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张元康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开头两句反意点化运用唐代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句,扣题写当前别情,非常深厚的父子别情。这不仅点明了“省亲”的缘由,而且点明了“省亲”的走向。君去的地方正是经过秦川再往西走的“阳关”。言辞双关,情意绵绵。第三、四句写张氏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即是用“白马”,“皂貂”等贵重物品厚待,留也“留不住”。“回首处”,想象中自己与对方分手后的景物,凤翔城将看不见了,所能见到的是“天霖雾”,所能留下的是天际的空旷,对词人的思念,颇有人去城空的孤寂感、悲伤感。
下片写想象中张元康到达家前后的情景。第一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一个镜头:繁华的故都长安已是落英缤纷,暮春届至。第二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二个镜头:“长安花似雨”,而故关的杨柳刚刚花絮飞舞,春光明媚。第三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三个镜头:“渐见”众多兵士带着“靴刀”,像迎接高官,列在道路的两旁,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三个镜头一叠印,恰好成为张元康省亲美好的大背景,于是立刻推出第四个镜头,即张氏到家后,出现如“风流膝上王文度”似的或泪流满面,或相对无言的镜头。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张氏父子那种天伦之乐趣感动众乡亲的场面。这是不同寻常的父子关系,而且集典型化了的中国传统人伦美的血统关系。与开头对照,叫人喊出“一曲《阳关》情几许”的动人心音。
全词,以人物行为为结构线,把友情与亲情编织成为一曲“西出阳关有故人”之颂歌。尤其下片的几个镜头极为迷人:“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靴刀迎夹路”,“风流膝上王文度”。这里充分揭示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是真善美;乡情、友情和亲情比什么都重要的这一朴素的真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首《阳关》曲感情多么深厚啊,知道你又想去秦川。要离去的人挽留不住啊。回望分手的地方,因为天飘降霏霏的雾,看不见孤城。
估计到达目的地时,正是暮春时节,长安花落如雨。古老的关隘杨柳絮刚刚飘飞。渐渐看见下属官员左手握刀,祷脚塞在靴筒里到郊外夹道欢迎你。谁能比得上王文度被父亲搂抱着坐在膝上这样的美事呢。
注释
渔家傲:词牌名。又名《吴门柳》《忍辱仙人》《荆溪咏》《游仙关》。 张元康:疑为张果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凤翔监承事,熙宁五年(1072年)台州黄岩令。省亲:探望父母。
秦州:甘肃天水、陇西等地。
几许:好多。
秦川:古地区名。泛指今陕西、甘肃的秦岭以北平原地带。因春秋、战国地属秦国而得名。
皂貂:指黑貂制成的袍服。
回首处:回望分手的地方。
川城:指凤翔府城。
霖雾:下雨后林间飘起的雾气。
到日:到达的日子。
长安:古都城名。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故关:古老的关隘。指今甘肃清水县陇关。
靴刀:一种置于靴中的短刀。下级官迎上级官时,“皆绒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祷靴,迎于道左”,以全副武装的隆重礼仪迎接。
夹路:列在道路两旁。东坡《同王胜之游蒋山》诗:夹路苍冉古,迎人翠麓偏。
谁得似:谁能比得上。
风流:传为美谈的韵事。
王文度:《世说新语·方正》说王文度的父亲王兰田(名述之),“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置膝上。”而文度当时已有儿女了。
此词约作于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三月。苏轼时年27岁。是时,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与监承事张元康甚友好。三月,张省亲回秦州,苏轼写此词送之。
