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凛冽的北风吹来没有人可以抵挡,吹得街上的人和马都发僵了。
西面人家的女儿屋里生着炉子,仍然怕冷不愿下床,到中午还没梳妆。
东面人家正在富丽堂皇的室内设宴待客,有美女弹奏音乐。
精美鲜艳的丝织品合抱在四周就像围墙一样,连细小的风丝也吹不进来,熏香炉里飘散着阵阵清香。
我独自登上城楼遥望远方,还想为国家奋勇扫平胡虏。
我才智浅薄,志向远大,不自量力,以致左右的人都笑我狂放不羁。
注释
金猊:香炉的代称。
河湟:河西、陇右之地。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以武力强行占领统治了这一地区。这里代指敌占区。
才疏志大:志愿很大而才能薄弱。
西家东家:指邻居。
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宋诗更重视对画意的表现。考其原因,或许是宋代绘画特别发达,而许多知名作家又每兼具画家和诗人两种身份的缘故(顺便应该提到,宋代的题画诗也较之前代更为发达)。苏轼、米芾诸人固不必说,即如张公庠《道中》:“一年春色已成空,拥鼻微吟半醉中。夹路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残红。”郑獬《绝句》:“田家汩汩水流浑,一树高花明远村。云意不知残照好,却将微雨送黄昏。”武衍《湖边》:“日日湖边上小车,要寻红紫醉年华。东风合与春料理,忍把轻寒瘦杏花。”李显卿《溪行》:“枯木扶疏夹道旁,野梅倒影浸寒塘。朝阳不到溪湾处,留得横桥一板霜。”法具《东山》:“窗中远看眉黛绿,尽是当年歌吹愁。鸟语夕阳人不见,蔷薇花暗小江流。”都描写精工,诗中有画。道潜这首诗写蒲苇受风的声形,写蜻蜓在蒲苇上站立不稳的姿态,写临平山下,经行之处满眼盛开的荷花,也是充满浓重的画意,表现了宋诗在这一方面的典型特征。但是,诗人们所追求的诗中有画,并不是诗等于画,而是诗画相通,特色兼具。因为,一般说来,诗是动态艺术,画是静态艺术。此诗虽有画意,但强调了自然景物的声形、姿态,仍带有诗的特点,是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所以,苏轼作为对诗画都非常内行的作家,一见此诗,就为之激赏。宗室曹夫人还根据诗意画了一幅《临平藕花图》。
诗描写五月仲夏临平山下水边风光,是“诗中有画”的佳作。首句推出一个近景:一片水边的蒲草,在风中翩翩起舞,好像是在表现自己轻柔的舞姿。次句,突出描写一只或数只蜻蜓,因风吹蒲动,想要站在蒲草上,总是身不由己,站不住。蜻蜓与风蒲仿佛在互相争戏,颇有风趣。第三句,承上启下,宛转变化,补叙出前两句所写风景的时间、地点、位置,也为结句的写景作了交代和铺垫。第四句,于风蒲背后展开自近到远的风景:在山下道路两边,一望无际的荷花开满了水面,鲜明地表现出夏日江南水乡清丽动人的景色。至此,一幅大小映衬、远近有致、动静相生、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图画,便清晰而富有层次地展现在大家眼前。诗歌无一句一字抒情,却在所写景物中让读者感受到内心的闲适以及对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诗人把蒲草拟人化了,写得它像有知觉、有感情似的,在有意卖弄它的轻柔。蜻蜓欲立又不能自由停立的瞬间姿态,也写得很传神。作者静中写动,以动衬静的艺术技巧,十分高超。
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
这篇游记紧承《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七篇。文章着重写石态水容,写涧中石和树的特色,描绘了石涧溪石的千姿百态,清流激湍,翠羽成荫,景色美丽宜人,表达了作者热爱自然,钟情山水的情怀,同时又书写了胸中愤郁,对自己的遭遇表示叹息和苦闷。全文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物我交融,主体和客体并重;并且剪裁得体,收结巧妙。
第一段先交代石涧的方位,接着描绘石涧的风光。作者用较多的笔墨写石。作者用贴切的明喻,把铺满水底的石头描绘得如同一个房舍整齐、家什完备的家庭,充满了生活气息,散发看屋室的温馨。这里的泉水也奇妙无比。这段文字,使石涧的奇妙一下就显出情味来,这情味是非常悠然、清丽、明朗的。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水中世界,于是作者撩起衣服,赤着双脚,渡水过去。这里,作者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运用借喻和整齐对称的四字句,构思了一个如诗如画的意境。读起来也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如果说前面作者写的清泉美石,是用视觉和听觉感知的,这里写的则是用心灵感受到的。作者完全沉醉在这奇丽的世界里。自然而然地发出感慨。这些感慨,包含着作者的复杂的情感,既有陶醉于自然风光的快乐和满足,又有难言的忧伤和哀怨,更多的则是借石润的美好景色来自我安慰。然后交代了游览石涧的时间,是和游石渠同一天。
