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首诗是苏轼在1062年（嘉祐七年）冬末写的组诗。组诗的原题邀：“岁晚相与馈问，邀‘馈岁’；酒食相邀，呼邀‘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邀‘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邀此三诗以寄子由。”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入三等，以“将仕郎大理寺评事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十一月至凤翔（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知府宋选对苏轼十分关心爱护。苏轼公事之暇，纵观附近的名胜古迹，留下了有名的《凤翔八观》诗。这年苏辙授商州（治所在今河南商县）军事推官。官府通告未下，苏辙要求留在京师侍奉父亲，第二年获准。苏轼一人在凤翔，遇到年终，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而不可得，回想故乡岁暮的淳朴风俗，就写了这三首诗寄给弟弟苏辙（字子由），以抒发思念之情。
《馈岁》全诗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四句邀第一节，交代馈岁风俗的依据。一年的农事中，大家互相帮助，大功已成，终年劳苦，岁暮的余暇稍纵即逝，所以不计较物品，以物相赠，以免造成“邀欢无及”的遗憾。这几句交代背景，点明题目。“邀欢恐无及”五字，直贯三首。“假物不论货”紧起下文八句。第二节八句，举出馈岁之礼，人们各随各自的财力。两句总领下六句，下六句分说，“置盘”二句承接上文，“富人”四句是就贫富而言。盘鲤、笼兔，富家的彩绣耀眼，贫家的“微挚”（“挚”同“赞”，礼品）是“舂磨”（指粮食加工的粉糕之类），使人如同置身于络绎往来的岁暮馈送队伍中，这是一幅精彩的风俗画。作者未着议论，自有赞美故乡风俗醇厚的意味。最后四句邀一节，将内容引到写诗的当前。乡风（对照“官居”）二字总束前文，又联系下面两首。“独唱”句又呼应“官居”二句。不言思家，而在佳节期间，歌颂故乡习俗，叹无人共举乡风，一种无法遏止的思念家乡、思念亲戚之情流于言外。
这首诗着重对比以见意抒情。前面十二句乡风之淳美，和后四句官居之冷落是一大对比，中间山川、鲤兔、彩绣、舂磨是贫富的对比。语句既形象又凝炼，除给尾两句外，全邀对偶句，在苏轼早期的五古中，这是精心刻画之作。
《别岁》从“别”字着眼，十六句，四句一节。第一节用故人之别引出别岁来。故人离别，即使远去千里，还有再见的机会，但临别时总还有迟迟不忍别的情意。而“岁”却一去不可复追，临别更应郑重对待，这就说明“别岁”的风俗非常必要。既已点明“别岁”，本来可似接着写风俗，但那样就太平直了，作者却针对“岁行那可追”一句逼出下面四句，章法上作一顿挫，把惜别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这第二节多化用古诗乐府的成句，如《古诗十九首》：“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叹息光阴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要爱惜时光，自强不息。后世的诗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感慨。如李白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白居易诗：“去复去兮如长河，东流赴海无回波。”苏轼也是受到这些诗句的影响，而他却用极平易的语言，表达得恰如其分。这第二节既是承上节末句，把与岁月之别写得如此感慨深沉，又邀下节正面写“别岁”时的欢饮蓄势。
第三节正面写别岁欢饮的场面。东邻、西舍、酒熟、豕（猪）肥是互文见义，遥应首篇“农功各已收”句。而写欢饮一点即收，和前首“邀欢恐无及”呼应。第三句写热闹欢饮，末句却一落千丈，回到上两节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如果是一般文人，这一节多半要着力铺写，而作者却只用两组对句带过。别岁之意交代完毕之后，表面上题意已尽，但诗人忽然又从这一年联想到第二年，和一、二两节呼应，使感慨更加深沉。这就犹如图画，层峦迭嶂，使人有丘壑无尽之感。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忽出新意，意虽酸辛，语却略带幽默，这是苏轼诗后来的一大特色。纪昀评苏轼诗时称赞“此首气息特古”，又评这最后一节说：“逼入一步，更沉着。”赵克宜《苏诗评注汇钞》卷一说：“沉痛语以警快之笔出之，遂成绝调。”这些评论都较中肯。这首诗一方面反映出苏轼青年时代学习汉魏古诗的语言气息；另一方面立意遣辞也有他本身的风格，不像在七言古诗里那样笔锋犀利，才气逼人，常常一泻无余，说得太透太尽，而是才情内敛，耐人咀嚼回味。
最后一首《守岁》也是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六句联系上一首《别岁》，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与前二首又别。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以蛇来比“岁”，又是泛泛设喻。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尽，和《别岁》紧密呼应，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系其尾”虽然字面上用的是《晋书·贾后传》“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邀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尾巴梢，不可能系得住。