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当作于李白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出寻阳（即浔阳）狱之后，流放夜郎之前。

　　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乱，李白自汴州梁园（今河南开封）南奔，寓居于寻阳。相传此时李白曾游宿松，居于南台山的南台寺，县令闾丘为之筑“读书台”和“对酌亭”，让诗人在此啸傲风月，饱吟山水，以满足他“浪迹天涯仍读书”的嗜好。闾丘也常来与李白弹琴赋诗，对酒放歌。公元757年（至德二载）九月，李白出寻阳狱后，病卧宿松，在宿松避难、养病，相传依然寓居于南台寺。当时，闾丘已致仕，隐居于宿松东郊沙塘陂，时来陪伴李白。《江南通志》载：“宿松城外沙塘陂，闾丘处士筑有别墅。李白前往作客，见环境清幽，有田园乐趣。作《赠闾丘处士》”。

　　这首诗，描绘出一幅充满农家乐的美丽画卷，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好景不长，公元757年（至德二载）十二月，李白终被判罪长流，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据传，李白离开宿松时，闾丘处士送行至南台山下，在一小岭为李白饯别，后人名为“饯客岭”。

　　“绮”本意为“有 花纹的丝织品”，后来引申为“美丽”，“绮怀”自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对清代诗人黄景仁来说，这种美丽来自一种爱情失落无处寻觅的绝望，因而更加凄婉动人。

　　黄景仁年轻时曾同 自己的表妹两情相悦，但故事却仅有一个温馨的开始和无言的结局。正因如此，在《绮怀》之中，笼罩着隐隐约约的感伤。这种感伤，被那种无法排解的甜蜜回忆和苦涩的现实纠缠着，使得诗人一步步地陷入绝望中。

　　首联“几回花下坐 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明月相伴，花下吹箫，美好的相遇。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伊人所在的红墙虽然近在咫尺，却如天上的银汉一般遥遥而不可及。

　　第二联“似此星辰 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是最让人称道的一联，是的，今夜已非昨夜，昨夜的星辰，是记录着花下吹箫的浪漫故事，而今夜的星辰，却只有陪伴自已这个伤心之人。诗人是清醒的，他知道往事不可能重现，而正是因为这种清醒，才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在黄景仁的诗中， 所有虚幻的安慰全消失了，只有一个孤独的人依旧保持着一种望月的姿势，思念的姿势。试想，诗人独立中庭，久久望月，一任夜晚的冷露打湿了自已的衣裳，打湿了自已的心灵。而这种等待的尽头却只能是一片虚无，这种思念的幻灭以及明明知道思念幻灭却仍然不能不思念的心态，正是最为绝望的一种心态。　第三联“缠绵思尽 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这句可以和李商隐的《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相媲美。春蚕吐丝，将自已重重包裹，正如诗人自己，用重重思念将自己重重包围。春蚕吐丝尽头是茧，是死，红烛流泪的尽头是灰，是死。而死，自然是人世间最为绝望的结局了。“芭蕉”也是幽怨的意象，李商隐《代赠》诗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句。

　　尾联“三五年时三 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尾联同首联呼应，三五年时三五之月，自然是“几回花下坐吹箫”的往昔，而那时的美酒在今夜早已被酿成苦涩的酒。而这种苦涩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因为，诗人无法不想念，也就无法同往昔和现实的夹缝之中突围出来。法国著名诗人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也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黄景仁的七言律诗《绮怀十六首之十五》，也正是因为这种绝望而更有了魅力。

　　这首诗是诗人客居闽地时而作，当时唐朝已亡，旨在行发对唐王朝的怀念之情。开笔处写出了一个春残红飞，夜雨刚晴的景象，再加上诗人他乡为客，提于旅馆之中，于是使诗人忆起阔别久远的帝京——长安。一提起长安，自然使诗人想起被昭宗信任，作翰林学士时的得意情形，又自然的想到为朱全忠排挤，使他落魄异乡。这难言的种种味道，一时涌上心头。“忆咸京”三字，成为全篇枢纽，领起以下三联。

　　颔联承接“忆咸京”三字，首先抒写对皇都美好春光的回忆：“树头蜂抱花须落，池面鱼吹柳絮行。”仰望绿暗红稀的树梢，蜜蜂抱着花须随花飞落；俯观柳絮飘坠的池水，鱼儿吞吐着像是吹着柳絮游玩。飞花、落絮本是残春景物，而蜜蜂鱼儿却平添了无穷兴趣与几分生机，故没有半点伤春伤别的落寞，更不见晚唐衰飒的诗风。因为诗人是带着曾经沐浴皇恩的深情在回忆这皇都的风物。正由于此，在诗人笔下，即使是摇落的秋天，这长安的晨昏与草木也总带着几分温暖与芳菲。

　　五、六句“禅伏诗魔归净地，酒冲愁阵出奇兵”，具体写诗人客居馆舍中的寂寞。诗人心中有无限的悲苦，说不尽的怨恨，客中无聊，只好用诗来抒写自己的心境，用诗来表达悲愤的情怀。然而，几番的思考终未写成。诗人只好以“禅伏诗魔归净域”来为自己解嘲，这恰恰表现了诗人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有这样的心绪必不能写出诗来。诗未写成，悲忧郁愤越积越深，真如同一重重愁阵一样，横亘胸中。只好用酒来冲荡这重重愁阵。然而，“借酒浇愁愁更愁”，酒，只能使人得到一时的陶醉，醒来之后，将是更大的悲伤。这更大的悲伤便使诗人产生了信心和希望：“两梁免被尘埃污，拂拭朝餐待眼明”。诗人这时清醒地认识到：诗也好，酒也好，都不能解心中的烦闷。于是他幸起往日在朝时的官帽，悟出了一条真理，他要好好的保存这顶珍贵的朝帽，千万不能让它被尘埃污染。言外之意是决不作异姓之臣，宁肯终生潦倒，也不改变自己的气节。想到这他不愁了，他不悲了，他轻轻地擦拭着朝替，他心中暗暗地表示：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直等到大唐复兴，戴上朝帽，穿上朝服来参与朝政。闻一多说：作者“深知唐王朝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而自己又无所作为，故所作之诗多缅怀往事，情调悲凉。”这首诗没有直抒悲凉之思，但他深深眷顾的往日温馨，实已成为今日悲凉的衬托。

　　全诗感情起伏动荡，由悲忧到镇定，从中看出诗人的气节。全诗由“旅舍”、“残春”总起，三、四句承“残春”，五、六句承“旅舍”，七、八句收束来照应全篇，结构严谨，脉络清楚。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