所职，言近旨远，相得益彰，俱为精品。可参读《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以对此诗有更深刻的理解。

　　东京即汴梁，北宋首都，“梦华”即黄帝梦华胥之国，书名中已见南渡后缅怀北宋盛时的情怀。文中先追忆汴京之繁盛，从人物繁阜和四季佳节着笔，极而扬之；继而转为靖康之后避地江左的情怀，又见抑之。一扬一抑，从“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则可见对苟安的不满和警示，非独抒发《黍离》之悲而已。此文善于以骈句铺排，又作长短变化，在前后对比中可见感情起伏的节奏。陈述虽多，却言简意赅。

　　“序”的文体特点，规定了对全书内容的概括性特征；序文作若的写作目的和心态，规定了序文的感伤主义情绪性特征。它不是巨室大户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上述两种特征也具体规定了全文对衬型的结构框架，以靖康之难划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域，在文中以“一旦兵火”为语言标记，前面文词艳丽，后面笔绪沉抑，对衬型的结构框架逼发出作者黯然神颓的感伤主义情怀。对比越强烈、越尖锐，黍离麦秀之思就越鲜明、越深刻。

　　一开始交代“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梁桥西夹道之南”，“宦游”后“卜居”是一种选择，选择京师是因其地繁华所致。时间和卜居地点交代得如此清楚明白，是为了说明《东京梦华录》及其序文是以作者的亲见亲闻为基础的，增添了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感。“渐次长立”，虽说的是逐渐大了的年龄，但应与“太平日久”的时代相联系起来看，说明北宋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繁荣期。从“正当辇毂之下”开始，文章就进入词富竞彩的描述字。“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譬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垂髻”和“斑白”对举，“鼓舞”与“干戈”互文，分别从两类层次的人物上说明，以“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说明承平日久；“垂髻之童，但习鼓舞”又暗含着“不识干戈”，这些都是稳定繁荣的具体表征。前述序文具有概括性特征，作者把全书的具体内容浓缩在序文之中。因此，序文的所有描述文字都经过了高度提炼，而提炼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不用散化，而用骈体，基本上一个语言单位就表示出一种景象，并不具有一定的外在逻辑联系，如同七宝流苏，驳杂纷呈，统一于对汴梁胜景的描述，是全方位的光束投射，集合在一个光点上。“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总述一笔。“灯宵月夕，雪际花时”是泛指；“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是特指。然后，以凝炼而蘸满色彩的文词描述了喧闻而纷纷的景象。用“举目”统领下文，“楼”、“阁”、“户”、“帘”都是实在性物象，但作者却以“青”、“画”、“绣”、“珠”加以修饰，增添了感官印象性和色彩感。作者用“天街”、“御路”、“柳陌”、“花衙”、“茶坊”、“酒肆”，涵括了当时汴梁城的所有领域，繁声竞响，光影满目，既有图景描述，如“竞驻于天街”、“争驰于御路”，又有色彩点缀，如“金翠耀目”，且有声响渲染：“新声巧笑”、“按管调弦”。

　　然后，作者把笔墨推宕开去：“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转入美食享用的描述：“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不仅有美食果腹，而且身居京师，眼福匪浅。上而至于亲睹龙颜，下而至于“观妓籍则府曹衙署，内省宴回”，并能“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所有这些描述，颇有点汉代大赋遗风，从九重之尊至勾栏瓦肆，尽行罗织；社会各领域，一齐展现，似为北宋汴京的百科全书，又似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是一者是语言事实，一者以线条为媒介而已。作者铺张扬厉，河倾海溢，种种物象进跳在笔触之间，奔赴纸面，铺排在一轴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焰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浮靡，犹不足以尽感官之满足。这是一种社会占有欲的统治心理反映。所以，作者一笔加以总括：“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它虽有汉赋风味，但无汉赋的臃肿和堆垛，物象的概括尚较简洁，语言的结构更见灵巧，以四字结构为主，又间以对衬性长句的调剂。不全用骈俪，首尾均出之一般散句。同时，它不是物象的横堆竖码，现象的滥撷乱取，而是字缝之间潜伏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因此，笔锋一转，意象陡变，情绪暴落，“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桑榆”与前文“渐次长立”对应。处于凄寒环境、垂暮老境、牢落心境中，更易萌发思旧之念，便油然“暗想当年”。今昔的巨大反差，越回忆，则越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和压迫感，因此，对衬型的环境、心境结构便汇拢到这里绾合起来：“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遂成为全书最有感伤意味的笔墨。

　　序文对全书内容作了提纲絮领的概括，所有描述各自在书中有具体体现；它不是纯然罗列现象，而是满含着沉痛情感的回顾，布满了愁云惨雾，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形成了全文概括性和情感性的结合特征。

　　开头的“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似乎是写眼前景，——他们会饮的大明湖水亭外不也正有千余株杨柳，枝条低拂水际吗？但第四句的“江干”（长江边上）一词却暗示了此首所写仍是第一首所歌吟的“白下门”，诗人只是从眼前的景色联想到南京的杨柳罢了。

　　其下四句则曲折地显示南京的破败与荒凉。把“荷”与“镜”联系起来，出于梁代诗人江从简的《采莲词》：“持荷欲作镜，荷暗本无光。”寻是讽刺当时宰相何敬容的无能的，以“荷”影“何”。王士禛却只是利用“荷”与“镜”的这种关联，由“浦里青荷”想到了妇女用的镜子。“中妇”一词出于陈后主《三妇艳词》的“大妇上高楼，中妇荡莲舟，小妇独无事，……”是妯娌三人的中间一人，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到了中年。诗题为“三妇艳”，这当然也是一位艳妇。

　　第四句则出于古乐府《黄竹子》：“江干黄竹子，堪作女儿箱。”所以，这两句是说，在南京，伴随着万千杨柳的，是可以使人想到年轻，漂亮的妇人所用镜子和少女箱子的青荷与黄竹。南京本是有许多美丽的女性的地方，她们也常见于诗人的歌咏；而今却只能由青荷而想象对镜的“中妇”，由黄竹而想象使用箱子的少女，却再也见不到那许多美艳的妇女了。

　　“隋堤”本指隋炀帝所开通的运河堤岸，在堤上筑有供其行幸所用的道路，路边植有很多柳树。这里借指南京杨柳众多的水边大道。第六句“不见琅琊大道王”下有王士禛自注：“借用乐府语。”“乐府”指古乐府《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裲裆。”此处以“琅琊大道王”借指穿着华美衣衫的贵家少年。总之，以前在南京经常看得到的艳丽妇女、贵游子弟，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只有行将摇落的大片杨柳，伴随着青荷与黄竹，满目荒凉。

　　末两句则用唐代白居易《杨柳枝词》的典故。白居易的原诗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永丰坊为唐代东都洛阳的坊里名，白居易曾寓居洛阳。又据孟启《本事诗》：“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国为《杨柳》之词以托意。”孟启听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它在古代文人中却广泛流行。因此这两句是说：像过去那样的生长着娇嫩的杨柳——丰艳的青年女性——却令人深感青春的浪费、夭瘀的悲惨场所，现在也已成了值得羡慕的“风景地”，倘若有幸经过，就应“含情重问”。因为那里还有青春，虽然是悲凉的青春；而今却已压根儿没有青春了。——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洛阳”实暗寓南京。洛阳为唐代的第二个首都，南京则为明代的第二个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