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西北”两句:这两句暗用女娲“炼石补天”的古代传说。
蟠根:形容贺兰山的纵横起伏。
灏气:大自然之气。
蓬瀛:即蓬莱、瀛洲,古代传说中东海的两座神山。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二句追述楚宫旧事,说明男女间的至情是古今长在的。“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二句以“微生”与“襄王”对照,暗示自己如今已无复人间之乐,旧日的欢愉有如一梦,却令自己终生思忆。这表明了作者悼亡恋旧,感喟无穷,不能自已。
李商隐诗常涉人生哲理,并与人生情感体验融汇。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认为:此诗感情内涵,实较复杂。人间之乐与云雨之梦,似代表现实与理想两种不同境界。仕宦婚姻之顺遂,家室人伦之乐趣,皆常人所经营所依恋者。然徒有此则人生不免卑琐。故作者乃刻意追求更美好之人生理想。而此种理想境界又正如云雨梦思,虚幻恍惚,难以寻求,且并追求理想之高情远意,亦不为世所理解。人间之乐,亦因己之坚持理想而不能享有。是则理想之境,现实之乐,两皆落空,此实理想主义者之莫大悲剧。“微生尽恋人间乐”,于“人间乐”固有所不足,然其中又寓有并此亦不能享受之悲哀;“只有襄王忆梦中”,于己之独持理想固含自负,然又不免透出孤孑与自伤。屈原《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义山此诗,实祖屈子之意而融铸自身独特生活体验与思想性格。屈原坚信其人生理想,义山则既向往又深感其虚幻,表现为幻灭中之追求。至于“民生各有所乐”,则并屈原亦未否定。故以为义山于“人间乐”有所不足则可,以为即是庸俗之代称,则似未切。就全诗论,自伤之情固多于自负。
这是一首题画诗。作者刘商,诗人兼画家。他本人爱画松石树木。这幅题诗的画,也许就是刘商本人的创作。根据诗作的内容,作者是用这一诗一画来表现自己的精神境界,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施展的悲愤。
开头两句写画石本身,相当于一般抒情诗中的写景。“苍藓千年”与“坚贞一片”是“千年苍藓”与“一片坚贞”的倒文。这两句的大意是:一块古老的长满了青苔的石头出现在画面上,它那一片坚贞的内质,通过画上的设色充分表现了出来。既赞石,又赞画,亦即自赞。神完气足,犹如累巨石于高冈,为下文的反跌蓄势。
前两句借画说石,后两句便只就“石”生发。它没有顺着上文说下去,却以“那知”二字拗转笔意。“那知忽遇非常用,不把分铢补上天!”感叹突如其来,如石破天惊,出人意表。就“石”来说,其“非常之用”,即不同寻常的用途,便是“补天”了。“补天”,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神话,《淮南子》、《列子》中都有记载。据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出现缺口,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于是,有一个名叫女娲的神炼制出五色石,补好了天上的缺口。因此后代诗人常把炼石补天作为整顿乾坤、挽回颓势的非常之举。而作者却生感叹:遇此“补天”机会,却分铢不能得用,如杜甫所谓“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者,谁为其人呢?两句借天上映喻人间,借石头比拟自身。上下两联一起一跌,相反相成,构成一幅完整的贞士不遇图,完足作者本意。
《画石》一诗,明写处画是宾,石是主;暗喻处则石是宾,人是主;天上是宾,人间是主。章法井然,余地宽阔,耐人寻味。
这首《玉楼春》抒写闺怨,所创设的意境是:暮春时节,梁燕双飞,落红满地。女主人公愁倚锦屏,感到“春色恼人”,好天良夜而玉郎不见,不禁泪滴绣衫。全词意境优美,婉丽多姿。
上片写卷帘所见,怨情油然而生。首句用梁间燕语,表现“画堂”“寂寂”,以动写静,人物情感也寓于其中;“高卷”句在结构上是过渡;后两句是触景伤情:帘外“一庭春色”,本人公感到并不为己所有,故有“恼人”之感;而“满地落花”则又使她想到青春难再!
下片首二句用“愁倚”、“泪滴”写她触景伤精时的容态;结尾二句,点出原由。对月怀人,深为“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难全而伤心。
在艺术上,此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象的装饰性特征。词中的“画堂”、“落花”、“锦屏”等都是较为典型的装饰性意象,在颜色、形状等方面都是有着鲜明的图案性质的。这些具有图案性质的意象构织出整体的图案。这些意象,并非是词人的兴会所得,而是具有审美抽象性质的意象构织而成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个体化的、殊相的特征,都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意象。它们缺少随机感兴的鲜活感,但却具有一些可以相互诠释的意味。文学语言的图案化,在晚唐五代词中是最为典型的。因此可以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词的共同特征。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