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台无计逃神矢”,诗一开头就用希腊神话白虹神箭射心这个形象的比喻,倾诉了作者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思。作者鲁迅还在南京求学时,就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密切注视当时的政治局势,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到日本后,又接受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影响,因而祖国的垂危、人民的苦难,更象神箭一样射中了他,使他无时无刻不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担心和忧虑。这句诗展示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挽救国家危亡看作自己神圣职责的革命胸怀,表现了鲁迅积极战斗的人生观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风雨如磐暗故园”,是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犹如磐石压顶,使祖国暗无天日,景象惨淡,岌岌可危。这句诗,高度概括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悲惨的现状,是产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这一强烈感情的客观原因。作者鲁迅这时虽身居异域,远隔重洋,但万里海天,并没有隔断他同祖国人民息息相通的联系。他遥念在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蹂躏和清王朝反动统治下的祖国。灾难重重,危机四伏,内心的忧愤溢于字面。“暗”字不但写出了黑暗动荡的祖国的政治形势,而且写出鲁迅无法遏制的愤慨和深沉的忧虑。
“寄意寒星荃不察“,“意”,指作者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荃”,指人民。这里,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想象表达自己拯救祖国的希望,希望他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能为“荃“所理解,即希望祖国人民觉醒起来。作者鲁迅当时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鲁迅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估计不足,因此发出了“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慨叹。鲁迅慨叹“荃不察”,是迫切希望祖国人民能尽快觉醒,以便担当起拯救祖国的任务。
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对祖国、对人民发出的庄严誓言,决心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虽然人民暂时还未觉醒,但他要尽自己的努力,唤醒群众,和群众一起参加战斗,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一肝胆照人,气贯长虹的诗句,字字倾注了作者鲁迅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心,表现了青年时代的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将诗的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激昂慷慨,热血沸腾的高度。
这首诗,声调激越,感情强烈。作者运用顿挫跳跃的笔法,有曲折、有波澜、有起伏地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抒发得深刻真切。全诗四句,先写作者热爱祖国的感情,继写由热爱而引起对处在“风雨如磬”之中的祖国的忧虑,再写由忧虑而感到“寄意寒星荃不察”,心情不免有点沉重,最后跃上一个新的高峰,激昂慷慨,热血沸腾,迸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充满着激励的力量。这首诗,还通过典故运用和比喻、象征的手法,使所抒发的感情形象化。如“神矢”这个典故的运用,就把抽象的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得更具体。“风雨如磬”这个富有象征性的比喻,十分形象地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民族危机的深重,国家处境的险恶。以“荃”这种芳香的草比喻人民,表现了鲁迅对人民热爱赞颂的感情。最后,用“轩辕”代祖国,并以血来奉献,更使爱国主义的思想得到最形象最突出的表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的心没有办法逃避这(神秘隐匿的)箭矢刺射所带来的痛,因为我的国家正在遭受着灾难。
这份情感寄托给天上的星星却没有人明了,我誓将我的一腔热血报效我的祖国。
注释
灵台:指心,古人认为心有灵台,能容纳各种智慧。
神矢:爱神之箭。作者鲁迅在这里,是把中了爱神丘比特的神箭比喻为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当时帝国主义的憎恨感情。
风雨如磐:风雨,在这里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磐,扁而厚的大石。风雨如磐,比喻国家和民族灾难的深重。
故园:故国、祖国。
寄意寒星:是说作者当时远在国外,想把自己一片爱国赤诚寄托天上的寒星,让它代为转达于祖国人民。
荃:香草名,古时比喻国君,这里借喻祖国人民。
不察:不理解。荐:奉献。
轩辕:即黄帝,是古代传说中的氏族帮落酋长。《史记》记载:中国历史,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复姓轩辕,所以轩辕黄帝被称为汉族始祖,由此引申为“中华民族”或“中国”。
