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首联:“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宁夏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入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入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入”: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入。”“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 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遥对终南山的汉代陵墓早已遭战乱被焚盗,千年后吐蕃照样侵扰入关。
昨天贵重的玉鱼金入还埋在葬地,今天早上这些殉葬品却出现在人间。
现在最犯愁的是西戎骑着汗马进逼,只见他们的红旗在长安空中出现。
去年多少武官把守泾渭京畿防地,将军们千万别放松戒备去解闷寻欢。
韩国公筑三座受降城的本意,是想杜绝异族入侵,让国家永保安宁。
怎么能总是烦外邦回纥的兵马,反而远来救助大唐的朔方军。
胡虏来侵已经不觉得潼关是险隘了,也听说天子晋阳起兵而水清。
诸君只让天子一人操心社稷,你们何以报答岂非坐享太平!
洛阳宫殿早已化为烽火,不必再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淄青卢龙等地,拥兵割据不供贡赋,难以真正归于唐朝版图。
位至朝廷衮职的三公都不去屯田积谷,致使天下军粮不能自给。
稍高兴的是出将临边的王相国,肯熔化金甲铸造犁锄从事农耕。
回首远望天南,只见那昏暗的妖氛至今未全销。
历来越裳进翡翠,南海贡明珠,这些年来消息早已断绝。
得到特殊恩宠的是大司马,元帅们冠上都插有侍中貂。
疆土南北这些君王地,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
由成都来时心中犹带锦江春色,而清秋时身处瞿塘觉万壑生哀。
回忆自己当年在严武幕府时,曾经同他一起到望乡台迎接中使。
严武幸蒙皇恩而受到重用,军令既严,而复开雅宴,赋诗酬唱。
西蜀的地形是天下极为险要的,其安全必须倚仗出现超群人才。
注释
胡虏:指吐蕃。
早时:今天早上。
见:同“现”。
材官:武技之臣。
韩公:指张仁愿。
尽烦:犹多劳。
犹闻:过去听说,现在还听说。
至尊:指唐代宗。
百二:二万人足抵百万人。
蓟门:指卢龙等处。
衮职:指三公。
王相国:王缙。
氛祲:即所谓“妖氛”。
越裳:周代南方国名,唐时安南都护府有越裳县。
殊锡:犹异宠。
翊:辅佐。
巫峡:在今重庆巫山与湖北巴东两县境内。
望乡台:在成都之北。
军令分明:是说信赏必罚,令出如山。
安危:赵次公云:“安危,安其危也。”
其一
首联:“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宁夏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碗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碗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碗”: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碗。”“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 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
《诸将五首》是一组政治抒情诗,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作于夔州。当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边患却没有根除,诗人痛感当时的朝廷武官们平庸无能,故作诗加以讽刺。
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
这首诗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俗话说“邪不压正”,鬼的伎俩在堂堂正正的人面前就无计可施了。鬼是不存在的,但社会上的邪气却是有的,只有发扬正气,邪气才无市场。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只要心里坦荡不怕,就没有什么可以吓住你了。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