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人生命的历程中,也许是伤心的经历太多、太长,也许是伤心的程度太深、太重,这首以“伤心”为题的短歌并不专写哪一件伤心之事,他既没写伤心经历之“实”,又不写伤心情怀之“虚”,而只写眼下自己的景况与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全诗八句可分为上下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先以三句写自身形象。首句“咽咽”是状写悲吟之声。全句写自己“咽咽”地学习效法楚辞,咏吟着忧怨哀愤的诗句;第二句写自己多病的身躯经不住幽冷清寂的侵袭;第三句写自己早生华发,年轻的躯体现出衰飒的“秋姿”。第四句“木叶啼风雨”,转入环境景物,写风雨中纷纷飘落的残枝败叶。这一句环境景物的描写,既是对自身的悲凉境况加以烘托,也具有强化自身形象的比喻象征意味——诗人自身的“病骨”、“秋姿”就像“风雨”中的“木叶”。同时,这句写景又引出以下第二层身边琐屑景物的描绘,使诗歌从第一层向第二层自然地过渡,确乎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后四句是第二层。先以三个诗句写身边景物。眼前灯油将尽,灯焰闪着阴阒宛如鬼火的青光,飞蛾在扑打着燃焰将熄的残光;背后,古旧的墙壁上积满厚厚的尘灰,就在这鬼气森森的环境中,末句写李贺这羁旅之客一缕诗魂在幽梦中依然喃喃自语。这后四句先写周围景物,残灯、落照、飞蛾、凝尘,最后以羁魂夜语的形象对周围琐屑景物加以点染。这点染加重了全诗阴暗、悲凉的氛围;深化了诗人“病骨”、“秋姿”的枯寂凄伤情怀,类乎颊上添毫,倍见丰神;同时它又与诗歌首句“咽咽学楚吟”首尾相呼应、相补充,诗人那漂泊的羁魂即使在幽渺的梦幻中仍得不到解脱,依旧在咽咽楚吟。这最后一句确乎又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总观这一首《伤心行》,全诗四十言不露一个“伤心”字样,但在自身形象与周围景物的相融相生之中,字字句句都明显地外现出诗人内心那难言难述、繁久深重的伤心之意,从而也外现了震颤于诗人躯体中那颗已经伤透了的心,也表现出一位年轻且卓有才华的诗人在不合理的社会里,生活得多么艰难、多么不幸。
清人黎简评长吉诗“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长吉诗集评》)李贺诗确实多不大注意章法,《伤心行》这首五言古诗,虽则八句,却绝不沿袭律诗起、承、转、合的层次结构。但从上述对全诗的剖析来看,《伤心行》前后两层把自身景况与周围景物自然熨贴地交揉在一起,当属于黎简所谓“细心寻绎始见”其“井然”章法之作。诗人通过独具匠心的章法布局,把伤心的主题表现得那样浓重、那样沉郁、那样深幽。
李贺诗向以想象丰赡、设色瑰奇而著称。明人许学夷评长吉诗“调婉而词艳,然诡幻多昧于理。”(《诗源辩体》卷二十六)但《伤心行》写自身景况与周围环境,故而多用实笔,极少虚诞想象;多用白描,极少浓彩设色;含情含理,绝无诡幻谲妄。诗中所写的景况都是真实的写照,即使“羁魂梦语”也非虚拟,而是诗人现实形象的反照。至于周围环境,无论大景小景,可能均系眼前实景,即使并非实景而是诗人借助想象而构成的种种意象,但它却更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所处现实境遇的凄冷、阴寂。这“实”与“朴”的特色,缩短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强化了艺术上“真”的感染力。全诗在实笔、白描之中,也偶或闪现出新奇造语的火花,如用“秋姿”写自己形貌,更见其衰飒枯槁;用“凝尘”写壁上灰土,更见壁之残古、尘之积铸;用“落照”借指残灯弱焰,更见其无可挽救的衰竭。如此新奇造语增加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度。正是这种种情况,形成《伤心行》独有的格调:古淡质实之中,蕴涵着李贺特有的凄伤色泽。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咽咽”地效法楚辞吟咏着哀怨的诗句,我多病的身躯经受不住幽冷的侵袭。
年轻的躯体益现出衰飒白发早生的“秋姿”,只见风雨中残枝败叶纷纷飘落。
灯油将尽的灯焰闪朔着宛如鬼火的青光,飞蛾在扑打着燃焰将熄灭的残光。
背后古旧的墙壁上积满厚厚的尘灰,我这羁旅客之魂在幽梦中还喃喃自语。
注释
咽咽:呜咽哀切之声。
楚吟:指楚辞那忧愤深广的长吟。
病骨:指多病瘦损的身躯。
幽素:幽寂,寂静。
秋姿:犹老态。
木叶:树叶。
灯青:谓灯焰显出低暗的青蓝色。
兰膏:古代用泽兰子炼成的用来点灯的油脂。
落照:夕阳的余晖。
凝尘:积聚的尘土。
羁魂:客死者的魂魄。”
