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

　　《解连环·孤雁》是宋亡后之作，是一篇著名的咏物词。它构思巧妙，体物较为细腻。在写其外相的同时，又寄寓了深微的含意。这首词可以透视出张炎词深厚的艺术功力。作者揉咏雁、怀人、自怜而为一，抒发了他的家国之痛，漂泊之苦，凄婉动人。词咏孤雁，实则借孤雁寄托作者宋亡后的伤感，也反映了宋遗民普遍生活体验及感触，具有典型意义。

　　上阕前三句写孤雁失群；接着写失群后的孤独。“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以困顿惆怅的情怀起笔，伴孤雁一起飞来。起句境界暗淡、空旷、寂寥、肃杀。楚江，指湖南地方。衡阳有回雁峰，又雁多经潇湘。潇湘、衡阳皆楚地。作者把雁置于这空阔的空间，不惟反衬雁之“孤”“小”，且为全词定下低沉的基调。惟其“空”，才愈见离群雁之“孤”；惟其“晚”，才更显离群雁之“凄冷”：可谓景中含情。这特定的审美感受，却是通过自然而平常的四个字，由视觉贯通了读者的触觉来传达的，下笔不可谓不“空”。“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离群而“散”，已觉“恍然”，而“万里”，更足可悲，这怎能不使孤雁在“惊”悸之余感到“怅”然若失呢？仅一传神之“怅”字，写事更写情，它把“离”前之可恋，“离”时之痛苦，“离”后之茫然的复杂的感情，曲折婉转地表达出来了。

　　这三句写出了孤雁之遭际，使人意识到了作者心绪之凄惨。南宋末年，国势垂危，生于此时的词人，对于时局自己深感无能为力，不胜忧愤，只好借物抒怀以寄托一腔幽怨。

　　既离群万里，则渺渺天地间惟一孤雁而已，自顾其影则不免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故只有另寻栖身之所，“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是这种孤栖自爱神态的写照。顾影，表示有深自珍惜。特别是一“欲”字，更是对这种想下未下、犹豫迟疑的神态的深刻把握和维妙维肖的刻划。“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在惊魂未定之际，目光所到之处， 只有寒水暮天相接，漠漠荒沙、瑟瑟衰草，依然荒寥而已。来亦孤单，去也孤单，只好徘徊顾影，使人进一步体味它的孤独。

　　“写不成书”两句，是写雁群飞行，排成一字或人，孤雁单飞排不成字，故说写不成书信，只能成一点，带回一点相思。从而巧妙地表达出前朝对遗民的思念。古人常以雁为传书使者。“只寄得、相思一点”，激起人们多少相思之苦与家国之苦，已无从分辨。如果说，“恍然”离散已使孤雁怅然若失因而无奈去别寻栖所的话；如果说，依然荒寥更足以使之凄怆伤神的话，那么，“写不”两句所表达的那种痛苦竟无人可告之情则转而化为某种程度的悲壮了：雁既失群于万里之外，不能和同伴共排雁字，只有向他们遥寄一片相思之情了，此其一；因此，违误了久困于胡地的“故人”的凝盼之情（“故人”殆指沦于北人之手切盼南归的故园父老），此其二；联系作为宋朝遗民的张炎当时朋友散失、家国破碎、孤身一人、满目凄凉的处境，可以想见，即使有书可传，那“故人”之愿又将告于何人？此其三。然而这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却是通过作者极疏淡自然之笔（两句用一事而又一气贯注）写出的。这正是“清空”特色的表现之一。

　　“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这是为雁立传，可以看到作者思想轮廓。表面上是说孤雁误了寄书，和苏武托雁寄书的心事。“残毡拥雪”，用苏武“武卧啮雪，与旃（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事表达心声。

　　从对上阕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作者无论写景还是状物，都能“不滞留于物”（《词源·咏物》），特别是对孤雁外部形象的描写和琐屑事件的叙述，即使是最简单的交代都省略了，而是摄神遗貌，紧紧抓住最能表现孤雁内心情感的神态（如“欲下”），把笔触伸向孤雁的内心世界（如“怅、惊、料”），栩栩如生地刻划出孤雁孤寂索漠的内心世界，给人一种艺术上的去芜存精的澄净感，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在此得到了曲折委婉的表达，即所谓“调感怆于融会之中”。

　　下阕更以化实为虚的方式体现了张炎词的“清空”本色。换头承前，叹息北去的南宋宫室艰难险恶的处境。而孤雁只能在夜雨中哀鸣，若是能在玉门关重新见到离失的伴侣，该是何等的惊喜！因“离群万里”，因而“谁怜旅愁荏苒”。“荏苒”表达迁延的意思。在形容时间光阴之绵长的“荏苒”前面冠以“旅愁”，其旅途之劳顿和愁之绵绵可知，且作者并不正面说此愁无人怜而以反问出之曰“谁怜”，除更觉情切动人外，已微透“怨”的消息，故下面紧接写道：“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说长门夜悄与锦筝弹怨。典出汉武帝陈皇后罢退长门宫故事。“长门”所“弹”者，昔陈皇后之“怨”；而筝柱斜列如雁行，故在此又是孤雁之“怨”。“谩”字，极度渲染孤雁的哀怨。作者以“浑化无迹”之笔，借陈皇后之事，将人、雁之“怨”一起写出，从而抒发了自己亡国之思家破之愁无人可告亦无人怜之的一片愁怨之情。