“灵台无计逃神矢”,诗一开头就用希腊神话白虹神箭射心这个形象的比喻,倾诉了作者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思。作者鲁迅还在南京求学时,就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密切注视当时的政治局势,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到日本后,又接受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影响,因而祖国的垂危、人民的苦难,更象神箭一样射中了他,使他无时无刻不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担心和忧虑。这句诗展示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挽救国家危亡看作自己神圣职责的革命胸怀,表现了鲁迅积极战斗的人生观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风雨如磐暗故园”,是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犹如磐石压顶,使祖国暗无天日,景象惨淡,岌岌可危。这句诗,高度概括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悲惨的现状,是产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这一强烈感情的客观原因。作者鲁迅这时虽身居异域,远隔重洋,但万里海天,并没有隔断他同祖国人民息息相通的联系。他遥念在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蹂躏和清王朝反动统治下的祖国。灾难重重,危机四伏,内心的忧愤溢于字面。“暗”字不但写出了黑暗动荡的祖国的政治形势,而且写出鲁迅无法遏制的愤慨和深沉的忧虑。
“寄意寒星荃不察“,“意”,指作者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荃”,指人民。这里,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想象表达自己拯救祖国的希望,希望他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能为“荃“所理解,即希望祖国人民觉醒起来。作者鲁迅当时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鲁迅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估计不足,因此发出了“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慨叹。鲁迅慨叹“荃不察”,是迫切希望祖国人民能尽快觉醒,以便担当起拯救祖国的任务。
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对祖国、对人民发出的庄严誓言,决心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虽然人民暂时还未觉醒,但他要尽自己的努力,唤醒群众,和群众一起参加战斗,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一肝胆照人,气贯长虹的诗句,字字倾注了作者鲁迅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心,表现了青年时代的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将诗的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激昂慷慨,热血沸腾的高度。
这首诗,声调激越,感情强烈。作者运用顿挫跳跃的笔法,有曲折、有波澜、有起伏地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抒发得深刻真切。全诗四句,先写作者热爱祖国的感情,继写由热爱而引起对处在“风雨如磬”之中的祖国的忧虑,再写由忧虑而感到“寄意寒星荃不察”,心情不免有点沉重,最后跃上一个新的高峰,激昂慷慨,热血沸腾,迸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充满着激励的力量。这首诗,还通过典故运用和比喻、象征的手法,使所抒发的感情形象化。如“神矢”这个典故的运用,就把抽象的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得更具体。“风雨如磬”这个富有象征性的比喻,十分形象地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民族危机的深重,国家处境的险恶。以“荃”这种芳香的草比喻人民,表现了鲁迅对人民热爱赞颂的感情。最后,用“轩辕”代祖国,并以血来奉献,更使爱国主义的思想得到最形象最突出的表现。
1903年,鲁迅在《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歌颂斯巴达人以生命和鲜血抗击侵略者,借以抨击清朝统治者的丧权辱国,唤醒中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毅然剪掉象征封建传统和种族压迫的辫子,在一张剪掉辫子的照片背面题写了这首诗送与好友许寿裳。
王建在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年间曾在幽燕一带度过了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对边疆战士的生活极为熟悉,十分同情他们的痛苦,这首诗便揭露了唐王朝远征高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这两句写出征的战士背井离乡,长途征战。
“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隔生”之感、“送死”之别深刻地揭示了唐代对外战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父母与儿子、妻子与丈夫、小孩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正是源于统治者的这些对外侵略战争。