在诗人生命的历程中,也许是伤心的经历太多、太长,也许是伤心的程度太深、太重,这首以“伤心”为题的短歌并不专写哪一件伤心之事,他既没写伤心经历之“实”,又不写伤心情怀之“虚”,而只写眼下自己的景况与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全诗八句可分为上下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先以三句写自身形象。首句“咽咽”是状写悲吟之声。全句写自己“咽咽”地学习效法楚辞,咏吟着忧怨哀愤的诗句;第二句写自己多病的身躯经不住幽冷清寂的侵袭;第三句写自己早生华发,年轻的躯体现出衰飒的“秋姿”。第四句“木叶啼风雨”,转入环境景物,写风雨中纷纷飘落的残枝败叶。这一句环境景物的描写,既是对自身的悲凉境况加以烘托,也具有强化自身形象的比喻象征意味——诗人自身的“病骨”、“秋姿”就像“风雨”中的“木叶”。同时,这句写景又引出以下第二层身边琐屑景物的描绘,使诗歌从第一层向第二层自然地过渡,确乎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后四句是第二层。先以三个诗句写身边景物。眼前灯油将尽,灯焰闪着阴阒宛如鬼火的青光,飞蛾在扑打着燃焰将熄的残光;背后,古旧的墙壁上积满厚厚的尘灰,就在这鬼气森森的环境中,末句写李贺这羁旅之客一缕诗魂在幽梦中依然喃喃自语。这后四句先写周围景物,残灯、落照、飞蛾、凝尘,最后以羁魂夜语的形象对周围琐屑景物加以点染。这点染加重了全诗阴暗、悲凉的氛围;深化了诗人“病骨”、“秋姿”的枯寂凄伤情怀,类乎颊上添毫,倍见丰神;同时它又与诗歌首句“咽咽学楚吟”首尾相呼应、相补充,诗人那漂泊的羁魂即使在幽渺的梦幻中仍得不到解脱,依旧在咽咽楚吟。这最后一句确乎又是一石三鸟,言短而意深境阔。
总观这一首《伤心行》,全诗四十言不露一个“伤心”字样,但在自身形象与周围景物的相融相生之中,字字句句都明显地外现出诗人内心那难言难述、繁久深重的伤心之意,从而也外现了震颤于诗人躯体中那颗已经伤透了的心,也表现出一位年轻且卓有才华的诗人在不合理的社会里,生活得多么艰难、多么不幸。
清人黎简评长吉诗“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长吉诗集评》)李贺诗确实多不大注意章法,《伤心行》这首五言古诗,虽则八句,却绝不沿袭律诗起、承、转、合的层次结构。但从上述对全诗的剖析来看,《伤心行》前后两层把自身景况与周围景物自然熨贴地交揉在一起,当属于黎简所谓“细心寻绎始见”其“井然”章法之作。诗人通过独具匠心的章法布局,把伤心的主题表现得那样浓重、那样沉郁、那样深幽。
李贺诗向以想象丰赡、设色瑰奇而著称。明人许学夷评长吉诗“调婉而词艳,然诡幻多昧于理。”(《诗源辩体》卷二十六)但《伤心行》写自身景况与周围环境,故而多用实笔,极少虚诞想象;多用白描,极少浓彩设色;含情含理,绝无诡幻谲妄。诗中所写的景况都是真实的写照,即使“羁魂梦语”也非虚拟,而是诗人现实形象的反照。至于周围环境,无论大景小景,可能均系眼前实景,即使并非实景而是诗人借助想象而构成的种种意象,但它却更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所处现实境遇的凄冷、阴寂。这“实”与“朴”的特色,缩短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强化了艺术上“真”的感染力。全诗在实笔、白描之中,也偶或闪现出新奇造语的火花,如用“秋姿”写自己形貌,更见其衰飒枯槁;用“凝尘”写壁上灰土,更见壁之残古、尘之积铸;用“落照”借指残灯弱焰,更见其无可挽救的衰竭。如此新奇造语增加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度。正是这种种情况,形成《伤心行》独有的格调:古淡质实之中,蕴涵着李贺特有的凄伤色泽。
从诗篇末句“羁魂”一语来推断,此诗大约作于作者应举失败、困顿长安之际,时间在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年间。
诗以感叹身世写起,率直深沉。 “行止皆无地”,是极言其处境困厄的。在此失路艰虞的情况下,“招寻独有君”,充分表达了诗人对郑明府感激赞美之情意。言外之意就是说郑明府是当时唯一的能以恩德相结的知己,以声气相求的知音。诗人在赞美郑明府的同时也流露着心满意足的情绪,为全诗创制了友好愉悦的气氛。这联诗采用的是欲扬先抑的手法,将一个普通的延请,写得激荡人心,意味深长。
“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是诗人即席产生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也是诗人多年来郁郁不得志的一种表现。酒可以解忧,酒可以消愁,人在醉中好度岁月,这就表明诗人胸中有块垒之不平。“身外即浮云”,是说一身之外,荣名利禄都像过眼烟云,不值得去追求。这貌似旷达的言词的背后,未免不含有几分愤懑之情。