诗人以这样六句开头，表面是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先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中间六句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格外亲切。最后四句邀一节，与篇首第一节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十字，字面上虽然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但意在勉励弟弟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言外有互勉之意。赵克宜评此十字说：“一结‘守’字，精神迸出，非徒作无聊自慰语也。”意思就是说，这个结尾，有积极奋发的意味在内，使全诗精神斗然振起，不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这个评语是有见地的。
三首诗是一组，每首也都是十六句。古人讲究章法，写组诗既要注意各首间的有机联系，又要注意几首的写法不可雷同，要各有不同的入题、展开、收束的方式。杜甫的《羌村三首》就是范例。这三首诗虽然都是八韵，都写岁暮乡俗，但虚实开合，变化各异。第一首全用赋体，对比见意。语句凝炼，多用偶句，实写多，虚写少。第二首先用故人之别衬出别岁之情，一变《馈岁》中的对偶，而多化用成句，散行见意。从题前写到题后，由旧岁引到新岁，正面占的比例少，是虚多实少。第三首先用六句以比喻反面入题，和前两首都不相同。中段用六句正面实写守岁情景，虚实相间。末四句大起大落，收束全诗。
苏轼的七言古诗才气横溢，早年的五言古诗也法度谨严，语言洗炼，不枝不蔓。这三首诗可以作邀苏轼早年短篇古体诗的代表。
这三首诗是苏轼在1062年（嘉祐七年）冬末写的组诗。组诗的原题为：“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入三等，以“将仕郎大理寺评事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十一月至凤翔（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知府宋选对苏轼十分关心爱护。苏轼公事之暇，纵观附近的名胜古迹，留下了有名的《凤翔八观》诗。这年苏辙授商州（治所在今河南商县）军事推官。官府通告未下，苏辙要求留在京师侍奉父亲，第二年获准。苏轼一人在凤翔，遇到年终，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而不可得，回想故乡岁暮的淳朴风俗，就写了这三首诗寄给弟弟苏辙（字子由），以抒发思念之情。
《馈岁》全诗十六句，可以分为三节。前四句为第一节，交代馈岁风俗的依据。一年的农事中，大家互相帮助，大功已成，终年劳苦，岁暮的余暇稍纵即逝，所以不计较物品，以物相赠，以免造成“为欢无及”的遗憾。这几句交代背景，点明题目。“为欢恐无及”五字，直贯三首。“假物不论货”紧起下文八句。第二节八句，举出馈岁之礼，人们各随各自的财力。两句总领下六句，下六句分说，“置盘”二句承接上文，“富人”四句是就贫富而言。盘鲤、笼兔，富家的彩绣耀眼，贫家的“微挚”（“挚”同“赞”，礼品）是“舂磨”（指粮食加工的粉糕之类），使人如同置身于络绎往来的岁暮馈送队伍中，这是一幅精彩的风俗画。作者未着议论，自有赞美故乡风俗醇厚的意味。最后四句为一节，将内容引到写诗的当前。乡风（对照“官居”）二字总束前文，又联系下面两首。“独唱”句又呼应“官居”二句。不言思家，而在佳节期间，歌颂故乡习俗，叹无人共举乡风，一种无法遏止的思念家乡、思念亲戚之情流于言外。
这首诗着重对比以见意抒情。前面十二句乡风之淳美，和后四句官居之冷落是一大对比，中间山川、鲤兔、彩绣、舂磨是贫富的对比。语句既形象又凝炼，除给尾两句外，全为对偶句，在苏轼早期的五古中，这是精心刻画之作。
《别岁》从“别”字着眼，十六句，四句一节。第一节用故人之别引出别岁来。故人离别，即使远去千里，还有再见的机会，但临别时总还有迟迟不忍别的情意。而“岁”却一去不可复追，临别更应郑重对待，这就说明“别岁”的风俗非常必要。既已点明“别岁”，本来可似接着写风俗，但那样就太平直了，作者却针对“岁行那可追”一句逼出下面四句，章法上作一顿挫，把惜别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这第二节多化用古诗乐府的成句，如《古诗十九首》：“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叹息光阴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要爱惜时光，自强不息。后世的诗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感慨。如李白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白居易诗：“去复去兮如长河，东流赴海无回波。”苏轼也是受到这些诗句的影响，而他却用极平易的语言，表达得恰如其分。这第二节既是承上节末句，把与岁月之别写得如此感慨深沉，又为下节正面写“别岁”时的欢饮蓄势。
第三节正面写别岁欢饮的场面。东邻、西舍、酒熟、豕（猪）肥是互文见义，遥应首篇“农功各已收”句。而写欢饮一点即收，和前首“为欢恐无及”呼应。第三句写热闹欢饮，末句却一落千丈，回到上两节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如果是一般文人，这一节多半要着力铺写，而作者却只用两组对句带过。别岁之意交代完毕之后，表面上题意已尽，但诗人忽然又从这一年联想到第二年，和一、二两节呼应，使感慨更加深沉。这就犹如图画，层峦迭嶂，使人有丘壑无尽之感。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忽出新意，意虽酸辛，语却略带幽默，这是苏轼诗后来的一大特色。纪昀评苏轼诗时称赞“此首气息特古”，又评这最后一节说：“逼入一步，更沉着。”赵克宜《苏诗评注汇钞》卷一说：“沉痛语以警快之笔出之，遂成绝调。”这些评论都较中肯。这首诗一方面反映出苏轼青年时代学习汉魏古诗的语言气息；另一方面立意遣辞也有他本身的风格，不像在七言古诗里那样笔锋犀利，才气逼人，常常一泻无余，说得太透太尽，而是才情内敛，耐人咀嚼回味。