“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一作‘茔冢’)各与题本乡。”这两句体现了远征之人的思乡之情,即使死了也不忘家乡,希望落叶归根。句中的“白骨”与“茔冢”都是战争留下的凄凉的遗物,是残酷战争的见证。凄凉的遗物与思乡之情融汇在一起,让人伤感莫名,表达了诗人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控诉与愤慨。
“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死的尚有“白骨”“归咸阳”,活着的只能隔着辽水空望家乡。他们只能期望有一天战死沙场后,自己的遗骸能够被幸运地送回长安。远征战士的悲哀,在这字里行间表现得很浓烈。
此诗笔力遒劲,意境苍凉,读来令人心摧骨折、肝肠欲绝。
魏国地处北方,“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朱熹语)。然而,华夏先民是勤劳而乐观的,《魏风·十亩之间)即勾画出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抒写了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一幅桑园晚归图。
以轻松的旋律,表达愉悦的心情,这是《魏风·十亩之间》最鲜明的审美特点。首先,这与语气词的恰当运用有关。全诗六句,重章复唱。每句后面都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一种舒缓而轻松的心情。其次,更主要的是它与诗境表现的内容相关。诗章表现的是劳动结束后,姑娘们呼伴唤友相偕回家时的情景。因此,这“兮”字里,包含了紧张的劳动结束后轻松而舒缓的喘息;也包含了面对一天的劳动成果满意而愉快的感叹。诗句与诗境、语调与心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谓动乎天机,不费雕刻。《诗经》的另一篇《周南·芣苢》,也主要写劳动的场景和感受。但由于它刻画的劳动场景不同,诗歌的旋律节奏和审美情调也不同。《周南·芣苢》写的是一群女子采摘车前子的劳动过程,它通过采摘动作的不断变化和收获成果的迅速增加,表现了姑娘们娴熟的采摘技能和欢快的劳动心情。在结构上,四字一句,隔句缀一“之”字,短促而有力,从而使全诗的节奏明快而紧凑。《魏风·十亩之间》与《周南·芣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成为《诗经》中在艺术风格上最具可比性的两首劳动歌谣。前人评《魏风·十亩之间》“雅淡似陶”(陈继揆《读风臆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确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但前者充满了姑娘的轻松欢乐,后者则蕴含着陶公的闲适超然;前者明快,后者沉郁,貌似而神异。
此曲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通过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把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举,写出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以辛辣的语言,剥露了刘邦微贱时期的丑恶行径,从而揭露了刘邦的无赖出身,剥下封建帝王的神圣面具,还其欺压百姓的真面目。全曲情节鲜明,形象生动,角度独特,风格朴野,诙谐泼辣,对比手法的运用,揭示本质,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与讽刺性,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口语化特点,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漫画与野史的风格。
全曲八段。首段写乡中接驾的准备,众人忙碌而“我”独不解,一开头便为全篇定下诙谐,嘲讽的基调。
《耍孩儿》《五煞》《四煞》三首曲子铺陈车驾的排场,本应是庄严高贵的场面在老百姓看来都怪里怪气,莫名其妙,这实际上讽刺了皇家气派和帝王尊严。《三煞》《二煞》《一煞》是数落汉高祖当年的寒酸和劣迹,一下子就揭穿了隐藏在黄袍之后的真面目,而他还在人前装腔做势、目中无人,两厢对比, 更觉可笑。
《尾》曲是全篇的高潮,“刘三”是作者根据史书杜撰的刘邦的小名,乡民呼出,形神酷似,妙就妙在它粉碎了“真命天子”的神话,所谓帝王之尊在辛辣的嘲笑声中荡然无存。这套散曲把不可一世的汉高祖作为嬉笑怒骂的对象,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表现出对皇权至上的强烈不满和对封建秩序的无比蔑视。刘邦是一个很爱虚荣的人,《史记》上说他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气派羡慕不已,认为大丈夫应当如此。作者没有被史书中所记载的高祖还乡时嘉惠百姓的“浩荡皇恩”所迷惑,而是注重于史书中描写刘邦爱慕虚荣以及欠王媪酒钱不还、诳称贺钱万贯得以见到贵客等无赖行径的材料,通过艺术加工,无情地揭穿了封建帝王的丑恶嘴脸。当然,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仅是指向汉高祖一人,而是指向所有欺压百姓却要装模作样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更是指向残酷地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元代统治者。散曲中借乡民之口说刘邦“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流露出轻视劳动的意识,当然是不可取的。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一是情节完整。
