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描写了诗人舟行江中顺流而下远望天门山的情景：前两句用铺叙的方法，描写天门山的雄奇壮观和江水浩荡奔流的气势；后两句描绘出从两岸青山夹缝中望过去的远景。全诗通过对天门山景象的描述，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壮丽，表达了作者初出巴蜀时乐观豪迈的感情。

　　“浪动灌婴井，寻阳江上风。”借用铺叙的方法，描写鄱阳湖的水翻如涛、江水浩荡奔流的气势；诗中描写了鄱阳湖和庐山的雄奇壮丽景象，境界开阔，想象丰富。

　　“开帆入天镜，直向彭湖东。”以形象的比喻写开船进入明亮如镜、水天一色的鄱阳湖的情景，尤为生动。所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过小孤山大孤山》中说：“泛彭蠡口，四望无际，乃知太白‘开帆入天镜’之句为妙。”此诗篇末在畅叙游兴之中流露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言简而意深。

　　“落景转疏雨，睛云散远空。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描绘出一幅夕阳坠落、稀疏雨洒、睛云飘散的美景。

　　“石镜挂遥月，香炉灭彩虹。”借用远月悬空、彩虹消失的景象，暗寓诗人佳兴勃发，清赏无穷，夜幕不知不觉般如期降临。

　　“相思俱对此，举目与君同。”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思忆远方的友人，想像力超凡脱俗，宛如友人也正举目思忆诗人，在语段中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照应了题目，有升华主题深化主旨的作用。

　　全诗十二句，可分三段。第一段是前四句，写自己在风浪中开帆入湖，气势豪迈。第二段为中间六句，写湖上风光。本来落霞照湖面，水天共影，十分好看；忽而又下起了雨，不久又云散虹出，罩在庐山顶上，景象更为壮观。诗人佳兴勃发，清赏无穷，不觉月上中天，彩虹早已消失了。诗人情随景迁，写得错落有致。最后两句是第三段，清赏之余，不禁想起好友。如此良宵，友人也正举目思念诗人。正是如此，照应了题目，又留下了余味。

　　此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使其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琅琅上口。全诗读起来似乎行行违反自然规律，其实正是暗中设谜，写出了画的特点。

　　“远看山有色”远山含笑，有色便是好山，何为有色？清秀俊朗红湿绿垂是色，寒色苍苍亦是佳色，奇傀峭拔也是异色，只因其距离而产生美感，让人觉其有无限的风光。此乃是“静境”，静境之美出乎首句，在于有静心者能品之。这就好比是阳春白雪，一开始就将下里巴人给赶出了艺术空间。取消了浮躁者的欣赏美的资格。在这里，任何的浮躁都不行，有的只是心静如水.但不是死水而是活水.你看画中有水呢?一汪春水有着挡不住的盛情倾泻而出，一种流动之美跳跃于诗人的眼中。

　　“近听水无声”源头活水本是“动境”，而无声二字又进入静境，宁静致远.和首句并无矛盾之处.动静的取舍上诗人可以说是能够做到游刃有余.是什么如此神奇？静的如此让人难以放弃去一探究竟，这样，我们就会接近此诗此画，这样心神和山水便靠近了。一切的妙处只是因为“无声”，无声是一种美。王羲之的诗中有“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便也是这种美。有声无声都溶在一起，完美的天籁之声！庄子所提的“天籁”之声就是如此，当“天籁”与“人籁”“地籁”一起时，便共同构成一个常人无法言语的自然之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说的是花儿尽管在那个最美的季节里尽情地开放，但燃烧般的开到最美的极致后还是要飘然而去，而只有在画中，花儿美而不谢同样，画中的鸟，永远是那么可爱动人。诗中的画似乎代表着一种梦想，一种可见而不可得的梦想。而且同第二句中的“水无声”一样，“人来鸟不惊”也是表示着鸟仿佛应该“惊”的，所以这说明画家笔下之鸟的逼真了。这里诗人以“近听水无声”来表现水的潺潺可听，以“人来鸟不惊”来表现鸟的可惊的活力，手法是很高明的。

　　《霜花腴》，双调，一百零四字，上下片各十句五平韵。这是吴文英的一首自度曲。南宋周密《萍洲渔笛谱》中有《玉漏迟·题吴梦窗词集》（一题作题吴梦窗《霜花腴》词集），将《霜花腴》作为梦窗的词集名。南宋张炎《山中白云词》中有《声声慢·题吴梦窗遗笔》（一题作题梦窗自度曲《霜花腴》卷后），以此词作为梦窗词的压卷之作。这些都说明梦窗的这首自度曲在南宋末年已受到广泛推崇。“石湖”，据《舆地纪胜》说，在苏州盘门西南十里处。　　

　　“翠微”三句，述登山。“翠微”，指山。梦窗《霜叶飞·重九》词有“但约明年，翠微高处”可以互证。杨铁夫《吴梦窗词笺释》认为这两句是“以登高陪泛湖”。所以，这两句是写词人攀登在山间小路上，沉醉在秋日的晚风中，而且秋风将他的帽子也吹歪了。“凭谁”句是翻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中“笑倩旁人为整冠”句意。三句意思不可分割，山高路窄而有风，才会想到凭谁整冠。“霜饱”三句，写出老年登高时的感受。俞陛云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说：“‘霜饱’句，凡咏菊者无人道及。‘烛消’句，善写秋怀，此八字为篇中骊珠。‘花腴’而‘人瘦’，故以‘秋欹难做’承之。”又“霜饱花腴”句，即词牌名的出处。且头两句又是对偶句式。此言傲霜耐寒的菊花开得更为茂盛，而自己衰弱的身体，犹如残烛之将尽，所以想要根据自己的设想去观赏这大好秋欹，恐怕是很困难了。“人瘦”，也是化用李清照《醉花阴》词“人比黄花瘦”句意。“病怀”两句，承上写登高感怀。陈洵《海绡说词》说：“‘病怀强宽’，领起雁声感触，才宽又恨。”杨铁夫《笺释》认为这两句仍是写山上，并说：“歌是乐境，雁声是愁境。落在前，则未乐而先愁也，故曰恨。”此言词人以羸弱之身登高，才有心旷之感，又逢归雁哀啼而打扰清心，所以有才宽又恨，未乐先愁的感受。“记年时”两句，回忆往年重阳泛湖时情景。言往年重阳，也曾游览石湖，在暮霭沉沉，秋雨萧索之中，曾经过郊外的荒桥边。回忆中也是一派凄凉景象。上片写泛湖前登高。　　