上片写张元康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开头两句反意点化运用唐代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句,扣题写当前别情,非常深厚的父子别情。这不仅点明了“省亲”的缘由,而且点明了“省亲”的走向。君去的地方正是经过秦川再往西走的“阳关”。言辞双关,情意绵绵。第三、四句写张氏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即是用“白马”,“皂貂”等贵重物品厚待,留也“留不住”。“回首处”,想象中自己与对方分手后的景物,凤翔城将看不见了,所能见到的是“天霖雾”,所能留下的是天际的空旷,对词人的思念,颇有人去城空的孤寂感、悲伤感。
下片写想象中张元康到达家前后的情景。第一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一个镜头:繁华的故都长安已是落英缤纷,暮春届至。第二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二个镜头:“长安花似雨”,而故关的杨柳刚刚花絮飞舞,春光明媚。第三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三个镜头:“渐见”众多兵士带着“靴刀”,像迎接高官,列在道路的两旁,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三个镜头一叠印,恰好成为张元康省亲美好的大背景,于是立刻推出第四个镜头,即张氏到家后,出现如“风流膝上王文度”似的或泪流满面,或相对无言的镜头。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张氏父子那种天伦之乐趣感动众乡亲的场面。这是不同寻常的父子关系,而且集典型化了的中国传统人伦美的血统关系。与开头对照,叫人喊出“一曲《阳关》情几许”的动人心音。
全词,以人物行为为结构线,把友情与亲情编织成为一曲“西出阳关有故人”之颂歌。尤其下片的几个镜头极为迷人:“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靴刀迎夹路”,“风流膝上王文度”。这里充分揭示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是真善美;乡情、友情和亲情比什么都重要的这一朴素的真理。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是一首赞美京都繁华,歌颂太平盛世的词篇。上片集中描写京城汴京的繁荣景象,歌颂帝王圣明,朝野多欢,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下片写词人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恣意狂荡,今天旧地重游,睹万物生情,寻找过去的踪迹,却没有见到熟知的歌女,不觉茫然。这首词作者感叹自己仕途无定,像过去那种饮酒作歌的情怀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首词用白描铺叙,以喜衬忧,以乐写哀的反衬手法,两相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落寞。
上阙中的第三韵“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三个四字句是上片叙写的中心,整个上片都在说作为“皇家” “帝居”之京城的“壮丽”、“熙盛”、“宝运”。此前之第一、二韵一短一长两句,是以无垠的天宇漫起的“祥烟”为京城布设一个祥瑞的气氛,紧扣“宝运”;此后数句则从环境与人事两个方面进行铺叙:“居门”一韵三句写王宫,紧扣“壮丽”;“太平时”两韵四句写帝都生活,紧扣“熙盛”。描写都市繁华与城市生活本是柳永的“强项”,此首上片又一次尽展此长。“居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他以清朗白昼中的“居门”,显示皇宫的气派;他以阳光照耀下的“觚棱”,显示皇宫的富丽;他以直冲天际的“双阙”显示皇宫的巍峨。寥寥十二个字,写尽了“帝居”的壮丽。
