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篇赋先总述雕“以雄才为己任”，展示了骠悍骁勇的雄姿；接着笔锋一转，插叙捕雕的情景和驯雕的过程；然后叙雕“奋威逐北”之令人称羡、使异类震惊之杰出本领及其敢于“触邪”的刚正气质；结尾写雕“不见用”而飘然远逝，在自伤怀才被弃的坎坷命运中，对“虚陈其力，叨窃其位”的昏庸官僚进行了嘲讽。全赋借雕自况，吐露怀抱，章法谨严。

　　全篇可分为八层。

　　第一层以写实之笔略述雕之俊异，喻士之负有雄才。“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以雄才为己任，横杀气而独往。梢梢劲翮，肃肃逸响；杳不可追，俊无留赏。”开篇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幅勇悍绝伦的雕像图。

　　第二层借言取雕于“愁呼”，“蹭蹬”之时，暗喻取士当于困顿窘迫之际。

　　第三层言雕先调习而后可试，喻得士当先养而后可用。

　　第四层以雕可逐灭孽狐、狡兔，喻负有奇才之士方能剪除国之巨奸。

　　第五层言雕不击凡鸟，喻土不与庸才之人争能。

　　第六层借雕以强健之力勇于触邪，喻士以凛然正气敢于斥奸。“夫其降精于金，立骨如铁；目通于脑，筋入于节。架轩楹之上，纯漆光芒；掣梁栋之间，寒风凛冽。”赋中短短片言，又再展雕之威凛神韵，令人叹止。

　　第七层言有雕之飞翔，而枭怪之鸟藏匿，喻正人之士得用而小人之奸必去。

　　第八层借离不得识终将茫然而去，喻士不得用必悲伤潜身。

　　全赋一波三折，深沉雄浑，悲壮激昂，写雕言己，喻志抒情，铺写详尽而章法井然，描绘生动而形神毕现，从观雕、得雕、试雕、任雕及弃雕之中，尽言取士之法，育人之道，任才之效，笔力苍劲，精神悲壮，在结构、排布上，留有明显的雕琢痕迹，在语言上避免模仿汉赋那种呆板句式，而以散文的笔法御领全篇，句式或四四相俳，或六六成偶，灵活舒展，在骈丽之中，又寓古文之气，虽有雕琢之笔，却又绝不失风骨之力，毫无靡繁之气，读来使人为之振奋。

　　此外，此赋全篇俱属比喻。正是这种比喻，形成此赋的结构独特性，即不像作者的三大礼赋那样，模仿汉赋，铺陈名物，而是着墨于雕，立意于志，以意御文，层层相扣，段段紧关，结构严谨简练，一气呵成。

　　《首秋轮台》这首五律于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诗人居轮台时所作。诗人于公元754年赴北庭，至今已历三年，诗中描绘初秋边塞景物．抒写久居边塞的惆怅心情。

　　诗的开头面句从地点“轮台”落笔写。地为“异域”，城为“孤城”，而又位于明山之外，雪海之边，两句互相补充，各分三层以写边地荒远苦寒，起调极为沉重。

　　诗的次两句则从时间“首秋”落笔写。“秋来”和“夏尽”点明“首秋”，雁为北地之氏“唯有雁”照应“孤城”二字；蝉为家乡之物，“不闻蝉”照应“异域”二字。“唯有”、“不闻”。从所见所闻，一正一反两个方而来写边地荒远苦寒。

　　诗的五、六两句从居住环境方面写。边地的秋风秋雨侵袭着诗人居住的蓬帐，来墙已经潮湿，帐幕发出胞气。上句景物诉诸视觉，下旬景物诉诸嗅觉，可见诗人置身子怎样的氛围之中。一“捞”一“格”，写边地初秋气候的恶劣，点染秋景气氛，勾划出一个极为凄苦的环境。

　　诗的最后两句仍从地点时间两方面着笔来写。“轮台万里地”，写边塞地点之远；“无事历三年”，写戍边时间之长。环境苦寒，秋日又至，家乡万里，归去无期，思念家乡宅切是不言而喻的。因面这两句实为诗人之所感。

　　这首诗由诗人所居异域而及诗人首秋所见，而及诗人边地所居，而及诗人心中所想，由远及近，层层写拢来，久居边塞的苦闷心情在首秋轮台的景物描绘中得到自然而又含蓄的表露。

　　首句为地理环境，异域，有别于内地，且在阴山之外；孤城雪海，竟然为沙漠之中的一块绿地。次句为气候环境，轮台之夏和秋季很短，夏季听不见蝉鸣，秋季看不见大雁，一不留神便进入冬季。三句为居住环境，住用来帐，不防雨。结尾为总结感叹，茫茫万里辽阔之轮台，白白在这呆了三年。能看出来，岑参此时有些伤感，不知是对此西域轮台不满意，还是因为未能建功立业长叹息。

