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全词一开始从大处作眼，从远到近，层层展开，其中有精确的地理，这地理中暗示作者内心缜密的布局及经纬法度，这一切处理得干净简练，仅用“九派流中国”，“一线穿南北”，“龟蛇锁大江”这几个妙巧的对称，犹如围棋高手的布局显得严密而大度，同时也显示了对祖国的山川谙熟于胸。接着下阕一转，又透出了诗人对于世事沧桑，雪泥鸿爪之感慨，一代又一代该过去的都过去，而今诗人又作游人的一员在此低回歌咏。最后二行诗人把酒酹江以抒壮志，涌动的心潮如澎湃的波涛，越来越感受到一种急迫地想立即置身于中心的强烈愿望，诗歌在此达到一个最后的高潮，以绵绵思绪和慷慨高歌抵达诗言志的核心。

　　上片以俯瞰法谋篇布局，凭高纵目落笔，取势辽阔旷远。“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连接东西的长江航道与贯通南北的铁路干线在此垂直交叉，作者健笔凌云，区区十四字便准确简洁地点明武汉三镇作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和形胜特点。这两句对仗工稳，一横一纵，一水一陆，一众一寡，一自然一人工，一壮阔浩荡一漫长深远；“流”、“穿”二字又使画面呈现动感，极大地扩展了空间；“茫茫”、“沉沉”，写出烟雨迷濛中不甚分明的远景，而景物愈不分明，愈是若隐若现，便愈显得渺无边际。

　　接下去的“烟雨莽苍苍”一句，作为景语，笼罩江天，使开头两句收到了咫尺之内瞻万里之遥的艺术效果；作为情语，又渲染出一种沉郁凝重的独特氛围。再继之以“龟蛇锁大江”一句，表现俯瞰角度的变化，空间画面的层次由远而近。龟蛇两山隔江对峙，夹束江水，形势险峻，古来即为扼守江、汉的要塞。此处江面狭窄，激浪奔腾。南宋陆游的《入蜀记》写寻访南鹤楼旧址时，曾引李白《江夏寄汉阳辅录事》诗句：“谁道此水广？狭如一匹练。江夏南鹤楼，青山汉阳县。大语犹可闻，故人难可见。”以为“形容最妙”。而毛泽东独出机杼，在“龟蛇”与“大江”之间着一“锁”字，“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宋梅尧臣语），构成雄浑苍茫的意境。龟蛇夹江，在濛濛雨雾中俯瞰，好像要把滔滔大江拦腰锁住一般。这个“锁”字，又回应了第二句中的“穿”字。当时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因长江阻隔，尚未接轨，但纵目望去，如连成一条细线。故“锁”、“穿”二字，既写活了景物，又反衬出作者所居之高、视野之阔。而烟雨苍茫、龟蛇锁江的物境又与作者此时此地的悒郁心境相合，象征着当时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受到国民党势力的猖狂打击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粗暴阻挠，武汉地区政治风云变幻的现实，隐含着作者对大革命前途的忧患之情。

　　下阙言情，应物斯感，豪放深沉。一个“逐”字，绾合心潮江浪，不但生动地写出了浪花的滚滚催进，而且隐喻汹涌澎湃、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南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南鹤不知到哪去了，只剩下这座南鹤楼，作为游人揽胜的圣地。这是即景生情，并无企慕仙人的意思。下面是抒革命之情，“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把酒浇在滔滔的江水里，内心激动的思潮恰似长江中翻腾起伏的波涛那样高，这里表示对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值此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非常激动，好像追逐江中汹涌的波涛。不久毛泽东就点燃了秋收起义的革命烈火，建立起了井冈山革命基地，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的局面，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轨。