接下来“太平时”三字是从环境向人事的过渡,因了这“太平时”,“朝野”才得以“多欢”,不露痕迹地表露出歌功颂圣之意。底下的结拍一韵三句,就是对“多欢”的具体叙写了——“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街市繁荣,用视觉感受“锦”、嗅觉感受“香”作具体修饰;歌吹高扬悦耳,用“钧天”显气势,歌妓舞女美艳绝伦,用仙境仙子作比况。这些词人仍觉不够,所以“锦街香陌”之上缀以“遍”字,领起这三个四字句。这一切,真是写尽了“皇家”都城的“熙盛”。这一番笔墨,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中是很难觅得的。
下阙换头“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概括词人早年在京城的放荡生活,“狂游”二字似随手而书,但一个活生生的风流浪子形象呼之欲出。接着“再睹更精妍”一句,仅一个“再”字,明点出自已是旧地重游,因而也就埋下了今昔感怀的伏线:京城而今是“更精妍”了,而篇末最后四字——“不似当年”——一语道出词人如今的境遇已绝非昔日了。
所以下阙自第二韵始,都是层层铺写自己的“不似当年,“傍柳阴”一韵三句写自然美景“柳阴”、“花径”如昔,自己虽“傍”之而行,觅之多有,但是“空恁蝉辔垂鞭”,游兴淡漠,即使停马驻足也是枉然。这是“不似当年”之一。“乐游雅戏”“平康艳质”是玩赏地、冶游处,但接下来“应也依然”一个推测句,可知词人这时连“傍”、 “寻”的兴致都没有了。这是“不似当年”之二。昔日,柳永引许多下层歌妓为知己,如今却不思再去亲近她们,“仗何人、多谢婵娟”,想着仰仗旁人向“婵娟”表示谢罪之意。这是“不似当年”之三,且是已深入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了。于是词的最后一韵,词人用充满人情人性的话语向这些美艳的少女们表示歉意:自己因“宦途踪迹”而年老气衰,而“歌酒情怀”“不似当年”了。词人把自己内心情愫的表白通过一个“道”字,化作了对美人的致歉语,情致更为委婉曲折,在一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中,包含了词人难以言述的内心伤痛。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第一部分
从开始到“安人在求瘼”二十二句为第一部份,叙述早年之经历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开篇诗人就截取“别京华”这一经历,将自己萧条冷落的悲凉心境倾吐出来。诗人二十岁时初到长安,踌躇满志,想在长安建功立业,但“布衣不得干明主”的现实打破了他的幻想。严酷的现实使他猛然醒悟,出生贫寒的诗人根本没有进身之机。第二句中用一“乃”字,不但表现出诗人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转折,而且巧妙地过渡到下文的叙述。在天真的诗人面前,“别京华”只是他仕途不幸的开始。紧接着“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十字,又叙写了自己以“章句”之学求仕的巨大挫折。文路不通,改走武路,诗人“单车入燕赵”(《酬裴员外以诗代诗》),欲从军边疆,沙场报国建功。他“年蓟门”而遥望,只见沙漠之茫茫,“风尘”(喻边患)之四起,痛悼时艰,“倚剑”感愤,但不料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不禁遥想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得遇雄主,驰骋疆场,建不朽之功业,垂万古之英名,自己却空怀抱国志不免感慨万分。紧接着以“拂衣”、“驱马”两个动作描写,把他对权势压抑的睥睨之态,曲郁难伸的失意之情形象地展现出来。同时,他怀着一腔愤懑走向社会下层。“沧州”(水曲之地,此指隐居者所居的地方)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迹,邯郸城廓闪动着他的身影,时而“淹留”于“酒肆”之中,时而“栖泊”于“渔潭”之上,孤独寂寞,尝尽“艰险”;人间“善恶”无不穷尽。然而,诗人“穷且益坚”,长期的挫折,更激励他昂扬奋发。“艰险”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了解,更唤起他济世救民的壮志。因此文势至此,突起波澜,唱出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的宏伟抱负。“刍荛”,本指割草打柴的人,此指广大穷苦人民,“鼎镬”,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两句意思是:我愿意拯救老百姓的苦难,谁还顾及由此而触怒当权者而遭到致命的酷刑呢?