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送别词,宛转含蓄,情意绵长。上片写送别时的情景。蜀江春浓,双旌归去。
作者不言自己留恋难舍,而说海棠也似别君难,点点啼红雨。衬托作者惜别之情更深。
下片叮咛别后且勿相忘。“禁林赐宴赏花时,还忆着西楼否”,情深意挚,尽在不言中。
注释
注释
旌:旗的通称。
禁林:翰林院的别称。
此词上片从大处落墨,浮想联翩,幻想飞入仙府后难耐高在九天的寒冷而借浮槎寻找归路;下片继续写涛声,寓夜长愁深而梦浅的无奈其中,同时通过想象表达对光明的热切期待。全词回旋跌宕,气势雄浑,工稳严整,幻笔幽怀,情思缥缈,余意难穷。
此词上片从大处落墨,浮想联翩,由梦中写到梦醒,其间虚实相间,情景相生。奔腾澎湃的海涛声,首先引发的是梦魂飞越的海天之旅。驰骋“九万里风鹏正举”(李清照《渔家傲》)式的笔墨,神游宇宙,让梦想驾着天风,自由飞翔,扶摇直上,飞往可望而不可即的缥缈仙山。“快趁天风”不止说明风的疾速,而且突出人的快意,有如苏轼《百步洪》“险中得乐虽一快”之“快”。涛声随即又幻化成鱼龙吟啸之音。“何人唤起”三句,按此词谱式的节奏,一般分成三个短句,而从语意讽诵,则可读为“何人唤起鱼龙,叫破一泓杯影”。其中,“一泓杯影”用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句意,写梦魂飞翔天外,俯眺大海,只似杯水一汪而已。接下去,词人笔触略略点染氛围,清虚寂寞中呈现一片高寒之境。这里,词人翻用东坡《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词意,而出以问句“高寒谁省”,实含有内心深藏的孤寂。“省”是体验、领会,此境不是常人所能体会,也非词人所能久驻。因此,词人笔触一转,用“浮槎”熟典,再叙写寻觅归程,回到人间。“倩浮槎万里”以下,求浮槎,寻归路,意味着壮游奇境的结束。幻梦醒了,美好的空中楼阁消逝了,伴随自己的只有盈耳的涛声。“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有如李白梦游天姥时留下的失落感。
下片继续写涛声,以呼应开篇。海涛声又幻作琴曲遐思,涉想成连故事。千载涛声依旧,而时移物换,人间何世,即便有成连那样的高手,对沧海云涛,抚瑶琴弦柱,寻绎清冷的佳趣,今夜却不堪重听了。其中,“愁深梦浅”点出词人无端的心事、难抒的积郁,而其具体意蕴究属怀知音还是伤逝者、悲时局还是感身世,抑或兼而有之,已无从实指。接着再由漫漫长夜孤枕听涛拟想明朝“雪昏云醒”光景。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有“昏昏雪意云垂野”之句,这里说“雪昏云醒”,着一“醒”字,厚积的云层似也通宵不倦地在酿着雪意,选字可谓新警,与史达祖《双双燕·咏燕》‘‘看足柳昏花暝”的名句正堪并传。云情雪意,通力营造沉寂、凝重的氛围,折射出人的心态。但是读下去却又不是一味清愁不断,词的最后出现了对未来的壮美憧憬,对光明的热切期待。路转峰回,词人业已自行解开了连环情结。词人笔下的“待净洗扶桑,冲融立马,看风帆稳”,造语新奇,涵盖时空,扫尽阴霾,更新物象,隐寓的是“天容海色本澄清”(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超旷胸襟,高咏的是从容立马看风帆的非凡气概。此种胸襟气概,此等朗吟健笔,本身即具美感,即饶具魅力。
全词回旋跌宕,气势雄浑,工稳严整,幻笔幽怀,情思缥缈,幽幽折折又若断若续,将闻海涛声的所思所感细腻传出,余意难穷。
(一)
第一首先写草堂,举其四景:堂西的竹笋,堑北的行椒,园中的梅子,久七前的松树。诗人处在这远离闹市的幽静环境之中,因看到园中将熟的梅子,便想到待梅熟时邀朱老一同尝新;因看到堂前的松树,便希望和阮生在松荫下尽情地谈古论今。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草堂的爱赏,以及他对生活的朴素的要求。他久经奔波,只要有一个安身之地就已经满足了。显然,这首诗虽属赋体却兼比兴,于平淡的写景叙事中寓含着诗人的淡泊心情,以作为组诗之纲。当时杜甫因好友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足证严武在诗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这里他所想到的草堂的座上宾都不是严武,而是普普通通的朱老和阮生。这就可见诗人当时的心境和志趣了。
(二)