　　轮台为古单于之地，风物民俗尽殊，即古之所谓异域。作者《轮台即事》破题即曰：“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即写其风物之异，与异域之感。结句平实，然平中有奇，实中有虚。无事而于此偏远荒漠之地度过三年。其难熬可知，其感触可会，句外有无穷之意。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上片重在写景。“万里”用得极有气势，“吹”极为生动，写出了登临高阁时的兴致。这里引用了王勃的故事。传说他往南昌途中，水神曾助以神风，使他一夕行四百余里，民谚谓“时来风送滕王阁”。这个故事更表现了作者的兴致，还自然地将目前的登临与王勃当年联结了起来。“正槛外、楚山云涨，楚江涛作。”“槛外”写出了当时居高临下凭栏四望的感觉。楚山，指西山。楚江，指赣江。“云涨”、“涛作”，景象当时壮观，可以想见词人心潮的激荡。“何处征帆木末去，有时野鸟沙边落。”这是写登高远望时所看到的景象，征帆像行驶在树梢上，野鸟有时落在沙边。“有时”，二字极为传神。“近帘钩、暮雨掩空来，今犹昨。”“暮雨”说明其伫望之久。正当游目骋怀、沉入遐思时，雨雾扑帘而来，真是“珠帘暮卷西山雨”，与王勃当年所见情景如此相象，也不禁临风嗟叹了。

　　下片重在抒情。“秋渐紧”四句均是由景人情。秋天是易使人感伤的季节，更何况词人此刻正处于官场失意、前途渺茫之际。看远方天水相接，渺渺茫茫，思及自己年过半百，依然漂泊未定，任谁能不伤感，故而“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现在，自己岁月无多，天下虽大，无奈奸臣当道，哪里是自己的容身之所。“乾坤虽大愁难着”。乾坤之大却安放不住、也安放不下他的“愁”。这里以固态体积状愁，既给人以形之大、又给人以质之重的感觉，想象奇特。上面都是登高临景惹起的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慨叹，往事本不堪回首，但面对此景情不自禁，由此抒发出的郁闷不平之气，亦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向黄昏、断送客魂消，城头角。”临近黄昏，城头的号角又吹起来了，声声入耳，又勾引起迁客无尽的羁旅愁思这正与上片“暮雨”照应，角声混合着秋风、雨意，是多么萧条悲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倒装句。把“城头角”放在最后，又使人觉得他的无尽愁思似乎像那声声号角一样，在广阔的秋空中，久久回荡。这又变成一个以景结情的好句。“乾坤虽大愁难着”痛愤无比，结句哀思绵绵，刚柔相济，益显其沉痛悲郁。

　　全文上片写登滕王阁览景，下片借景抒情，由近及远回首往事，十年来宦海沉浮，如流年似水，去日苦短，能有作为的岁月不多了。而社稷颠危，国难深重，有志难伸，内忧外患，充满胸间。临近黄昏，城头的号角更勾引起迁客无尽的羁旅愁思。

　　“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期。顾我飘蓬者，长随泛梗移。”诗的前四句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自己飘泊宦游，功业未就的悲叹。“挂冠”，本指指辞官，但这里的挂冠当指致仕返乡，此据上下诗意可知。后二句笔锋一转，感叹自己的仕宦未遇。诗人以飞转的蓬草和浮在水面的树梗自喻，抒写飘泊之感，十分形象。

　　“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愁悲。”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越吟”“潘鬓”来说明自己年来多病，经常引起思乡之情；鬓发早斑，功业未遂，更加感到失意的悲叹。“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邯郸，战国时为赵国都城，而李德裕的家乡赵郡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地，诗中即以邯郸道代指通向家乡赵郡的道路。从“应无归去期”这句看，作者当是马上又要离开家乡，而且此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日能够壮志实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这首诗在写法上独具特色。开头二句为立论的大前提，作者认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历观古志士仁人的挂冠归乡，都是在功业成就之后。从而领起以下六句，反衬自己长期宦游各地不得返乡；今虽暂得归乡，而因职事在身，功业未遂，仍不能如古志士仁人的荣归故里的遭际，内在逻辑十分严谨。通读全诗，虽多飘泊失意之叹，但仍然不乏对仕途的热切追求，表现出不做出一番事业就不返乡的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