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凛冽的北风吹来没有人可以抵挡,吹得街上的人和马都发僵了。
西面人家的女儿屋里生着炉子,仍然怕冷不愿下床,到中午还没梳妆。
东面人家正在富丽堂皇的室内设宴待客,有美女弹奏音乐。
精美鲜艳的丝织品合抱在四周就像围墙一样,连细小的风丝也吹不进来,熏香炉里飘散着阵阵清香。
我独自登上城楼遥望远方,还想为国家奋勇扫平胡虏。
我才智浅薄,志向远大,不自量力,以致左右的人都笑我狂放不羁。
注释
金猊:香炉的代称。
河湟:河西、陇右之地。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以武力强行占领统治了这一地区。这里代指敌占区。
才疏志大:志愿很大而才能薄弱。
西家东家:指邻居。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第一首主要是写花,写诗人惜花之情。诗从花香写起。“楸树馨香”四个字,把诗人的喜花、爱花之意透写了出来,为后面写惜花之情先垫写一笔。次句写诗人的惜花之情就应从花香的消歇着笔,但是诗人并没有这样直接写,而是变了一个角度,转了一个弯子,从花开花落立意。从花的飘落来写诗人的惜花情。 “斩新花蕊未应飞”七个字,说明他早已看见楸花纷纷飘落了。眼下,他猜想只有那刚开的花,大概还没有飘落。诗人明明早已看见楸花飘落,可是又不直说;明明是写诗人由花落引起的惜花之情,可是诗中又不把它点破。这样写来,情思表达得极为婉转含蓄。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只是含蓄地表达诗人的惜花之情,那么诗的后两句便是直抒这样感情: “不如醉里风吹尽,何未醒时雨打稀。”宁可自己在醉眠中不知不觉时,一阵狂风把花吹落,必然是不未心又亲眼看着一场暴雨将花打稀。人在落花时节本易伤情,再目睹花落,其情更难堪了。所以这两句中,一个“不如”,一个“何未”,将诗人在“醉里”与“醒时”对落花的感受进行对比,先退一步,后进一层,把诗人的惜花之情写细了,写深了,写活了。
花落而引人怜惜,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之一。这首诗虽然也是这样的主题,但构思上却有它的特色。诗人本来是由早开的花被风吹雨打尽,而引发出对新开的花蕊前景的担心;再由这种担心,而引发出诗人的惜花之情。但诗中并没有写“先见有谢者”(《读杜心解》),而是从“斩新花蕊”立意,从虚处着笔,暗写落花情景。将诗人的惜花之情,由暗到明,先退后进,写得十分深切。
第二首主要是写鸟,写诗人爱鸟的深情。人世间夫妻、朋友分离,相思情切。常常以梦幻为真实,以假为真。而一旦相见,却又往往以真实为梦幻,将真作假。如宋代词人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一词就这样写道:“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杜甫在《羌村三首》里,描写乱离中与亲人相聚也有这样的诗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首诗写的虽非尽为人世间情事,而是人与鸟的感情,但在构想上却与上举各句颇为相同。
门外沙滩上那鸬鹚走了许久,诗人无比思念。首句“去不来”三字,点出了这一背景,写出了诗人对久去的鸬鹚的思念情怀。也正因为诗人对鸬鹚思念情深,所以,诗的次句写他“沙头忽见”时,又不禁“眼相猜”,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一种去久忽见的惊喜之状跃然纸上,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此刻,他的以真疑假,正可见出他平素想念鸬鹚鸟时,以假当真的情景。这一句真可谓将诗人的情写痴了,写传神了。
这时,诗人对鸬鹚的一片深情再也抑制不住了。面对去久乍见的鸬鹚,不能让它再次飞去。在诗人的心灵里,又怎能再次承受鸬鹚“去不来”的痛苦。所以在诗的后两句中,诗人这样叮嘱道: “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从今以后,你应了解我愿意与你为友,很想常常能够见到你的心情,你就天天到这沙滩上来吧。后两句凌空一笔,将诗人对鸬鹚的深情写透了。
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少诗人在描写物我关系时,常常采用移情于物的手法,给一些无情之物以人的感情。这首诗的后两句正是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诗人的笔下,那大自然中的鸬鹚鸟仿佛会思想,感情似乎可与人通。所以他要对那鸬鹚如此叮嘱,诉说衷情。
这首诗从写诗人对鸬鹚“去不来”的思念,到“沙头忽见”时的“眼相猜”;从去久乍见的惊喜,到担心它日后再“去不来”,而殷勤叮咛“一日须来一百回”,将诗人的爱鸟之心步步写来,十分真切。将诗人由此而展开的种种心理活动写得很深很细。全诗读来,语虽平淡似口头话,却富有韵味,很有情趣。
第三首是写竹,写诗人的爱竹之意。“无数春笋满林生”,诗一开始从春笋满林写起,又是“无数”,又是“满林”,把春笋生长繁茂的情景写了出来,给人们展示出一幅充满活力,充满生机的画图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这自然景象的无比喜悦之情。
诗人知道,眼前这春笋,既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观赏的玩意儿,更不能让它们成为人们宴席桌上的美味佳肴。因为今日之春笋,正是他日之新竹;今日春笋满林,可知他日新竹万竿。此刻诗人必然是细心看护。所以,诗的次句这样写道: “柴门密掩断人行。”他要把柴门关得紧紧,谢绝一切客人。
