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此诗系诗人归隐之作，诗中发泄了一种怨悱之情。首联两句记事，叙述停止追求仕进，归隐南山；颔联两句说理，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颈联两句写景，自叹虚度年华，壮志难酬；尾联两句阐发愁寂空虚之情。全诗语言丰富，层层辗转反复，风格悠远深厚，富有韵味。

　　落第后的孟浩然有一肚子的牢骚而又不好发作，因而以自怨自艾的形式抒发仕途失意的幽思。这首诗表面上是一连串的自责自怪，骨子里却是层出不尽的怨天尤人；说的是自己一无可取之言，怨的是才不为世用之情。

　　字面上说“北阙休上书”，实际上表达的正是“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的情意。只不过这时他才发觉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原以为有了马周“直犯龙颜请恩泽”的先例，唐天子便会代代如此；却才发现：现实是这样令人失望。因而一腔幽愤，从这“北阙休上书”的自艾之言中倾出。明乎此，“南山归敝庐”本非所愿，不得已也。诸般矛盾心绪，一语道出，富有余味。

　　三四句具体回述失意的缘由。“不才明主弃”，感情十分复杂，有反语的性质而又不尽是反语。诗人自幼抱负非凡，“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他也自赞“词赋亦颇工”。其志如此，其才如此，不谓“不才”。因此，说“不才”既是谦词，又兼含了有才不被人识、良骥未遇伯乐的感慨。而这个不识“才”的不是别人，正是“明主”。可见，“明”也是“不明”的微词，带有埋怨意味的。此外，“明主”这一谀词，也确实含有谀美的用意，反映他求仕之心尚未灭绝，还希望皇上见用。这一句，写得有怨悱，有自怜，有哀伤，也有恳请，感情相当复杂。

　　而“多病故人疏”比上句更为委婉深致，一波三折；本是怨“故人”不予引荐或引荐不力，而诗人却说是因为自己“多病”而疏远了故人，这是一层；古代，“穷”、“病”相通，借“多病”说“途穷”，自见对世态炎凉之怨，这又是一层；说因“故人疏”而不能使明主明察自己，这又是一层。这三层含义，最后一层才是主旨。

　　求仕情切，宦途渺茫，鬓发已白，功名未就，诗人不可能不忧虑焦急。五六句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白发、青阳（春日），本是无情物，缀以“催”“逼”二字，恰切地表现诗人不愿以白衣终老此生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

　　也正是由于诗人陷入了不可排解的苦闷之中，才使他“永怀愁不寐”，写出了思绪萦绕，焦虑难堪之情态。“松月夜窗虚”，更是匠心独运，它把前面的意思放开，却正衬出了怨愤的难解。看似写景，实是抒情：一则补充了上句中的“不寐”，再则情景浑一，余味无穷，那迷蒙空寂的夜景，与内心落寞惆怅的心绪是十分相似的。“虚”字更是语涉双关，把院落的空虚，静夜的空虚，仕途的空虚，心绪的空虚，包容无余。

　　这是一首祝酒歌。前两句敬酒，后两句祝辞。话不多，却有味。诗人以稳重得体的态度，抒写豪而不放的情意，在祝颂慰勉之中，道尽仕宦浮沉的甘苦。

　　古人用“金屈卮”敬酒，以示尊重。诗人酌满金屈卮，热诚地邀请朋友干杯。“不须辞”三字有情态，既显出诗人的豪爽放达，又透露友人心情不佳，似乎难以痛饮，于是诗人殷勤地劝酒，并引出后两句祝辞。

　　从后两句看，这个宴会大约是饯饮，送别的那个朋友大概遭遇挫折，仕途不利。对此诗人先作譬喻，大意说，你看那花儿开放，何等荣耀，但是它还要经受许多次风雨的摧折。言外之意是说，大自然为万物安排的生长道路就是这样曲折多磨。接着就发挥人生感慨，说人生其实也如此，就要尝够种种离别的滋味，经受挫折磨炼。显然，诗人是以过来人的体验，慰勉他的朋友。告以实情，晓以常理，祝愿他正视现实，振作精神，可谓语重心长。

　　于武陵一生仕途不达，沉沦不僚，游踪遍及天南地北，堪称深谙“人生足别离”的况味的。这首《劝酒》虽是慰勉朋友之作，实则也是自慰自勉。正因为他是冷眼看人生，热情向朋友，辛酸人作豪放语，所以形成这诗的独特情调和风格，豪而不放，稳重得体。后两句具有高度概括的哲理意味，近于格言谚语，遂为名句，颇得传诵。

　　上片“春色迷人恨正赊”一句，起得出奇。“春色迷人”本应逗人喜爱，延之长久才好，因而每有叹惜春天“留不住”的诗词。可是此词却嫌恨它逗留人间的时间太长了，由“迷人”转而为“恨”，感情的落差似嫌太大，颇令人难以捉摸。但是紧接上一句“可堪荡子不还家？”以问作答，那原因再清楚不过了。这是少妇自问抑或问“荡子”抑或问别人，那无关紧要，总归她是在倾吐愁肠的来由：春色迷人，而荡子不在身边共赏，那闲愁怎能让人经受得了。又岂能不迁恨于惹她伤心的春色，嫌它漫长。

　　“细风轻露著梨花”一句，是写景，也是写人写情。清晨，春风拂面而来，雪白的梨花上缀着晶莹的露珠，格外清新幽雅，却又不无冷清之感，给人以“梨花带雨”即少妇落泪的感受。这句寓情于景，写少妇面对春景伤心不语，潸然泪下，表现了思妇那孤苦纤弱的心。

　　下片“帘外有情双燕飏，槛前无力绿杨斜”两句，是缘情写景。“有情”、“无力”相对而出，可见女主人公的心思不在乎赏春惜春，而在于寻求夫妻朝夕相伴的恩爱生活。在她看来，纵然是盎然滴翠的阶前杨柳，也以其无人伴赏而显得“无力”——黯然失色，毫无生机；只有象燕子那样结伴双飞，自由自在，才有情有意有乐趣。然而丈夫不在身边，眼前留给她的是一片索然。

　　但是，少妇不甘心于这等寂寞闲愁，结句“小屏狂梦极天涯”，尽写出她执着的追求。写女子用“狂”字，似与身分不合，却恰能写出少妇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急切心情，可知她定然能做出一个美梦。一句之中，“小屏”与“天涯”这样空间对比度极大的词语连用，也有极好的艺术效果。那屏后的少妇，为在梦中寻觅“荡子”，那怕到天涯海角，也无所顾及。纵然那里没有迷人春色，没有洁净的梨花，甚或没有双燕飞舞，没有杨柳依依，只要有他，便有情趣，有意义。于此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丈夫的钟情，对爱情的坚贞。前人认为此结句有“振起全片”之妙，此评宜哉。这首词缘情写景，起伏跌宕，错落有致，语言优美动人，比喻贴切，含蓄蕴藉，结句振起全篇，殊可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