最后一首《守岁》也是十六句，可以分为三节。前六句联系上一首《别岁》，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与前二首又别。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以蛇来比“岁”，又是泛泛设喻。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尽，和《别岁》紧密呼应，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系其尾”虽然字面上用的是《晋书·贾后传》“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为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尾巴梢，不可能系得住。诗人以这样六句开头，表面是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先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中间六句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格外亲切。最后四句为一节，与篇首第一节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十字，字面上虽然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但意在勉励弟弟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言外有互勉之意。赵克宜评此十字说：“一结‘守’字，精神迸出，非徒作无聊自慰语也。”意思就是说，这个结尾，有积极奋发的意味在内，使全诗精神斗然振起，不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这个评语是有见地的。
三首诗是一组，每首也都是十六句。古人讲究章法，写组诗既要注意各首间的有机联系，又要注意几首的写法不可雷同，要各有不同的入题、展开、收束的方式。杜甫的《羌村三首》就是范例。这三首诗虽然都是八韵，都写岁暮乡俗，但虚实开合，变化各异。第一首全用赋体，对比见意。语句凝炼，多用偶句，实写多，虚写少。第二首先用故人之别衬出别岁之情，一变《馈岁》中的对偶，而多化用成句，散行见意。从题前写到题后，由旧岁引到新岁，正面占的比例少，是虚多实少。第三首先用六句以比喻反面入题，和前两首都不相同。中段用六句正面实写守岁情景，虚实相间。末四句大起大落，收束全诗。
苏轼的七言古诗才气横溢，早年的五言古诗也法度谨严，语言洗炼，不枝不蔓。这三首诗可以作为苏轼早年短篇古体诗的代表。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春日行》是乐府时景二十五曲之一，本咏春游，李白拟作咏君王游乐之词。在这首乐府诗中，李白借用向唐玄宗祝寿之机，用黄帝升天的故事，规劝唐玄宗无为而治，为民休养生息，与民同乐，发挥了诗歌的隐讽作用。
此诗主要内容是讽刺封建帝王们好神仙，求长生而不成功，提倡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术。“我无为，人自宁”，“安能为轩辕，独往入窅冥”为全诗主旨。
全诗可分为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写帝王们身居豪华富丽的宫殿，身边美女娇娃成群，享尽人间荣华富贵，而对此仍不满足，妄想成仙升天。中间五句为第二段，写帝王游冶苑池，宫女歌笑，钟鼓齐鸣，百姓祝福。这一段浓墨重彩，写尽了帝王们极尽声色的奢靡生活，看似歌功颂德，暗含讽谏之意。最后十句为第三段，表达诗人的观点：求神成仙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可能像轩辕黄帝那样聆听到广成子的教诲，也不会像轩辕黄帝那样乘龙上天，最终还得留在自己的京城。只有清静无为，才能治国安民。末二句，企望唐玄宗成就伟业，垂名万古。
大多数献给皇帝的诗歌都比较拘谨，生怕有不当之处，李白的这首乐府诗，写如行云流水，婉转动听，应该说是成功的。既飘飘欲仙，又不卑不亢，规劝之意明显，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这首诗从陈后主宫中的屏风引发开来。前八句为第一段，紧扣陈后主的屏风而写对社会变迁无常的感慨；后八句为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的感慨。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世事变化无常，迅速如早晚变换，无常如浮萍漂流。“朝暮”一本作“朝露”。朝露这个晶莹的、转瞬即逝的形象，过去常用来比喻人生的短促。汉乐府古歌《薤露》、曹操的《短歌行》中，都曾经出现过。浮萍这个飘忽不定的形象，过去则常用来比喻人生的流离漂泊。作者把这两个习见的形象，转用来比喻抽象的“盛衰”和“世道”，指出：人世间的一切，皆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这一带有哲理性的概括，把历史、社会、人生皆包括在内了。作为女性的创作，起笔如此开阔，是不多见的。可见大义公主个人经历的复杂，以及她所眼见的社会变故的剧烈。她的一生遭遇，在感情上是沉重的，且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只能将一切归委与世事本身的变迁无常。