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文章题目标明“记游”，本可记述游历经过和松风亭的由来及四周的景物。但苏轼非为叙事，而是明理。从“意谓如何得到”，悟出世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的道理。这种即时放下，随遇而安，“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旷达态度，正是苏轼从自己丰富的人生磨砺中，触动外物，偶然得之的。一件本来令人沮丧的遭遇，换个角度想，豁然开朗，“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这种思考方式，在后来贬谪过程中不断从苏轼笔下表现出来，这既是苏轼对自己生活困境的一种积极反抗——以乐处哀，又是苏轼在具体现实中始终不堕其精神品格、自我提升到一种旷远开阔境地的呈示。

　　文章读来有味，是因为作者写出了他由“思欲就亭止息”到悟出“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后的自得心情。这自得既表现在他对作出决定后“是心”“忽得解脱”的描述，又表现在他对“若人悟此”当有之事的想像。其实，他的自得，实是对随遇而安人生态度的肯定。小品仅记作者生活中的一点感受，并不追求情节的完整和事理的严密，思之所至，笔亦随之。又出语平淡、通俗却意味深永，能真实再现作者为人坦诚、天真、达观、有趣的一面。

　　文中写苏轼思绪变化过程，跌宕起伏，顿挫有致。深刻的道理能用家常话说出，真率亲切。其间几处宋时口语的运用，更能收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

　　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阙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人郎“，故下阕便全从人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人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人瑜身上。然而写人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人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人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人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人郎转到自己。人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人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人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人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人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人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尊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人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着重写人，借对人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人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人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人瑜的英姿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

　　这首诗通过对“山上月”和“水上月”的描写，形象地表现了月光的位置和环境，营造出一种明媚舒畅、迷离幽静的境界，并从音乐声联想到边塞征战士卒对家乡的思念。此诗语言清新，意境清幽。

　　诗的开头“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时”两句描绘了初月的倩影，和月光下的花朵，夜色笼罩下彼此辉映，如同恋人般呢喃细语，营造出一种迷离幽静的意境。

　　“云畔风生爪，沙头水浸眉”两句的景色描写极为精彩，微风吹动白云，让白云也生出了爪牙；沙头的流水不经意漫上了岸边的草坪，看似静态的事物写得灵动活泼。“乐哉弦管客，愁杀战征儿”两句，出句是环境描写，远处的客船上管弦清越，欢声笑语，是一帮人在做长夜之饮；对句写那些戍守边关、征战沙场的士兵，这音乐让他们躁动不安。最后“因绝西园赏，临风一咏诗”写诗人拒绝游赏西园，独自来到江边，看着天上的明月和水里的月光，迎着温柔的晚风吟起诗来。

　　这首诗并非严格的五言律诗，但已经非常讲究对仗和修辞。中间两联“云畔风生爪，沙头水浸眉”和“乐哉弦管客，愁杀战征儿”对仗相当工整。此诗意境清幽，由月亮引出乡愁，是自古以来众多文人骚客所追捧的创作思路。因此，在中国，月亮早就和家乡绑在了一起，有月亮的地方，就会有思家的人。李白的诗，月亮有月亮的皎洁美，山水自然有山水的清新美。

　　这首《好了歌注》是对《好了歌》所表达的思想进一步具体、生动的阐发。它形象地刻画出封建统治崩溃前夕的种种衰败景象：满床的朝笏玉板不见了，只剩下空荡零落的厅堂；歌舞场长满了衰草枯杨；画栋雕杨结满了蜘蛛网；公子变成了乞丐，小姐流落为妓女；达官贵人扛上了枷锁，酸儒新贵反倒穿上了紫蟒。这个下台那个又登场，真是可笑而又荒唐。这就是所谓“‘了’（断绝俗缘）便是‘好’（得到解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的好景已到末日，统治者之间一切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崩溃，政治上的没落，道德上的败坏，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严峻现实。作者用“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嘲讽这一阶级在垂死前权势利欲争夺的可笑。作者在歌中所揭露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和种种危机，以及他对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持的否定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现实的出路，所以这里所宣扬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就包含有浓厚的虚无厌世和宗教色彩，我们对它要有正确的认识。这些消极因素曾被新、旧红学家所扩大渲染，用以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这也是应该避免的。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