　　这首词，题目只标一缕，通篇只有四十四个字。但所囊括的时代气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澎湃情怀，其内容之错综复杂，并不亚于长篇。全词扣紧登临情景，突出大江形象，自然哲理、政治斗争和革命激情三者水乳交融，主题思想特别集中、深邃和感人。写景以重点刻划与气氛渲染结合，抒情以寓景于情和写意手法相结合，境界含蓄高远。语言之沉着有力，迭词动词之新颖精警，用韵之错落有致，与内容也十分和谐。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这首诗描述农桑丰饶之年，一个农家各有分工共同努力从事紧张劳动的欢悦情景。诗歌刻画这家三个媳妇的不同个性及其在繁忙时刻的不同表现，并表达了农民对农业不断获取丰收的愿望，以及对改善生活的追求。全诗风调纯美，情趣盎然。

　　全诗可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由农时人笔，写夏麦上场，春蚕出筐，这正是田家大忙的时节，恰好又是风调雨顺，“阴晴随意”。麦收过后，新秧又已泛青，只见那夫妻双双在田地里忙碌。这真是农家难得的好时光。这一层作者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写出了田家不误农时的勤劳和劳动的热情，赞叹之意已包融在字里行间。

　　第二层集中笔墨写农家三妇。在蚕已作茧、蚕事正忙之时，大妇绕丝，中妇织帛。中妇年轻，忙里偷闲，不时还要用胭脂打扮一番，比不上大妇操劳顾家，忙得连吃饭都不能及时，一直辛苦到蚕事结束。小妇刚刚过门，不好就让她辛苦，

　　只是陪着阿婆玩笑度日。这田家辛劳而又和美的情景，是通过家中三位媳妇各自不同的神态举止表现出来的。这里的笔法与辛稼轩《清平乐》词“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相似。辛词依次刻画人物以赞美农家的劳动生活。陈诗则从农家妇女来落笔，排行地位分明，神情各异，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的情趣。第三层写对明年继续得到好收成的祝愿，“剩贮二麦饶丝绵”，农家希望辛苦劳动能结出果实。作者在全诗的结尾，又补写一笔“小妇莫辞担上肩，却放大妇当姑前。”小妇今年是新嫁娘，理当照顾，明年就应该减轻大妇的负担，让她去陪陪阿婆了。

　　作者在这首古诗里反映了风调雨顺年景农民一家的辛勤劳动生活，也写出了劳动之家纯朴和美的家风，以及获得丰收的喜悦和愿望。作者的赞美田家之情是以质朴真切而又饶有情趣的笔触表现出来的。

　　这首民谣写的是一个被人称为“神鸡童”的长安小儿贾昌的奇遇，但讽刺的对象则显然不光是贾昌。他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正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样，是愤激之词，也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的写照。 “白罗绣衫随软舆”一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原来当今皇帝就爱斗鸡走马，所以“神鸡童”也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唐诗中讽刺皇帝的诗篇不少，或则托言异代，或则咏物寄怀，大都辞旨微婉。象这样大胆直率，用辛辣的语言嘲笑当朝皇帝的，在文人诗里是很难见到的，只有民谣能作此快人快语。

　　全诗描绘了两个场面，一是贾昌随驾东巡，一是奉父柩西归雍州。第一个场面：“白罗绣衫随软舆。”在戒备森严、紧张肃穆的气氛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穿着华美的白罗绣花衫，带着三百只喔喔啼鸣的红冠大公鸡，紧紧跟随在皇帝威严华贵的软舆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行，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观。唐玄宗此行是去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夸示他“奉天承命”、治国治民的丰功伟业，带上这么一支不伦不类的特殊仪仗队，真是滑稽透顶，荒唐至极。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开元十三年，（贾昌）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并没有说他紧跟在“软舆”后面，而诗中运用近乎漫画的手法，将这一史实作了艺术的夸张，形象鲜明，主题突出。