诗没有直接写“琴樽横宴席”等的热烈场面,但通过“露自宵钟彻,风清晓漏闻”的景物描写,已侧面表明他们是通宵达旦欢宴的。“露白”,可见有月华高照。在这月明风清之秋夜,朋友们饮酒赋诗,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得很快,夜里清晰的钟声催人,拂晓滴嗒的漏声促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夜过去了,朋友们终于要分手了。
在通宵达旦的欢宴之后,正置与朋友告别之际,诗人不同一般,没有一句留恋惜别的絮语,却说: “坐携余兴往,还似未离群”,表明友谊的深长,友谊的力量,使他这个“行止皆无地”的人将不会再感到孤单,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慰藉,实际上是又一次对郑明府的赞扬。
王沂孙的这首词作就是一篇有着广阔的审美空间的作品。
“扫芳林,几番风雨,匆匆老尽春禽。”是对暮春景象的描绘。经历了几番风雨摧折的芳林已失去了往日的新鲜,连栖息其中的春禽也衰老了几许。
“渐薄润侵衣不断,嫩凉随扇初生。晚窗自吟。”是写诗人暮春之夜的感受:诗人临窗自吟,拂动罗扇,暮大公报湿润轻轻地漫上了衣襟。从笔调上看已由开头的沉郁向轻松过渡。
“沈沈,幽径芳寻。晻霭苔香帘净,萧疏竹影庭深。”这几句转入怀人,全是虚拟语气。诗人想,暮霭降临之际,意中人的居地一定是竹影横斜,庭院深深,洁净的珠帘正拂动着散发轻香的青苔,而她,也许正沿着花木扶疏的幽径独自徘徊。
“谩淡却蛾眉,晨妆慵扫,宝钗虫散,绣屏鸾破。”这几句写意中人的百无聊赖。
“当时暗水和云泛酒,空山留月听琴。”诗人由意中人寂寞凄楚的环境转入已往情事的回忆。
“料如今,门前数重翠阴。”以景作结,含蓄而有兴味。诗人以意中人门前的翠阴渐深渐浓,暗示时光流逝,相会无期。因此,虽无一个情字,但无处不有情在,虽无一个恨字,但无处不有恨在,真是“道似无情却有情!”
此词的起二句,写淮上饮别后的情景。秦观厚意拳拳,自高邮相送,溯运河而上,经宝应至山阳,止于淮上,途程二百余里。临流帐饮,惜别依依。词人归卧船中,只听到淮水波声,如拍枕畔,不知不觉又天亮了。着一“晓”字,已暗示一夜睡得不宁贴。“隙月”,指船篷罅隙中所见之月。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载,苏轼于冬至日抵山阳,十二月一日抵泗州。与秦观别时当在十一月底,所见之月是天亮前从东方升起不久的残月,故“窥人小”三字便形容真切。“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二语为集中名句。汴水一支自开封向东南流,经应天府(北宋之南京,今河南商丘)、宿州,于泗州入淮。苏轼此行,先由淮上抵泗州,然后溯汴水西行入应天府。流水无情,随着故人东去,而自己却载满一船离愁别恨,独向西行。“无情流水多情客”(《泛金船》),类似的意思,苏词中也有,而此词之佳,全“载一船离恨”一语。以水喻愁,前人多有,苏轼是词,则把愁恨物质化了,可以载船中,逆流而去。这个妙喻被后人竞相摹拟。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声名竟出苏词之上。
“西州”,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引傅注以为扬州,其实词中只是泛指西边的州郡,即东坡此行的目的地。
过片二句,追忆当年两人同游的情景。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东坡自徐州徙知湖州,与秦观偕行,过无锡,游惠山,唱和甚乐;复会于松江,至吴兴,泊西观音院,遍游诸寺。词云“竹溪花浦曾同醉”,当指此时情事。“酒味”,指当日的欢聚;“泪”,谓别后的悲辛。是年端午后,秦观别东坡,赴会稽。七月,东坡因乌台诗案下诏狱,秦观闻讯,急渡江至吴兴询问消息。以后几年间,苏轼居黄州贬所,与秦观不复相见。“酒味多于泪”,当有感而发。末两句故作反语,足见真情。“风鉴”,指以风貌品评人物。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风鉴一事,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东坡对秦观的赏拔,可谓不遗余力。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东坡得读秦观诗词,大为惊叹,遂结神交。三年后两人相见,过从甚欢。后屡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可见文人高士之友谊实非常人可比。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