　　孤雁之哀愁既无人可告，那么雁之凝盼思归的急切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它多么盼望自己早一天飞到同伴身旁啊！可它不说自己身落寒塘之实境，却首先代同伴着想： “想伴侣、犹宿芦花。”不说眼前自己思念同伴之实情，却透过一层，言伙伴曾念自己在来年春前“去程应转”。伙伴们春天到来之前，应该回北方去了。这又是化实为虚，使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既婉转又空灵，它比正面诉说更能见孤雁之一往之深情。

　　“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随即是个飘渺的幸福的设想。玉关春雨，北地黄昏，却是将怎样和旅伴们重见呢？“怕”字含意深微。孤雁由“离群”之“怅”而生“谁怜”之“怨”，又由“怨”而生“暮雨”中之“呼”，从“呼”又生“怕”，于是读“暮雨”二句，读者脑海里会出现这样一幅动人的情景：瑟瑟秋风、潇潇暮雨中，望伴情切的空中孤雁，一声又一声呼叫，找寻着同伴，它要尽最后一丝力量飞到它们身边，倾诉离后之情。它坚信，同伴们就在不远的前方。然而，突然之间它又由“呼”而“怕”了：是怕见同伴于忽然之间，“怕”自己不胜那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喜悦和幸福潮流的冲击。一个 “怕”字，生动而逼真地刻划出雁经过长途跋涉，备尝离群之苦后幻想自己即将在“蓦然”间重见同伴时那种喜悦、激动而又有些不安、焦躁的复杂矛盾心理。

　　至此，孤雁之情已至深至切似乎无法再写，但作者意犹未尽，再次从虚处下笔，进一步替孤雁设想：“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长期的期待与渴望，一旦相见期近，反怕春期之骤至。虽能相见也无愧于寄身画栋珠帘双双紫燕了。从用意上看，此二句实承以上而来。即如上所述，孤雁之愁已至浓至厚，无法解脱，其望归思伴之情已至深至切，无以复加，但退一步说，即使雁之愿望无法实现，它也绝不愿像在春日融融中翩翩归来的“双燕”（暗指归附元朝者）一样，寄人檐下，以博主人一笑，从而表现出雁之孤高自傲的情怀，使其形象得到了升华。而在这空灵蕴藉中，作者不愿事奉新朝的心迹也得到含蓄而委婉的表露。这在情感上，表现为异军突起；在格调上，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峭拔。

　　由于作者在这首词里没有刻意于静态的摹写，而着重从孤雁内心情感的发展变化上——由“怅”而“怨”，由“怨”而“呼”而“怕”，写出了动感，因此，在意脉和情感节奏上，于自然流转之中包含着起伏跌宕，于空灵之中见出流动，从而给人以和谐的美的享受。

　　通观全篇，状物言情极尽精巧而不着雕饰痕迹，词人遣词炼意、体物抒情的精湛造诣淋漓尽现。全词多处用典，堪称咏雁佳句。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曰：“玉田《高阳台》，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与碧山如出一手，乐笑翁集中亦不多见。”张炎词善于咏物。从咏物词的整个方法、风格和寄意来说，这首咏孤雁的《解连环》更有代表性。词人刻画孤雁的形象妙肖传神，在咏物的方法上，紧扣一“孤”字展开描写，烘托渲染，以物喻人，将咏物与抒情合而为一，通过对孤雁的描绘，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感尽蕴含在对孤雁这一形象的描绘中。

　　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

　　这首诗的结构也很别致。第一、二两节各六句：第一节写别家上路时情景，第二节写途中所见景物及自己主观心情随客观景物之变化而变化的心理活动。“华志”二句自为一节，是前两节的一个小结。“推琴”二句又成一节，似用旁观者口吻结束全诗。这是作者从主观世界中跳出来，故意用客观叙述来“冷处理”，从而让读者于言外去品味诗人内心的苦况。