紧接着“皇情”二字,以纯朴敦厚的上古遗风,与当今“浮薄”的“时俗”相对比,证明了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任贤”“安人”“求瘼”(瘼,疾病,此指人民的疾苦)的具体措施。以上六句,言简意赅,可谓诗人一生政治理想的纲要。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故交”以下六句。先宕开一笔,以己及人,回应“酬薛三据”的题旨,继而以“灵奇”赞其不同凡俗的才气;以“謇谔”颂其耿直敢言的品格;以“隐轸”夸其经世济民才略的富盛,以“建安风骨”喻其诗作的慷慨激昂,至于才能声望的“先鸣”,风度信谊的超拔和真诚,那更是有口皆碑。薛据虽“自持才名”,但不过主簿县令而已,郭微亦不过一“少府”。这不但不能一展大志,而且为“州县”琐事所羁,为地域的阻隔所“限”,连“言谑”之机也没有,只能神“驰”“贝丘”,“西顾虢略”(贝丘,今山东博兴县南。虢略,今河南嵩县西北,可能是薛郭二人所在之地),遥寄相思罢了,这其实就是对他们极大的讽刺。所以,诗人的感情再度强烈地喷发出来。“淇水”东流,“浮云”飘逝,己之理想俱“不堪托”,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一腔为国为民的热忱,使诗人不禁发出“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的强烈呼喊。最后四句,以“不然”二字再一转折,设想自己若不被赏识,决心“耕凿”一生,自食其力。如“鹪鹩”营巢,一枝足矣自况(见《庄子·逍遥游》),就不能效“鸿鹤”高飞,一举千里。这个结尾,从字面上看,似乎表现出诗人与世无争,潇洒出尘的恬静心情,其实是正话反说,他一生对政治十分热衷,决没有真正归隐的想法,诗人的愤懑之情是不难体会到的。
这首诗是诗人赠别一位相好的歌妓的,从同题另一首(“多情却似总无情”)看,彼此感情相当深挚。不过那一首诗重在“惜别”,这一首却重在赞颂对方的美丽,引起惜别之意。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姿态美好举止轻盈正是十三年华,活像二月初含苞待放的一朵豆蔻花。
第一句就形容了一番:“娉娉袅袅”是身姿轻盈美好的样子,“十三余”则是女子的芳龄。七个字中既无一个人称,也不沾一个名词,却能给人以完整、鲜明生动的印象,使人如目睹那美丽的倩影。全诗正面描述女子美丽的只有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还避实就虚,其造句真算得空灵入妙。第二句不再写女子,转而写春花,显然是将花比女子。“豆蔻”产于南方,其花成穗时,嫩叶卷之而生,穗头深红,叶渐展开,花渐放出,颜色稍淡。南方人摘其含苞待放者,美其名曰“含苔花”,常用来比喻处女。而“二月初”的豆蔻花正是这种“含苔花”,用来比喻“十三余”的小歌女,是形象优美而又贴切的。而花在枝“梢头”,随风颤动的样子,尤为可爱。所以“豆蔻梢头”又暗自照应了“娉娉袅袅”四字。这里的比喻不仅语新,而且十分精妙;又似信手拈来,写出人似花美,花因人艳,说它新颖独到是不过分的。一切“如花似玉”、“倾国倾城”之类比喻形容,在这样的诗句面前都会黯然失色。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小诗的后两句是说,看遍扬州城十里长街的青春佳丽,卷起珠帘卖俏粉黛没有比得上她。
当时诗人正要离开扬州,“赠别”的对象就是她在幕僚诗意生活中结识的一位扬州歌妓。所以第三句写到“扬州路”。唐代的扬州经济文化繁荣,时有“扬一益(益州)二”之称。“春风”句意兴酣畅,渲染出大都会富丽豪华的气派,使人如睹十里长街,车水马龙,花枝招展······这里歌台舞榭密集,美女如云。“珠帘”是歌楼房栊设置,“卷上珠帘”则看得见“高楼红袖”。而扬州路上不知有多少珠帘,所有帘下不知有多少红衣翠袖的美人,但“卷上珠帘总不如”!这里“卷上珠帘”四字用得很不平常,它不但使“总不如”的结论更形象,更有说服力;而且将扬州珠光宝气的繁华一并传出。诗用压低扬州所有美人的美来突出一人之美,有众星拱月的效果。由于有前两句美妙的比喻,这里这种“强此弱彼”的写法显然自然入妙。
杜牧这首诗,从意中人写到花,从花写到春城闹市,从闹市写到美人,最后又烘托出意中人。二十八字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文学艺术要求不断求新。因陈袭旧是没有出路的。即使形容取喻,也贵在独到。从这个角度看杜牧的《赠别》,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天才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