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李贺很少写欢庆的诗。他所处的社会本来就很少值得喜庆的事，满目疮痍，叫人喜不起来；另外诗人遭际坎坷，他也很少有欢乐的时候；再加上诗人性格内向，比较悲观。这种种原因，都使得李贺的作品中很少歌颂欢乐、抒发愉快情感的诗歌。这首《上之回》却是一首欢庆胜利的颂歌。

　　这首诗一连用了八句三字句，音韵急促，一气流贯，表达极度欣悦的心情。

　　“上之回，大旗喜。悬红云，挞凤尾”前四句通过写景突出喜庆的景象。用“喜”字来形容红旗飘扬，使红旗染上了情感的色彩。到处是红旗、好似是悬在天上的红云，红旗上的凤尾相互拍打着。这真像是一片旗的海洋。诗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被红旗包围着的喜庆的境地里。

　　“剑匣破”四句，追述胜利的经过。诗人在这四句中用了两个典故，只用了十二个字写出了这次战斗的历程，语言十分精炼。宝剑冲破剑匣，如蛟龙腾飞起舞，杀向敌人，用以形容朝廷军队的威武神速，写出了军队的不可抵挡的气势。读着这两句，好像看到朝廷的军队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地打击着敌人。敌人被歼，叛乱平定，到处是一片庆祝胜利的鼓声。用“蚩龙”这一典故十分确切地表达了诗人的感情以及喜悦的心境。

　　这八句短促的三字句，既把场面、战斗经过写出，更把诗人那种抑制不住的感情生动地表达了出来。它们真像一泻千里的激流，奔腾着、翻滚着，掠过读者的心田，激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最后两句“天高庆雷齐堕地，地无惊烟海千里”是七言句，抒发着诗人美好的理想。他想象着平定叛乱藩镇之后和平安定的美好景象。欢呼声像天上的雷声降落地上那样，到处是欢声雷动；在辽阔的国土上，再不会有使人惊心动魄的烽烟。四海之内，平静无波。中唐时期经过了连绵八年的安史之乱，社会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各地方藩镇又发动割据战争，战火不息，人民的生活在征战中更加痛苦。渴望和平、安定，是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

　　这首诗是诗人在胜利的喜悦中一气呵成的，似乎是感情的喷发，未经雕饰，但是，诗人却是经过精心构织的。他在整首诗中，突出了红色。那鲜红的旗帜，如火红的海洋，如满天的红云，这就突出了喜庆的色彩；此外，诗中还突出了逢逢的鼓声，和鲜红的色彩相映衬，有声有色地把喜庆的热烈场面刻画了出来。这正是诗人在艺术安排上虽用力构思，但已达到似乎漫不经意的成熟境地。

　　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

　　全诗仅十句。头八句是写黄家洞蛮抗击官军的战事大略。“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是写其步履与武装。步子非常奇特，是雀儿一样的步子，一跳一跳的，步子踏（“蹙”）在沙上，便发出“促促”的响声；而他们的武装却是四尺见长的用兽角装饰的弓和用青石作箭头的箭。“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是写黄家洞蛮部队的情状。一种狭而长的黑旗点了三下，铜鼓声大震，蛮民集合了。每一个黄家洞人都像猿猴那样怪声怪气地大声叫喊，双手还频频摇着自己的箭袋（箭箙）。“巾缠踍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是写这支部队的“军服”。这“军服”和民服无异，也是够别致的了：他们的“裹腿”仅用彩巾斜缠着的。这一支队伍在溪头傲立，映着正在开放的红紫色的葛花，那艳丽斑驳的色彩也够撩人眼目的了。“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是写黄家洞蛮伏击官军的战事。这一场伏击是这样奇妙、神速，就好似白鼍晚吟、竹叶青蛇、飞蠹突然向人发动袭击一样，不但恐怖异常，也让人猝不及防。这一句王琦解为“状洞中景物”，实不确。因为这样解，此句便游离于全篇。叶葱奇注为写翻船（白鼍）和蛮人之射箭（竹蛇、飞蠹）。又有点过于拘泥。其实这两句就是写黄家洞蛮作战的勇猛无敌、神速无匹的。