　　在第一节中，有两个表时间的虚词与一般讲法有异。一是“仲秋始霜雪”的“始”，作“初”解。余冠英先生《汉魏六朝诗选》注云：“近人用‘始’字有迟久而后得的意思，此不同。”其说是。诗句译成口语，应该是“刚到仲秋时节就开始出现霜雪了”。另一是“方冬与家别”的“方”，“方冬”，指初入冬，而不是将入冬。这里有个节序的先后问题。“江上”二句写今年寒意来得早，阴历八月就下霜落雪了。这时要出门从军，必须把衣食准备得充足些；偏偏作者因家境困穷，缺乏衣粮；但又不能不动身，只好在冬初辞家远行了。鲍诗的特点就在于平平写起，闲闲引入，看似寻常笔墨，而诗意却亲切感人。此诗正是这种典型写法。于是接下来写五、六两句：寒冷的初冬，已是满目萧条，偏偏又在缺衣少食的经济条件下离乡背井，从后渚动身时内心当然要充满凄怆了。这六句纯以质朴平实的描写来打动读者，遣辞造句，似乎全不着力。这与第二节锤炼字句、刻画景物的写法几乎判若泾渭。但作者却把这两节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乍读时觉得何以一诗之中风格顿异；其实这正是鲍照写诗善于变化，力图用语言的浅显与生涩来对读者施加影响，从而使读者的感受随诗人笔锋而转移的地方。

　　第二节，“凉埃晦平皋”者，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的尘埃把空阔平旷的皋原给掩蔽了，显得模糊晦暗，使作者无法向远处瞻眺。这是陆景。“飞潮隐修樾”者，腾跃的江潮遮住了诗人的视线，两岸修长的树影仿佛都隐没了。这是江景。于是作者乃置身于一片迷茫和惊涛骇浪之中了。吴汝纶以“凉埃”二句比喻世乱，看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作者此行的目的是“从军”，而目之所接，身之所经，却是晦暗的前途和惊险的处境，自然会产生来日茫茫吉凶未卜的预感。所以这首诗的景语似乎并非纯客观的描写，而是近于比兴的。所以前人大都认为这一句是作者自喻。“空烟”正在包围着太阳，因此吴汝纶认为这一句“喻世事之变幻”“视升灭”者，眼看着这一簇烟雾忽而升起、忽而消逝之谓。总观这四句景语，还有个动与静相对配合的特点。“凉埃”虽非静态，但比起“飞潮”来，相对地却要静一些；而“孤光”虽在独自徘徊，比起“空烟”的倏尔升起、忽然消灭来，相对地说也算是静态。这就比以纯动与纯静相对照来得空灵生动得多。古人写诗总是在发展中有所前进。鲍照写景，就比谢灵运以前的人进步很多，像这种相对的动与静的配合在鲍照以前的诗人笔下就很少见到。而到了王维，干脆有静无动，只把宏观的壮伟场面如照像一般摄入诗中，其胆识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前人，即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也。

　　四句景语之后，再虚写两句以为收束。“途随前峰远”者，“前蜂”为眼中所见，要达到那里还有一大段路程，作者心里是有数的，所以用了个“远”字。而这一句又含有前路无涯，茫然无所归适之意。“后云”者，指已经被抛在身后的重云叠雾。行人虽已走过了那一段“空烟升灭”的地带，可是那郁积的云层仍压在心头，给自己带来了迷惘与怅恨，所以诗人的思绪仍在追逐着它，从而使内心郁结不释。王夫之以“发心泉笔”四字评价鲍照，“发心”者，心细如发之谓；“泉笔”者，妙笔生花，文思如泉涌之谓。用来形容此诗的中间六句，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华志”二句写得很吃力。“华志”犹美志，它是鲍照自己创造的词汇。这句是说自已虽有美好的志愿，却被无情的岁月给搅散、打乱了。“惊节”与“驰年”为对文，指使人吃惊的节序变化。这句是说，自己的青春已被令人吃惊的时光给弄得凄惨暗淡，无复当年的蓬勃朝气了。这就把客观上时空的变化和主观上壮志的销磨融成一体，综合地化为无限感慨。诗写到这里，已届尾声，本可结束。但作者意犹未尽，乃变换一个角度，用最后两句收束全篇。

　　以上所写，从作者离家远行说起，并把旅途所感抽绎出来，全属主观抒情之笔。但在汉乐府和汉魏古诗中却另有一种写法，即把主观抒情的内容用客观口吻给描述出来，宛如借旁观者之口来为抒情主人公说话。鲍照此诗结尾实用此法。在大段的羁旅行役的描写之后，忽然转到弹琴上来。好像作者已结束了旅程，在到达目的地后把所见所思通过弹琴表达出来。这就把直接的主观抒情做了间接的客观处理，前面写的种种思想感情仿佛是事过境迁的一番追溯。但作者并没有把主观抒情部分做纯客观的处理，只是把距离拉开了一点而已。因为从诗意看，弹琴者仍是作者本人。这末二句说，作者把一腔心事通过琴音来表达，但弹到这里，由于过于伤心而弹不下去了，只能推琴三叹，琴声亦如有情，遂因弹琴者之凄怆感慨而戛然中止。这在作者看，这样写可能增加了有余不尽的回味。但这种把笔势宕开的结尾，其艺术效果究竟如何，则仁智所见亦各不相同。如方东树就说：“收句泛意凡语。”认为这样结尾反而弄巧成拙。作者本意原为创新，但衔接得过于突兀，加上这一手法也并不新奇，反倒成为败笔。故方氏之见似亦未可忽视也。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