第二首诗写浣花溪,状其水势浩大,借“欲作鱼梁”而抒情,非真“欲作鱼梁”也。因为“作鱼梁,须劈竹沉石,横截中流,以为聚鱼之区,因溪有蛟龙,时兴云雨,故公不敢冒险以取利。”(《杜诗详注》卷十三引)对此解说,浦起龙《读杜心解》认为“是为公所愚也”。他说:“须知‘蛟龙,之想,只从‘云覆、‘雨寒,生出,值云雨而墩起文情也。”是有道理的。但浦氏以为这首诗“为作鱼梁而赋,而自况不凡”,则未免有点牵强。其实,这首诗并非什么“自况”,只是流露出诗人对能否在洗花溪畔的草堂安居下去的担心情绪。这才是“不敢安”三字的真实含意。诗人觉得自己在草堂尽管心境淡泊,无所奢求,但仍难保不测。诗中谓溪下有坟龙,时兴云雨,固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却也十分形象化,隐隐可以显示出诗人身居草堂对成都局势的担心情状。这也正是诗人当时“三年奔走空皮骨”的心理状态。
(三)
这组诗一开始写草堂的春色,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此诗两两对杖,写法非常精致考究,读起来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雕琢,十分自然流畅。把读者由眼前景观引向广远的空间和悠长的时间之中,引入对历史和人生的哲思理趣之中。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黄鹂、翠柳显出活泼的气氛,白鹭、青天给人以平静、安适的感觉。“鸣”字表现了鸟儿的怡然自得。“上”字表现出白鹭的悠然飘逸。黄、翠、白、青,色泽交错,展示了春天的明媚景色,也传达出诗人欢快自在的心情。诗句有声有色,意境优美,对仗工整。一个“含”字,表明诗人是凭窗远眺,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这两句表现出诗人心情的舒畅和喜悦。“西岭”,即成都西南的岷山,其雪常年不化,故云“千秋雪”。“东吴”,三国时孙权在今江苏南京定都建国,国号为吴,也称东吴。这里借指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千秋雪”言时间之久,“万里船”言空间之广。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襟何等开阔!这两句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境界开阔,情志高远。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拓宽了广度,使得全诗的立意一下子卓尔不群,既有杜诗一贯的深沉厚重,又舒畅开阔,实为千古名句。
苏轼曾经说过:“少陵翰墨无形画”。此诗就像一幅绚丽生动的山水条幅:黄鹂、翠柳、白鹭、青天、江水、雪山,色调淡雅和谐,图象有动有静。画的中心是几棵翠绿的垂柳,黄莺儿在枝头婉转歌唱;画的上半部是青湛湛的天,一行白鹭映于碧空;远处高山明灭可睹,遥望峰巅犹是经年不化的积雪;近处露出半边茅屋,门前一条大河,水面停泊着远方来的船只。从颜色和线条看,作者把两笔鹅黄点染在一片翠绿之中,在青淡的空间斜勾出一条白线。点线面有机结合,色彩鲜明而又和谐。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次开阔,出语雄健。全诗对仗精工,着色鲜丽,动静结合,声形兼俱,每句诗都是一幅画,又宛然组成一幅咫尺万里的壮阔山水画卷。
(四)
第四首诗为药圃而赋。王嗣爽《杜臆》说:“公常多病,所至必种药,故有‘种药扶衰病,之句。”(《杜诗详注》卷十三引)。今影印本《杜臆》元,仇氏(仇兆鳌)当另有所据。”前两句写药圃景色,种药在两亭之间,青色叠映,临窗望去,油然而喜。后两句虽也是写药物的生长情状,与前两句写药物出土,发苗及枝柯的生长过程相连,对一药物生长于隙地的根部的形状作了描绘,足见诗人对药用植物形态学的认识;但就药寄慨,与首章淡泊之意略同,却不是一般的咏物诗,更绝非某些赏花玩月的作品可比。仇兆鳌注:“彼苗长荒山者,不能遍识其名,此隙地所栽者,又恐日浅术及成形身。”浦起龙亦说:“空山隙地,萧间寂寞之滨也,亦无取于见知矣。”可以参看,以见杜甫虽因严武再镇而重返草堂,但仍担心着“不测风云”,总是把自己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毕竟不是那种忘乎一切的趋炎附势之人。