第二段具体描述了几处游览胜地的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和沿途的风景。从袁家渴过来,先到石渠,后到石涧;从百家濑向上游过来,先到石涧,后到石渠。石涧可以找到的源头。都来自石城村的东南,这一带可以游乐的地方有好几处。再往上走是深山幽林,越来越陡峭艰险,道路太窄不能走到尽头。
这篇游记的最大特色,就是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其实,作者笔下的石润,只不过是一条乱石纵横、流水交加的普通山涧,它既无险壑奇石之趣,也无激流飞瀑之观,甚至说不上有一点点异于其他任何一条山涧的特别之处,在一般游人看来绝不起眼。但正因为作者感情倾注,慧眼独到,故小小石涧无不成景,每一景致无不奇妙。作者是这样描写石涧的:“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这一连串的博喻,形象生动,不仅将石渠写得美,而且写得富有情节,富于联想,写得令人心馋。若床,若堂,若筵席,若阃奥,写出了石涧尺幅千里的空间的无限变化;流若织文,写出了这一空间在时间作用下的平面拓展;响若操琴,则是这一空间的立体扩散;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则是这一特定空间的限制和回归。这条小小的山涧中,有静态美,有动态美,有平面美,有立体美,有图画美,有音乐美,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
《石涧记》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是剪裁得体:详处极尽石涧之奥妙,笔触细腻,毫发不爽;略处行云流水,天地一览,如“其间可乐者数焉”“道狭不可穷也”等,无限风光,尽藏其中。其次,这篇游记的结尾不同凡响,收得十分高妙,妙就妙在结与不结之间。“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前句犹是铺扬开去,后句却陡然合起。一方面,与开头“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相照应,完整地表述了石涧之游的结束,可以乘兴而归了另一方面,“道狭不可穷也”埋藏着很多潜台词,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崔颢向以使李白也为之叹服的《黄鹤楼》诗著名。如果说《黄鹤楼》诗是以日暮思归的真挚乡思动人心魄的话,那么这首《题潼关楼》则是对雄伟山川的赞叹和由此产生的广远深沉的忧虑,表现出崔颢诗歌风格的另一方面。
开始两句“客行逢雨霁,歇马上津楼”,表现出诗人匆匆登临的情形。诗人在骑马赶路到达潼关时,恰逢雨过天晴,原本疲倦的精神忽然为之一振,于是歇马登上“津楼”(即潼关城楼,面对黄河),眺望山川。两句说明行色匆匆,写来却从容不迫,“逢”字、“上”字,安排得次第井然,而且别有一种挺拔劲健的感觉,引出下文的雄伟气势。
中间两联,写登楼眺望所见,正面表现潼关形势的险要和山河的壮美。“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前一句说从楼上望去,潼关内外,群山连绵起伏、威武雄壮地护卫着“三辅”之地。“三辅”,本指西汉时期治理长安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公元前104年(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内史为京兆尹,治长安以东;左内史为左冯翊,治长陵以北;都尉为右扶风,治渭南以西。这里的“三辅”,指唐代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后一句是说,潼关的大门紧紧地把持着“九州”。“九州”本指古代中国设置的九个州,即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这里是指潼关以东的广大地区,两句突出“关门”的险要,作者先在前一句勾勒出雄伟的山势,描绘出壮阔的背景,然后在这重峦叠嶂的背景上刻划出“关门”,前有“三辅”,后有“九州”,中间用生动形象而有力的“扼”字连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势,跃然而出。