　　“妆靥”三句，写那位钟情于词人的歌妓。“女为悦己者容”，她打扮适度，鬓边斜插秋菊，低首弄姿，为词人按谱而歌。“芳节”三句，写词人的逸兴。“芳节”，指重阳节，“兰情”，指男女间的友情。语出《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气味）如兰。”“吟笺”，指填词。上二句以反笔作脱，则“晴晖”句加倍有力。此言值此佳节，恰逢晴天，出来游湖这是很难得的机会；而与多日未见的知己相携游湖就更加难得，所以词人兴趣勃勃地填词明志。“更移”两句，写两人月下游湖。“佩环”，指衣带上所系佩玉，这里借代歌妓。“婵娟”，月亮的别称，苏轼的《水调歌头》词末有“千里共婵娟”可证之。此言词人与所爱的歌妓一起移动画船，在月下游湖。这也是照应词题“泛石湖”。下片中听歌、填词、泛湖、赏月，层次井然地写出词人这次“泛石湖”的全过程。“算明朝”两句，扣题“重阳前一日”，写明日重阳节的打算。杨铁夫《笺释》说：“不曰正是重阳，而曰未了重阳，有深浅之别。”“紫萸”，即茱萸。旧俗在重阳节佩茱萸囊以避邪。这是说：这次泛石湖的快乐情景即将过去，到明天我又可以去欣赏盛开的茱萸花了。下片写自己与歌妓一起乘舟泛湖的情景。　　

　　全词语言明快，无晦涩之感。陈邦炎《梦窗词浅议》一文，引蔡柯亭《乐府指迷笺释》中语：“（梦窗）四稿中不晦涩之作，细绎之，亦实在不少。”这首词就是其中之一。

　　此诗是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诗。此诗的着眼点不在描绘漆园的景物，而在通过跟漆园有关的典故，表明诗人的生活态度。

　　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侧面赞美庄子的品性。诗中“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是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说庄子并不是傲吏。庄子之所以不求仕进，是因为自觉缺少经国济世的本领。这也是一种赞美，不过换了个角度罢了。诗人是借古人以自喻，表白自己的隐居，也决无傲世之意，颇有点看穿悟透的味道。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含蓄地透露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这两句意思说，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不过是形迹之“偶寄”而已。在王维看来，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魏居士书》），这样也是很不错的。做个漆园吏，正好可借漆园隐逸，以“婆娑数株树”为精神寄托。《晋书》中有“此树婆娑，无复生意”的说法，“婆娑”用以指树，形容其枝叶纷披，已无生机。郭璞《客傲》中又有“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的说法，“婆娑”用以状人，形容老莱子放浪山林，纵情自适。王维用在这里，似乎两者兼而取之：言树“婆娑”，是以树喻人；言人“婆娑”，是以树伴人。总之，做这么一个小官，与这么几棵树相伴，隐于斯，乐于斯，终于斯，夫复何求。这就集中地表现了王维隐逸恬退的生活情趣和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

　　此诗看似评论庄子，其实是诗人借庄子自喻。诗人在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双追求辟世辞喧、恬淡隐逸的生活情趣，那“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的处世态度，正是诗人心理的写照。此诗用典贴切，蕴藉有致，彼有特色，且与诗人的思想感情、环境经历融为一体，以致分不清是咏古人还是写自己，深蕴哲理，耐人寻味。

　　“花映垂杨汉水清，微风林里一枝轻”这两句以岸上和水中的视角，精彩地勾勒出江北春天的美景：汉水澄清，水面倒映着垂垂的杨柳，微风吹拂下，林中的一枝轻轻摇曳。诗人用简洁的笔墨，展现了春日的鲜丽景象，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杨柳和花朵交相辉映，汉水波光粼粼。通过写景的方式，诗人没有过多地渲染别离的忧伤，而是以鲜明的春景，为离别创造了一种愈加难舍的氛围。两句写出花、垂杨、水、风、林五种景物，由于组合巧妙，并无堆砌之嫌。笔触所及，广阔而悠远，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为下文离别愁情失落气息作铺垫。

　　“即今江北还如此，愁杀江南离别情。”这两句在写完江北春景后，通过“如此”一词反映出诗人心情的变化。诗人表达了对江北春光的映衬，即便如此美好，却不能减轻他对友人离别的忧愁之情。这里的“还”字，点明了诗人在面对春光时的感叹，将离别的愁绪更加深化。而第四句“愁杀江南离别情”更进一步，以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即将远行的友人面对江南更浓的春色时，离别之情更加令人伤感，仿佛愁苦之情已将人“杀”死。通过这两句虚实结合的写法，诗人将送别的心情透彻地表达出来，让读者感受到深切的离别之情。

　　全诗以淡彩绘景，以重笔写情，结尾点题，天然朴实，率直真诚，毫无妆束之态。以情景交融之妙笔，实虚转化，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愁杀苦闷。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