全曲有背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情节中有铺垫、有发展、有高潮,堪称一部情节完整、充满夸张和幽默的讽刺喜剧。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能起到一出讽刺喜剧的作用,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这出喜剧是有头有尾的。从社长挨户通知皇帝将要驾临,王乡老、赵忙郎等乡里头面人物忙着接待,写到皇帝仪仗车驾到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又从皇帝下车后,接受众人礼拜,架子十足,装模作样,写到乡间小民猛一抬头,识破其即是早先贪杯赖债鱼肉乡邻的无赖:故事生动,情节完整,对读者很有吸引力。这出喜剧中的人物是颇有性格的。无论是写乡里接驾前的忙乱,还是写皇帝仪仗车驾的威风,都衬托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汉高祖的好虚荣、讲排场、气势凌人、威风十足。而紧接着的面目为乡民所识破、老底被乡民所揭穿的描写,则突出了大人物的昔时卑琐低下、今日装腔作态的可恶可憎。社长、王乡老、赵忙郎等忙于接驾的表现,显露出他们善于巴结逢迎的心理。而“猛可里抬头觑”的乡民虽然无知,所见不广,但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在曲作中也得到了真实形象的刻划。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二在于选择了一个小人物——无知乡民作为叙述人。
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都是这位乡民亲眼看见的,亲口说出的。这就是角度新。作者在曲作中通过乡民的特殊视角来展现汉高祖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把至高无上的皇帝贬得一文不值,写作手法实属高妙。皇帝驾到本是极其隆重的场面,可是在乡民的眼中不过是乱哄哄的一场戏:“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到村口迎接皇帝的就是这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吹吹打打乱七八糟的。仪仗队里的五面旗子,分别画有日、月、凤凰、飞虎、蟠龙等图案,代表着天子的神圣和庄严,可是在乡民的眼中,却是“白胡闹套住个迎霜兔”、“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不伦不类,煞是好笑。至于红叉、银斧、金瓜锤、朝天镫、鹅毛宫扇等显示帝王威严的器物,在乡民看来,虽未见过也毫不稀奇。威风凛凛的仪仗队,竟成了“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的“乔人物”。在对皇帝的仪仗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后,作者又通过乡民的眼睛,来写皇帝的车驾:“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天曹判是天上的判官,递送夫是押解犯人的差役,他们簇拥在皇帝的前后,可见皇帝一行是怎样令人畏怖、令人厌恶的货色!接下去写众人迎候施礼。高祖却“觑得人如无物”,以“挪身着手扶”表示回礼,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乡民跪拜后,“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作威作福的高祖竟是昔日乡里的无赖,不由得“险气破我胸脯”。最后的三支曲子,通过乡民之口,揭穿“刘三”的老底,不过是个贪酒、赖债、明抢、暗偷、胡作非为的流氓,可是居然改名换姓称作什么“汉高祖”。作品以乡民的独特视角来刻划汉高祖。乡民是无知的,又是有识的;他的看法多属误解,但又反映出许多真实。无知与有识、误解与真实相交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乡民复杂而变形的内心世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世界里遭到了最无情的嘲弄,完全失去了他的庄严与神圣,展现了无法伪装的本来面目。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三是语言既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又生动、准确,一针见血。
全曲是以乡民叙述的口吻展开的,因此用的是与乡民身份一致的语言,亦即乡间生动的口语方言,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曲中形容王乡老与赵忙郎:“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三言两语勾画出迎驾的乡绅土豪令人作呕的模样。“瞎王留引定乔男女”中的“瞎”与“乔”字,点出了乡民们对迎驾的厌恶,认为那纯属胡闹的稀奇古怪的行为。仪仗队的服装被称作“大作怪衣服”,皇帝前后的随从被叫做“天曹判”、“递送夫”,处处流露出乡民们对下乡扰民的帝王的蔑视和憎恶。而对刘邦,曲中连用“那大汉”称之,根本不把至高无上的帝王放在眼里;“觑得人如无物”、“挪身着手扶”显示刘邦的傲慢和装腔作势。末三支曲更是乡民对高祖昔时无赖行为的控诉,用“你”称身为皇帝的刘邦,谴责他“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强秤了麻三秤”,“偷量了豆几斛”,纯是乡间明白通俗的口语,却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了刘邦流氓无赖的嘴脸。结尾处语言生动至极:“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乡民的几句挖苦话令帝王的尊严扫地以尽。以“汉高祖”结束全篇,还另有用意。题目为“高祖还乡”,但如果一上来就明写“高祖”,那么一系列嘲笑、讽刺就无法展开。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先写“还乡”而不是还乡者是谁,逐渐由“那大汉”过渡到“刘三”,最后以村民痛骂“刘三改姓更名”点出“汉高祖”,具有画龙点睛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