六朝诗至南齐永明而一大变,世称“永明体”,代表诗人则是谢朓,他上承晋宋,下开唐风,前人多以他与谢灵运相比。明人钟惺称二谢诗均多排语,“然康乐排得可厌,却不失为古诗。玄晖排得不可厌,业已浸淫近体”(《古诗归》)。明人许学夷也说:“元嘉体虽尽入俳偶,语虽尽入雕刻,其声韵犹古”,至沈、谢则“声渐入律,语渐绮靡,而古声渐亡矣”(《诗源辩体》)。一古一近,判然有别。小谢的“新变”即使从这首短短的送别诗中也可窥其端绪。
理解这首诗,一上来就碰到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题面上是“还远馆”,而开头第一句即是“高馆临荒途”,那末两个“馆”字所指是一,抑或是二?若此“高馆”即题中之“远馆”,则所写为悬想之词;若否,则是实写送别之地的景色。揣摩全诗,细绎词意,毋宁作后一解为是。
首联分别从高、远两个方面描写了送别的场景:荒郊野途,高馆孤峙,清流映带,长路迢递。馆,即客舍,安顿宾客的馆舍,可能江水曹暂寓于此,如今他又要到更远的馆舍去,诗人将与他举袂相别。荒凉凄清的景物渲染出一种离愁别绪。此处着一“带”字尤为传神:那潺湲的清流仿佛将眼前的道路带向了遥远的地方,在离人的心上更添一层渺远迷茫的情思。次联则交代去者的怀归之情。“流思”,即思绪飘忽不定,流荡无住之意;“怀旧望归客”则为“流思人”之同位语。“怀旧”,怀念旧邦或亲故之意;“望归客”,渴望归去之人,是为偏正结构,非动宾结构。此联透露出江水曹的游宦生涯,此行所去,只是远馆,而非故乡,故而客中作客,无慰“怀旧望归”之情,只能更增羁旅情怀。但是诗的第三联并未循此而生发开去,而是重又转回写景。诗人为读者展现出一片明丽的景色,那池塘春草、花树相间、红白掩映的风光确乎令人陶醉。面对如此赏心悦目的景色,人不应该离别,而应该流连忘返,尽情享受自然的赐予,但偏偏这正是离人分手的时刻。如果说首联的写景正与离情相契合的话,那么此联的写景则以强烈的反衬突现出离别的情怀。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是无可如何的现实,尾联重又归结到送别之意。“日暮有重城”,时光的流逝暗示出依依惜别的深情,而高城暮色的景物又加浓了伤别的情绪。天色将晚,已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刻,故主客双方只得在“何由尽离席”的感慨中分道扬镳,诗的最后留给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喟。离席将尽而又不欲其尽,结句将惜别之情发挥得非常充分。
离别是古诗中一个陈旧的主题。这样一首主题平平的短诗,究竟透露出一些什么“新变”来呢?最突出的一点是诗人通过景物描写而抒发感情、构造意境的创作方法。汉魏古诗多胸臆语,直抒所感,古朴质实,情语多于景语,景物描写仅仅是抒情的附丽。而到了谢朓,则注意在写景中寓情,让情感蕴含在景物之中,二者不是游离之物,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成为富有情韵的意境,避免对感情作直露的、正面的表述。即以此诗而论,诗人以清词丽句描绘出一个凄清悠远而又富于色彩的境界,对别离之情几乎未作铺陈,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惜别的氛围,情绪的熏染,情感的表达是含蓄蕴藉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风调”、“神韵”。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谢的诗成为唐诗的先声。试看王维的《归嵩山作》:“晴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右丞此诗就是正从小谢诗中有所借鉴的。谢灵运也模山范水,但精雕细刻,失之板重,刻意写形,而乏情韵。玄晖则刊落繁缛,以清俊疏朗的笔调将景物构造为富有情韵的意境。于是朴拙质厚的古诗一变而为清新俊逸的近体风格。唐诗那种简笔传神的写景,情韵流动的意境,风神摇曳的格调,正是在小谢这里肇其端的。
其次,在诗歌的格律上也表现出其新变。自沈约倡“声律说”以来,诗人排比声韵,约句准篇,成为一时的风气,标志了五言古诗向近体律诗的过渡,谢朓也是这场声律化运动中的健将。严羽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沧浪诗话》)除风格而外,格律之新也是其一个方面。即以此诗论,除去押入声韵之外,其他各方面均近似一首律诗。首联对偶工切,但平仄不协,第二联不对,而第三联又成工整的对偶。这在律诗中称为“偷春格”,颔联的对仗移至首联,恰如花儿偷得春光,先春而开。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