　　第二个场面：“差夫持道挽丧车。”贾昌的父亲贾忠是唐玄宗的一名卫士，随扈死在泰山下。“父以子贵”，沿途官吏为巴结皇帝面前的这位大红人──神鸡童贾昌，竟不惜为他兴师动众，征派民夫，沿途照料灵柩。死者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只不过是一个斗鸡小儿之父，却迫使无数劳动者为他抖威风，这场面着实令人啼笑皆非。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嘲笑、轻蔑和愤怒。

　　两个场面，构成了一出讽刺喜剧。剧里有一群白鼻子，主角是坐在软舆里的唐玄宗李隆基。这个喜剧形象鲜明，效果强烈，读起来，不但忍俊不禁，而且似乎听到了当时老百姓嬉笑怒骂的声音。这就是此诗的艺术魅力所在。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追忆洛中朋友和旧游而作的。上片写对已经沦落敌国之手的家乡以及早年自在快乐生活的回顾。下片宕开笔墨回到现实，概括词人从踏上仕途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国破家亡的痛苦生活，结句将古今悲慨、国恨家愁，都融入“渔唱”之中，将沉挚的悲感化为旷达的襟怀。此词直抒胸臆，表情达意真切感人，通过上下两片的今昔对比，萌生对家国和人生的惊叹与感慨，韵味深远绵长。

　　上片忆旧。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回想往昔在午桥桥上宴饮，在一起喝酒的人大多是英雄豪杰。用“忆”字开篇，直接了当把往事展开来。“午桥”是唐代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吟诗唱和、举杯相欢的地方。作者青年时期，追寻遗韵，仰慕前贤，在故乡洛阳，与当时“豪英”一起，也在午桥宴饮聚会，把酒临风。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白天和朋友们在午桥畅饮，晚上围坐在杏树底下尽情地吹着悠扬的笛子，一直玩到天明，竟然不知道碧空的月光随着流水静悄悄地消失了。桥上欢歌笑语，桥下一片宁静，以静衬动。这三句写景叙事，优美自然，它如同明净澄澈的清水一样。特别是“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 “杏花”则点明在春天的夜晚，豪杰们抚琴弄笛，那情致高雅的笛声此起彼伏。作者以初春的树林为背景，利用明月的清辉照射在杏花枝上所撒落下来的稀疏花影，与花影下吹奏出来的悠扬笛声，组成一幅富有空间感的恬静、清婉、奇丽的画面，将作者那种充满闲情雅兴的生活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下片感怀。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作者在政和三年（1113年）做官后，曾遭谪贬；特别是靖康之变，北宋沦亡，他逃到南方，饱尝了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痛苦。残酷的现实和往昔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很自然会有一场恶梦的感触。这两句概括了这段时间里国家和个人的激剧变化的情况。这里，作者以饱蘸着久历艰难和劫后余生的血泪的笔触，写下这感慨深沉的诗句，发人深思，启人遐想。经历了国破家亡，战事连连之后，曾在一起吟诗饮酒的豪杰们如今散落各方，九死一生，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油然而生。

　　接着写道：“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闲登”句是说：我闲散无聊地登上小阁，观看这雨后新晴的月色。这句点题，写明作此词的时间、地点和心境。“新晴”与“长沟流月”照应，巧妙地将忆中之事与目前的处境联系起来，作者今昔不同的精神状况从中得以再现。“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把国家兴亡和人生的感慨都托之于渔唱，进一步表达作者内心寂寞悲凉的心情。古往今来的大事已经转瞬即逝了，只有把它们编成歌儿的渔夫，还在那半夜三更里低声歌唱。这是低沉的感叹，软弱的呻吟，无能为力的自我表白。这种看破世情、回避现实的消极态度，从侧面显示诗人对现实的极度不满，这是乱世怀古伤今的主题。

　　这首词通过回忆在洛阳的游乐来抒发作者对国家沦陷的悲痛和漂泊四方的寂寞。以对比的手法，明快的笔调，通过对旧游生活的回忆，抒发了北宋亡国后深沉的感慨。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自我形象相当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