　　后两句是写战后情景。这里有一个对照：黄家洞蛮在战后，骑着自己的“竹马”悠悠然地回到家里；可官军却屠杀容州的百姓，以人头数交差。

　　这首诗的题旨是刺官军的无能、残暴与歹毒。李贺一生，贫病相加，仕途多舛。他对当道者是充满了无比的憎恨与愤怒的。他的诗因此很不乏讥刺时事之作。如《夜饮朝眠曲》是刺当权者的淫逸生活的，《秦宫诗》是刺豪门的专横跋扈的，《吕将军歌》是刺宦官带兵平藩的，《老夫采玉歌》是刺富者榨取采玉工人血汗的。《黄家洞》与这些讽时刺世之作，在批判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但这一首诗同情并讴歌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这在唐诗中又实属罕见。李贺的这一首诗，是超越了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在这一点上，李贺要比他的师长韩愈——他称黄家洞为“贼”——的思想要先进得多。这首诗应当是李贺诗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虽历经世，又过千载，这首诗的思想异彩仍能在唐诗苑中放射出奕奕不灭的耀眼光华。

　　《黄家洞》在艺术上仍是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风格。奇特的步式、蛮荒的戎装、猿啼一般的怪叫，都生发出一种诡奇而幽丽的神韵；而那与这“奇装异服”相映的红紫色的葛花，又很能增加全诗的凄清而艳丽的氛围。在这里，诗人是把战士诗化了。把战事也诗化了。战争并不残酷，它显得很美好，很有趣。这一点不仅说明诗人的同情是在黄家洞人民方面，也说明诗人的美学观总是和善、和同情心联系在一起的。再就是篇末点题法。全诗十句有九句是写黄家洞人的军威的，仅在篇末才点了官军一笔。而这一笔恰恰是全诗的关键处、诗意所在。全诗由这一句而神彩飞动，令人震惊。按理说，表现主题的部分一定要用重笔墨，不厌其繁，而这首诗却一反常情，不厌其略。这种手法，恰如相声的抖包袱皮，一层层剥去，显得很有趣，很有情致，而剥到最后竟是一个奇异的发现，这就要比句句写官军杀良报功的方法巧妙、神奇，而且会经济得多。大约这种方法十分类似军事上的声东击西，很能出奇而制胜的。

　　大凡诗人画家总爱把渔家生活想象成悠闲恬适，充溢着闲情逸致。因而，在失意于官场仕途，倦怠于羁旅行役时，也总把渔船钓竿，湖波江浪作为寄情的物象，柳荫船蓬即成了休憩避难的桃花源。在他们笔下，日月晨昏的渔夫生涯显得轻松舒畅，撒网逐浪的岁月也变得碧波荡漾，其乐无穷。但是，孙承宗的渔家别具一番情调，道出了渔家的艰难与哀怨，对诗人，画家号为“渔家乐”的时弊提出了诘难。

　　诗的前两句白描了两幅画，一幅是雪月江上风波图，一幅是浪尖捕捞图。在一个雪霁朗月的冬夜，迫于生计的渔夫撑着小船颠荡在浪尖上。江上北风凛冽，船板上涂满了清冷月光。遥看岸上厚厚的雪，在月色下闪着模糊的寒光。在阴冷的背景映衬下，凸显出打渔人家的辛苦。一个“呵”字，一个“提”字，生动逼真，人物神态毕现。呵一呵冻僵的手，试图让体温来驱走些弥漫的寒气，再拿起结满冰霜的竹篙来撑船，一股凉意直透心底，手还是麻木的，渔夫艰难的撑着篙，费力的撒着网，生活的小舟随波逐流飘荡着。

　　第三，第四句，直陈对诗人画家好为“渔家乐”流弊的不满。深斋重阁中的许多封建士大夫不去真正体察民苦，“不识”大自然的险风恶浪，却想当然的描摹出一幅幅风花雪月图，借以排遣仕途失意惆怅和苦闷。 要想如实描绘出渔家的苦乐，没有深入民间的勇气，是不行的。此诗观察细致，格调清新，文句简洁，描摹传神，笔力矫健，是为民请命的好诗。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