“川从陕路去,河绕华阴流。”这两句从描写关势险要过渡到交通,是上一联诗意的延伸。“川”即平野。潼关一带,在乱山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平原,从关中向“陕路”通去。“陕路”即陕州之路,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河”即黄河,在古潼关北面,黄河之水由北而南向华阴县流来,然后在潼关和对面的风陵渡之间,忽然折向东,滚滚流去,卷起滔滔洪波。一个“绕”字,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黄河的走势,形成磅礴的气势。中间四句,分别从群山、关门、川原和河流,描写了潼关的地势,这些景物组合在一起,展现出一派极为雄浑苍莽的特有境界。诗人还通过“三辅”、“九州”、川原、河流,将潼关与广袤的土地连接起来,大大拓展了诗歌意境,造成一种壮阔宏大之势,从而进一步衬托出潼关地势的险要。
最后一联,诗人融情于景,“向晚登临处,风烟万里愁。”诗人面对如此险要的关隘,眺望着雄伟的山川,不觉已晚,黄河之上、群山之中渐渐升起了暮霭,在轰然如雷的黄河涛声中,显得一片苍凉。触动了诗人的愁绪。这里的“愁”字包含着浓郁的乡思,因为作者一开始就点明了自己是在“客行”,行役之人时值“向晚”,产生思乡之念,但这里的“愁”,又不仅仅是乡思。在潼关楼上,面对从古至今如此险要的关口,作者自然也会产生怀古伤今之意。朝廷政治的腐败、藩镇作乱的迹象,都已经清楚地显露出来,诗里也隐含着作者对国事的殷忧。因此,作者在潼关楼上的“愁”,深沉而复杂。
这首诗气象雄浑,意境悲凉,与《黄鹤楼》相比,格律上更加严谨工整,手法上显得含蓄蕴藉,别具一种深沉凝重的风格。
这是一首揭露统治者穷兵黩武,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诗歌。此诗的前十二句记叙老翁悲惨遭遇。共分三层。一层讲述老翁的悲惨身世。第二层写老翁被迫逃亡的原因。第三层写老翁流离他乡的辛苦。最后四句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更是质朴的呐喊,是为民请命的正义的呼声。这首诗用语平实质朴,就艺术技巧而言,这首诗较杜甫的《兵车行》更为平实,它没有多少场景和人物外貌的描写、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以及声韵上的错综变化,它靠的只是质朴动人,真诚感人,而这恰恰是一种新鲜的风格。
此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叙述老翁的悲惨遭遇。
首四句为第一层,首句言其住地,以采樵负薪为生。次句“北望”,言其流落他乡,有家难回,生出无限乡愁。接二句言老翁有三子,其中两个已战死沙场,何其凄惨。何其悲痛。次四句为第二层,言老翁第三子初成人,又面临被抓丁的威胁。一个“又”字,见出征兵抽丁的频繁,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为此,老翁决定逃亡。“定知”“不及”二句意谓:守土分离,是死;逃往他乡,也是死。与其别离而死,不如死在一处。这平淡自言,更见其悲痛之极也。再接四句为第三层,叙其流落异乡的辛苦。其苦有三:一是抛弃了家园田宅,二是孤独地离开故土,三是在异乡劳作辛苦。人生本来是求子多福,二子均战死,第三子又遭威胁,一点福都谈不上了。此层叙语惨恻,令人酸楚,一个老实忠厚驯良的老翁形象如在眼前。当你见到这垂暮老人含泪吞声、北望乡关时,不禁会哀怜而愤然。
最后四句为第二部分,似写老翁所抱的幻想和希望,又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尊武臣”“静胡尘”,似乎战争真要结束了。然而,前此接连不断的战争,绝不是因为武臣未尊、军力不强。这里暗暗指责朝廷开边的国策,正如杜甫所言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此二句正是正中蕴含反义、希望中暗示着失望。《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还是“止戈为武”为好。故结二句诗人禁不住疾呼:“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这呐喊,这呼吁,虽未能唤醒沉醉黩武的玄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声声回响。此诗是一首具有“人民性”价值的作品,用语平实、质朴、真诚,风格新鲜,十分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