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借写景以抒春愁,词之上片写离情相思,下片写久别盼归。
“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以对句起,点出“愁”字,开门见山,直抒愁怀。“梦”和“醉”二字,则说明这位愁人借以消愁解闷、自我麻醉的方法唯此二者。他害怕梦醒愁也醒,于是“终日昏昏醉梦间”,企图以此逃避愁闷的袭来;然而春天却从沉醉中悄悄地回来了。面对阳春烟景,他却发出酸楚的自问:“凄凉怀抱向谁开?”他感到满怀的凄凉况味,一时既诉说不尽,更找不到可以诉说的人。杜甫《奉待严大夫》诗:“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虽然所指不同,但可以对之倾诉怀抱的人,一定是了解自己、关心自己的人。凄凉怀抱,无可告语,可见知心人不在身边,因而感到格外孤寂难堪。这一句暗示愁闷难解的原因在于怀人,则梦断酒醒的惆怅也自然可以理解了。这三句已定下全词的抒情基调,于是在词人眼中所见的“春景”,无不染上这种“凄凉”的色调。“些子清明时候被莺催。”清明前后,正是春光大好,踏青游春之时,词人却意兴萧索,无心赏玩春光。“些子清明时候”,在词人的感觉上,清明前后这春光的黄金季节,竟是如此短暂,匆匆即过。少许春光,并不曾给愁人带来丝毫欢乐;相反,在他听来,枝头的百啭黄莺,不是在为春天欢唱,却是唱着催春速去的挽歌。这两句把莺花三月,化作短暂的心理时间,染上凄凉的感情色彩;春天从醉梦里悄悄而来,又在莺声中匆匆而去,外在的春景如梦幻泡影。春去春来,愁情依旧。
如果说上片是词人直抒胸臆的痛苦告语,下片则推出了一组令人黯然销魂的景物镜头。词人隐身在景物之后,让这些无言的镜头说出他的心声。“柳外都成絮,栏边半是苔。”柳絮纷飞,意味着春将归去,很自然地令人想到上片结处“被莺催”的那个“催”字,意脉的过渡毫不着力。栏杆边的苔痕,则说明长久无人凭栏眺景了。春天对于愁人来说,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然而有一件东西却深深地触动了词人:“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多情”二字,含着热泪脱口呼出,有如见故人之感。燕子还记得当年帘幕中的欢乐情景,当它再度飞来时,却感到境地凄凉。气氛顿异,不禁迟疑起来。“独徘徊”三字,就传神地写出燕子归来的神态。“依旧”二字,则唤起对于当年燕子来时的回忆,同时也会很自然地触发这样的感慨:当年栖巢的燕子又归来了,当年欢聚的人儿呢?作者虽未曾点破,但整首词的着眼点却正在于此。作者巧妙地把要说的这句话,诱使读者替他说出来。这首词之所以耐人寻味,也正在于此。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美梦就怕被愁苦惊醒,春光从沉醉中悄悄来到。愁苦的心情向谁诉说?正是清明时节黄莺唱着催春速归的歌。
柳村上白絮漾漾,栏杆边青苔繁茂。帘间多情的燕子飞来飞去,依旧满身花雨回到旧日的窝巢。
注释
南柯子:词牌名,原唐教坊曲,又名“南歌子”,双调五十二字,上下片各四句三平韵。
些子:唐宋俗语,少许,一点点。
此词借写景以抒春愁,词之上片写离情相思,下片写久别盼归。
“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以对句起,点出“愁”字,开门见山,直抒愁怀。“梦”和“醉”二字,则说明这位愁人借以消愁解闷、自我麻醉的方法唯此二者。他害怕梦醒愁也醒,于是“终日昏昏醉梦间”,企图以此逃避愁闷的袭来;然而春天却从沉醉中悄悄地回来了。面对阳春烟景,他却发出酸楚的自问:“凄凉怀抱向谁开?”他感到满怀的凄凉况味,一时既诉说不尽,更找不到可以诉说的人。杜甫《奉待严大夫》诗:“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虽然所指不同,但可以对之倾诉怀抱的人,一定是了解自己、关心自己的人。凄凉怀抱,无可告语,可见知心人不在身边,因而感到格外孤寂难堪。这一句暗示愁闷难解的原因在于怀人,则梦断酒醒的惆怅也自然可以理解了。这三句已定下全词的抒情基调,于是在词人眼中所见的“春景”,无不染上这种“凄凉”的色调。“些子清明时候被莺催。”清明前后,正是春光大好,踏青游春之时,词人却意兴萧索,无心赏玩春光。“些子清明时候”,在词人的感觉上,清明前后这春光的黄金季节,竟是如此短暂,匆匆即过。少许春光,并不曾给愁人带来丝毫欢乐;相反,在他听来,枝头的百啭黄莺,不是在为春天欢唱,却是唱着催春速去的挽歌。这两句把莺花三月,化作短暂的心理时间,染上凄凉的感情色彩;春天从醉梦里悄悄而来,又在莺声中匆匆而去,外在的春景如梦幻泡影。春去春来,愁情依旧。
如果说上片是词人直抒胸臆的痛苦告语,下片则推出了一组令人黯然销魂的景物镜头。词人隐身在景物之后,让这些无言的镜头说出他的心声。“柳外都成絮,栏边半是苔。”柳絮纷飞,意味着春将归去,很自然地令人想到上片结处“被莺催”的那个“催”字,意脉的过渡毫不着力。栏杆边的苔痕,则说明长久无人凭栏眺景了。春天对于愁人来说,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然而有一件东西却深深地触动了词人:“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多情”二字,含着热泪脱口呼出,有如见故人之感。燕子还记得当年帘幕中的欢乐情景,当它再度飞来时,却感到境地凄凉。气氛顿异,不禁迟疑起来。“独徘徊”三字,就传神地写出燕子归来的神态。“依旧”二字,则唤起对于当年燕子来时的回忆,同时也会很自然地触发这样的感慨:当年栖巢的燕子又归来了,当年欢聚的人儿呢?作者虽未曾点破,但整首词的着眼点却正在于此。作者巧妙地把要说的这句话,诱使读者替他说出来。这首词之所以耐人寻味,也正在于此。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742年(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五载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乐圣”即喜喝清酒,“避贤”,即不喝浊酒。