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三友人的诗。诗中首句“黄鹤西楼月”,写得江天一色,风清月朗。次句“长江万里情”则用来衬托诗人送储邕之情,手法含蓄,耐人寻味。李白对朋友的感情是十分诚挚的。他曾在《赠汪伦》中用“水深千尺”来衬托情谊的深厚。
“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写得时光流转,故地萦怀。武昌是储邕曾游之地,却已有三十年的暌违。李白夜深怀友不眠,从西窗望见:黄鹤楼的月色,武昌城的烟树,便想起三十年前和储邕交游的情景,故说“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将储邕欲往重游的激情,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送尔难为三,衔杯惜未倾”,描绘出一幅友人储邕离三诗人到武昌的伤感惜三景致。“难为三”,意寓以离三为难。“惜未倾”,意寓惜三情深,频频劝酒,以不忍举起酒杯一下子喝空为惜。
“湖连张乐地,山逐泛舟行。”黄帝曾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所以谢朓诗云:“洞庭张乐地。”舟行处会途经多座山,好像众山在追逐行舟一般。因此,储邕前往武昌,途经“张乐地”,也是说其所途经的地方。
“诺为楚人重,诗传谢朓清”,借用楚人重诺言、诗如谢朓般清丽来寄寓诗人送三时的祝托话。楚人语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所以曹丘生扬季布之名于天下。谢朓字玄晖,有美名,昔日曾经游楚赋诗,至今传颂谢朓的诗极为清丽。可见李白与友人储邕之间情意的深切。
“沧浪吾有曲,寄入棹歌声”,借用《沧浪歌》典故,来寄寓出诗人不忘武昌之情,言自己高洁其志,不与世同流合污,充分表现了李白待人至诚之意。正如《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此诗的前四句,主要是说因送朋友而引起对武昌的怀念,中间四句是写与储邕的惜三之情,末后四句是送三时的祝托话。此诗全幅结体飘逸秀丽,自然浑成,情趣盎然。以古风起法运作排律,表现了诗人对武昌的怀念和对储邕的留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黄鹤楼西天的月亮,长江万里的流水,那就是我的心,我的情!
春风三十多次去了又来,这些年里我徒然怀念着武昌城。
现在来送你,分别实难,举起酒杯不忍一下子喝空。
山崖追逐着流荡的行舟,湖水连着黄帝置乐的洞庭。
作为楚人,你最重视自己的诺言,你的诗也如谢朓一样清丽。
我也有一曲《沧浪歌》,一边行船,一边吟唱。
注释
黄鹤:即今武汉市武昌蛇山之黄鹤楼。
“西:一作”高“。
张乐:奏乐。
诺为楚人重:司马迁《史记·季布列传》:“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诗传谢朓清:谓谢朓诗以清丽著名。
沧浪吾有曲:沧浪即《沧浪歌》。此言自己高洁其志,不与世同流合污。
棹歌:行船时所唱之歌。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诗。诗中首句“黄鹤西楼月”,写得江天一色,风清月朗。次句“长江万里情”则用来衬托诗人送储邕之情,手法含蓄,耐人寻味。李白对朋友的感情是十分诚挚的。他曾在《赠汪伦》中用“水深千尺”来衬托情谊的深厚。
“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写得时光流转,故地萦怀。武昌是储邕曾游之地,却已有三十年的暌违。李白夜深怀友不眠,从西窗望见:黄鹤楼的月色,武昌城的烟树,便想起三十年前和储邕交游的情景,故说“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将储邕欲往重游的激情,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送尔难为别,衔杯惜未倾”,描绘出一幅友人储邕离别诗人到武昌的伤感惜别景致。“难为别”,意寓以离别为难。“惜未倾”,意寓惜别情深,频频劝酒,以不忍举起酒杯一下子喝空为惜。
“湖连张乐地,山逐泛舟行。”黄帝曾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所以谢朓诗云:“洞庭张乐地。”舟行处会途经多座山,好像众山在追逐行舟一般。因此,储邕前往武昌,途经“张乐地”,也是说其所途经的地方。
“诺为楚人重,诗传谢朓清”,借用楚人重诺言、诗如谢朓般清丽来寄寓诗人送别时的祝托话。楚人语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所以曹丘生扬季布之名于天下。谢朓字玄晖,有美名,昔日曾经游楚赋诗,至今传颂谢朓的诗极为清丽。可见李白与友人储邕之间情意的深切。
“沧浪吾有曲,寄入棹歌声”,借用《沧浪歌》典故,来寄寓出诗人不忘武昌之情,言自己高洁其志,不与世同流合污,充分表现了李白待人至诚之意。正如《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此诗的前四句,主要是说因送朋友而引起对武昌的怀念,中间四句是写与储邕的惜别之情,末后四句是送别时的祝托话。此诗全幅结体飘逸秀丽,自然浑成,情趣盎然。以古风起法运作排律,表现了诗人对武昌的怀念和对储邕的留恋。
此诗当是李白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春作于巴陵(今湖南岳阳)附近。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云:此诗于上元元年春,李白游巴陵所作。
《赠柳》,其实就是咏柳。咏而赠之,故题曰“赠”。前人认为此诗有本事,冯浩并认为系为洛阳歌妓柳枝作。由于年代久远,别无旁证,真实情况,已难考知。