写到这里,诗人的护笋之意已明。但是诗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诗的后两句中进一步申说: “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诗人一定要将这头批笋子看护好,使它长成新竹。宁可任客人责怪自己,也不对他的到来亲自出迎,诗的上句不仅点出了诗人细心护笋的原因,而且也写出了诗人对未来的憧憬。多么希望眼下这一根根春笋在不久的将来都能长成新竹。诗的下句“客至从嗔不出迎”,与“柴门密掩断人行”相照应。诗人在这里用“从嗔”二字贯于“不出迎”之前,深一层地写出了他那专心护笋的决心。
相传,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很爱竹,他听说吴中有一家人有好竹,便驱车前往,直到那家院内竹下观赏,“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他也不理睬。当他尽兴而去,主人才将门关上(见《晋书·王羲之传》)。因此,在唐诗中有“(竹何须问主人”的诗句)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杜甫在此却将主客关系颠倒过来,从“主不迎客”着笔,暗中反用了王徽之故事而又不露痕迹。巧妙的用意,写出了诗人对春笋,对新竹的一往情深。
全诗写竹,却从笋写起;写爱竹,却从爱笋着笔。由笋而竹,将诗人的爱竹之意写得不是浮泛,而是深沉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中写诗人的爱竹之意,不是用一些抽象的词语来表白,而是通过“柴门密掩断人行”,“客至从嗔不出迎”等具体行动来表现。这样写来,诗人的情怀显得格外实在,格外真切,也格外感人。
这首词写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刚刚到得成年就被嫁出,因其尚不解风流韵事,故而在出嫁之后不能完全适应新婚生活的情形。上片写这位少女婚前的美艳和天真,下片写她婚后的羞怯。
词的上片写及笄女孩娇羞怯懦,形态心境一一活脱画出,可谓丹青妙手。首句写女子身材,抓住腰细得只有一把,身材苗条;次句写其年龄,“方当笄岁”,才步人成年,正当豆寇年华。“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二句可见这女子性意识刚刚觉醒,才把头上两个下垂的发髻挽合在一起盘了起来,即俗称“上头”,这是从姑娘到新妇的发式变化,意思是她初做新妇。
“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新妇与姑娘在妆束上的区别是,姑娘数活泼为佳,新妇以端庄为美,所以,新妇的第一项任务学习“严妆”;再一个重要区别是,姑娘是单栖,新妇要过夫妻生活。这是用典。由于是新妇,看起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材,对性生活还有点承受不起。她那一举一动都妩媚多姿,十分可人。
词的下片,写女子不习惯婚后生活。“争奈心性,未会先怜佳婿。”过片承上片而来,是说这女子还有点像做姑娘时那样任性,没有学会疼爱自己的丈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层层展开,其心理活动的复杂与丰富活现纸上,生动如画。羞怯之中,洋溢着新婚生活的甜蜜与喜悦,简直是一幅风俗画。整个下片着重抓取了几个动作,来进一步将人物写活,使其更具立体感。一是对丈夫不懂得温存,二是不肯脱衣就寝,三是背灯而立,四是着令丈夫先睡,全然是一个不懂规矩、人世未深的孩子。结三句尤妙,但使丈夫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留下一片令人忍俊不禁且想象不尽的空间。
此词全部主旨都集中在两个字上——“娇羞”,在不同的场景、从不同的角度倾力表现了词中女性的这一心理状态。通首香艳至极,却不堕恶趣。在主题上虽未能免俗,但其对女子心性之感悟能力、描写之笔力都足以弥补这一缺憾。
有人认为柳永此度赏玩的是一位既解风情、又不失清新的雏妓,最得狎客欢心。作者无所顾忌地用俚言俗语将自己的“猴急”心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种狎妓病态心理在当时的病态社会里,反而显得十分正常,被众人、乃至社会文化所认可。
头巾气重的道学先生以为此词儇薄,斥柳永无状。不必讳言,语词相当刻露。柳词轻薄、秽亵的罪名是难以推脱的,然而细绎词意亦或是写好人家小儿女初嫁的情形,作者体味细腻真切,描摹生动传神,颇值得反复揣摩。此当是柳词中别一种笔调。
这首小令前三句点明主旨,分别从空间和时间,极言家乡路途遥远。中间三句皆是作者的眼前之景,无不映照着他那颗伤感的旅人之心。最后两句写各种声音交织一起化作离愁,致使作者一夜无眠。全曲缠绵悱恻,呜咽低回,读来令人哀愁如缕,感叹不已。
“故园一千里,孤帆数日程”,小令开篇即直写故乡的遥远和行旅的孤寂,从而引出第三句“倚篷窗自叹飘泊命”的深沉喟叹,“城头鼓声,江心窗声,山顶钟声”三句,表面上全是写景,然一片孤寂烦闷之情,却寓于这“鼓声”、“窗声”、“钟声”之中。这是一种以动写静的手法,独自一人在孤舟之中,又是夜深的江上,孤独寂寞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静极时,便越发显得这“鼓声”、“窗声”、“钟声”的响亮。反过来,这声音也越发显得夜深江上的寂静。此情此景搅起了游子的无限身世之感与思乡之情,以至再也按捺不住这一腔愁绪,便冲口而出“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
全篇寓情于景,以景衬情,渲染寂寞悲凉的气氛,表达了失意惆怅的情怀。四、五、六三句,语气平淡而意蕴隽永。“城头鼓声”,暗示时光流逝,使人易生光阴蹉跎的感慨,“江心窗声”,象征人生旅途的险恶,使人感发“世途风波恶,人间行路难”的浩叹;“山顶钟声”,则显然和唐代诗人张继所听到的寒山寺夜半钟鸣一样,使人深感客中的凄凉和惆怅。这三种声音,构成一部情调悲凉的交响乐章,发人遐想。另外,曲词的语言朴实而凝炼,工整而有节奏感。
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