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这是《小雅》中篇幅之长仅次于《小雅·正月》和《小雅·楚茨》的一首诗。此诗章法结构非常严谨。这不仅是指它全部五章每章均十四句,且都是标准的四字句;更是指它章节之间内在组织上的精妙。诗内容大致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两章写合乎礼制的酒宴,第二部分两章写违背礼制的酒宴,两者同以“宾之初筵”一句起头,而所描述的喝酒场面却大相径庭,暴露出理想状态与现实境况的尖锐矛盾。第三部分为末章,是总结性的言辞,连用“不”、“勿”、“无”、“匪”、“矧敢”等表示否定义的词集中凸现否定意蕴。各部分之间起承转合脉络极其分明。第二个印象是诗人的写作技巧非常高明。诗人之意实在“刺”,前两章却用“美”为“刺”作映衬,使丑恶的事物在与美好的事物的对比中更显出其丑恶,欲抑先扬,跌宕有致。而诗人的“刺”即使是在最重要的第三、第四两章中,也并不剑拔弩张,疾言厉色,只是反覆直陈醉酒之态以为警诫,除了烂醉后手舞足蹈的姿势不惜重言之以外,“载号载呶”、“乱我笾豆”、“侧弁之俄”写醉汉吵吵嚷嚷、弄乱东西、衣冠不正,也都抓住了特征。并且,诗人还善于通过“既醉而出,并受其福”之类的委婉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之类的戏谑语,来作“绵里针”式的点染。借形象说话,实招就是高招。当然,并不是说此诗没有正面的说理成分,末章就主要是说理,但毕竟使读者对酗酒的害处深感悚惕的还是那些描写醉态的句子。
诗人技巧上的高明之处,在具体的修辞上,也得到充分的表现,除了消极修辞外,积极修辞更是丰富多彩。“左右秩秩”、“举醻逸逸”、“温温其恭”、“威仪反反”、“威仪幡幡”、“屡舞仙仙”、“威仪抑抑”、“威仪怭怭”、“屡舞僛僛”、“屡舞傞傞”,这是叠字修辞格的运用,频度之高,在整部《诗经》中似乎也不多见,那种奇佳的摹态效果,令人叹服。“笾豆有楚,肴核维旅”、“既立之监,又佐之史”,则是非常标准的对偶修辞格。“宾之初筵”、“其未醉止”、“曰既醉止”、“是曰既醉”等句都同章或隔章、邻章重复一次,是重复修辞格,而由其重复所产生的效应则不同。如上文所说“宾之初筵”的重复意在引出对比。但“其未醉止”、“曰既醉止”的重复,则既与从“威仪反反”、“威仪幡幡”到“威仪抑抑”、“威仪怭怭”的递进紧扣,又有“其未醉止”一组重复与“曰既醉止”一组重复的两层对比,从中更可见出结构的精整。而“是曰既醉”的隔章重复,所起作用是将第三、第四这最重要的两章直接串联起来。还有一种《诗经》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格——顶针,此诗也有两例,即“以洽百礼”之后接以“百礼即至”,“子孙其湛”之后接以“其湛曰乐”。这两个顶针修辞在同章中仅隔两句,相距很近,也是诗人为加重语气而作的刻意安排。另外,“钟鼓既设,举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这一段又是排比句,且两句一换韵,有很强的节奏感。
《史记·滑稽列传》记了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的故事,但对三人活动的年代,记载了有明显的矛盾和错误。如说淳于髡是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时人,优孟是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人,优旃是秦时人,秦亡(前206年)后归汉,数年而卒。可是原传却又说淳于髡后百余年有优孟,优孟后二百余年有优旃。这是太史公的疏忽。本篇只选了淳于髡的传。
“滑稽”一词的古义与今义并不全同。古义有多义性,屈原在《楚辞·卜居》中使用它带着贬义,有圆滑谄媚的意思;司马迁在《滑稽列传》里使用它带着褒义,有能言善辩,善用双关、隐喻、反语、婉曲等修辞手法的意思。这两种意义与今义都不尽相同,但又都有语义发展上的相承关系。
公元810年(元和五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来表示他的心情:“死是老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两回左降须知命,数度登朝何处荣”。过了五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元稹已转任通州司马,闻讯后写下了充满深情的诗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写下五首《放言》诗来奉和。此诗为第二首,诗主要讲祸福得失的转化。
这首诗包含了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应该指出的是,矛盾的互相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没有一定条件,是不可能发生或实现转化的。诗中所讲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这样。塞翁的马失而复还,而且还带回一匹好马,这是福;但是后来,其子骑马又摔坏了腿,福于是变成了祸。其中,这个儿子去骑马,或是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安全措施,或是由于他的骑术不高明,摔下马来,这就是其福转化为祸的条件。而“马失应无折足忧”的说法,只讲转化,忽略了转化的条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是不足取的。当然,这是诗句,不可能讲得那样细致,后人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