李商隐对柳很有感情,他的诗集中,以柳为题的,多至十几首。这一首同他别的那些咏柳诗不同,它的背景不是一地一处,而是非常广阔的地域。“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首联就从京城长安到大江之滨的江陵,写柳从北到南,无处不在,“掩映”“参差”,秀色千里。
“掩映”、“参差”,是写柳色或明或暗,柔条垂拂的繁茂景象,点出时间是在春天。由“从”(任从)到“更”的变化,把柳的蓬勃生机,渲染得更加强烈。次联“风流”、“婀娜”,则是写柳的体态轻盈。柔长的柳枝,千枝万缕,春风吹拂,宛若妙龄女郎,翩跹起舞,姿态是非常动人的。“见说”是听见别人说,包括古今之人对柳的赞赏。“来当”句是说自己见到眼前之柳的时候,正当其婀娜多姿之时,表现出诗人的欣喜之情。上面四句,从广阔的背景上,对春柳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写出了她妩媚可爱的风姿。
下面接写柳色绵延不断。一到春天,路旁堤畔之柳笼烟罩雾,葱茏翠绿,望之令人心醉。诗人的目光,正是被这迷人的柳色所牵引,向前移去,直到桥边,眼看柳色就要被隔断,可是跨过桥去,向旁一弯,却又顺着长堤,向前延伸,最后虽然眼中已望不见柳,但心中仿佛仍然见到青青的柳色向远方伸去。“行”作“行踪”、“踪迹”解。“意相随”既指春柳傍随长堤而去,也指诗人的心为柳所系,紧随不舍,最后直至青楼酒旗、柳花似雪之处。“青楼”、“酒旗”是人间繁华之地;飞花似雪是春柳盛极之时。“忍”即忍心之意,字里透露出诗人的痛惜之情。花飞似雪,固然美极盛极,然而繁华已极,就意味着离凋谢不远。两句把春柳的繁华写到极致,也把诗人的爱惜之情写到极点。纪昀评此诗云:“五、六句空外传神,极为得髓。结亦情致可思。”(《李义山诗集辑评》)这四句,意境很美,言外之意不尽,很耐人寻味。
清代王士禛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带经堂诗话》)此诗全篇八句,纯用白描,篇中不着一个“柳”字,却句句写柳。而且,仔细玩味,又会发觉它们既是写柳,又象是在写人,字里行间,仿佛晃动着一位窈窕女郎的倩影,风流韵致,婀娜多情,非常逗人喜爱。她也许是诗人的友人,也许就是诗人的情人,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分离了。咏柳即咏人,对柳之爱怜不舍,即对其所爱之人的依恋与思念。似彼似此,亦彼亦此,不即不离,正是此诗艺术表现的巧妙之处。冯浩说此诗“全是借咏所思”(《玉溪生诗集笺注》),大旨是不错的。
“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中,首句交待出地点和事件,地点为八公山。 “ 琪树丹崖未可攀”作者登高帐望,想起刘安的白日飞升,但仙境渺茫,想而不可及,心中无限渺茫。
“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作者借用黄石公赠张良的《太公兵法》的典故和淮南王珍藏记载神仙方术的《枕中鸿宝苑秘书》的故事,表示自己既不像张良那样建立功勋,也不像传说中的刘安一样日月飞升,长生不老。
“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拾九还。”直接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诉出自己心中的苦楚,“浮生所欠止一死”说明了自己在明朝灭亡之后,苟且偷生,而今天蒙受身仕两朝的耻辱,这种苦不堪言的言语,可见他痛不欲生,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不能自拔。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作者悲痛、哭骂之中夹杂着深沉的忏悔,不由得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动。
此诗感情真挚沉重,作者自己毫不保留的把自己内心的哀怨、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和国家紧密的相联在一起,无疑使他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直到生命临终一刻,他对欠“债”一事仍然念念不忘,耿耿于怀。要求死后殓以僧装,墓前立一圆石,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他不屑在墓碑上写明官衔,只愿以诗人自称,在这背后,隐藏着难言之隐。
这篇文章先概述西汉兴盛的形势和西征顺利的情况,然后假托蜀人之口说出反对通西南夷的非难,紧接着详细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高度赞美了汉武帝的功业,具体批驳了蜀人的责问,最后略写蜀人态度的转变,言简意赅。全文前后照应,结构严密,所使用的动词尤其典雅庄重,行为动作的描述相当传神,长短句交替运用,在散句中见齐整,于对仗中有变化,成功地描绘了各种形象,巧妙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创造出内情与外物结合的艺术境界。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气势充畅,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融为一体,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辉。体裁上以赋为文,铺张扬厉,想象奇特,语言繁富,描写细致,骈散相间,使得全文布局谨严,具有浑厚、刚健、激昂、壮丽的特点;行文上以问难的形式来分析和辩解事理则使全文观点集中,针对性强,在当时有其独到之处,对后代政论影响也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