既然人世是变迁无常的，那么从逻辑上而言，盛衰乃是不断更迭的现象。但作者所注重的，只是“衰”，是人间幸福的毁灭。因此接着两句，转为“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池台”是“荣华”的标志。荣华难守，是世道变迁的趋势；池台终平，是世道变迁的结局。当然，“平”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旧的皇家建筑不一定被毁坏，而常常是改换了主人。但对于旧主人而言，这也意味着“平”。过去的已经过去，人们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但这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一切过去的变迁，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姓宇文的“千金公主”也变成了姓杨的“大义公主”了，而杨家的王朝不可能像宇文氏的王朝与她同样血肉相连、可信可靠。因此纵然作者从世道无常的哲学命题出发解释了荣华难守的事实，内心对往昔仍抱着无限的怀念与眷恋。当然，诗还是从陈后主的屏风来着笔：“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陈后主的富贵生活，已然被隋文帝扫荡一空了，他本人亦做了囚徒，而在这屏风上，却徒然留下了往昔富贵生活的影子。对大义公主本人而言，她想到的是北周。画中的景象，仿佛就是她往昔梦痕。接着两句，写得非常巧妙。“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这里面有有多层内涵。第一层，是把画中人和现实中的人合成一体来写。画中边饮酒作乐，边欣赏歌舞的贵人，仿佛是昔日陈后主以及侍臣们。这些囚徒，只是以泪洗面，苟延残喘罢了。第二层，是用陈后主以及其侍臣的命运，影射北周的王公贵族。第三层，则是把自己也涵盖在内，作为亡国的公主，同样是杯酒无乐，不复有弦歌之声。
以上八句，构成全诗的第一阶段。在字面上，这一段完全是扣紧陈后主的屏风而来，但深沉内涵，则完全是感慨北周的覆亡。由于大义公主当时的身份与地位，她无法直接表达对北周王朝的哀悼，只好把陈王朝兴亡的感慨，上升至对于人类社会变迁无常的概括，而将哀悼北周王朝的情感，寄托于哀婉曲折的词语之间。
后八句是全诗的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之感。“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二句写出个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宇文氏本属鲜卑族，但入主中原后，接受华夏传统文化，汉化程度日深，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突厥为野蛮民族，即所谓“虏”。当公主居住在洛阳王宫中时，不但生活安逸，而且每日与亲朋相聚，或诗酒高会，或游园赏春，人生是那样无忧无虑。一旦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出嫁突厥可汗，处于完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她的不幸感和孤独感，已经是很难承受了。但毕竟，还有一个北周王朝在支撑着她，保证了她在突厥的地位。及至北周为隋所灭，这一点支撑也失去了。尽管杨坚赐给她隋宗室“大义公主”的名义，但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成分。事实上，当杨坚不再需要大义公主时，对她便毫不留情；突厥可汗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也绝不顾惜她的生命。她好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荡在狂恶的风云中，失去了把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朝睹成败”，由陈想到周，她不能不“怀抱忽纵横”。但一个女子，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她只能安慰自己：“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这里是重新回复到开头的哲学命题：自古以来，人世间就充满了变换，一切荣华富贵，都难以久保，并不是我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然而，如果说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抵抗的，远嫁突厥，都纯粹是自己的个人遭遇。自己本来也刻意嫁一个普通男子，即便在王朝覆灭之后，也未必不能过一般百姓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最后归结到“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这里似乎是从邦国覆灭的不幸中摆脱出来，而仅剩下远嫁异域的不幸，其实并不是。正因为北周王朝覆灭了，她作为亡国的公主，孤独地生活在异域，远嫁的不幸更显得沉重。她的不幸，依然是双重的。也有人认为末二句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以远嫁突厥，而疏远了北周宗室宗族之情。
皇家的公主，在常人看来，总是享尽荣华，一生幸福。其实，由于她们的命运与政治的需要、政权的兴衰联系太紧，有时比普通百姓的女儿更难把握自己。全诗表面上是凭吊陈朝之亡，实际上是在怀念故国北周为隋所灭，己身流落“虏庭”，作者睹物伤怀，慨叹万分，大有昭君远嫁之哀。此诗感情深沉，在哀婉曲折之中透有清绮之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