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词,作于作者的诗友欲赴九华走马上任之际。九华:地名,在今安徽省。
词的上阕从送别时的天气、时节写起,借早春的残梅加以发挥,谓梅花不肯轻落,是有意要等待这位品格清逸的诗翁,为他送行。下阕借早春的杨柳抒发自己对友人的挽留惜别之情。河桥的杨柳尚未绽芽吐绿,所以不能留人,若以赠别,徒留伤心,只能等到对方归来之 时,长条千缕,方能留得住他。
“霭芳阴未解,乍天气,过元宵。讶客袖犹寒,吟窗易晓,春色无聊。”开头几句写词人与诗友吟诗至晓,时值送别,既伤感又无绪。词人开篇渲染送别时的清冷无绪,为下文梅的出现作好了铺垫。
“梅梢,尚留顾藉,滞东风,未肯雪轻飘。知道诗翁欲去,递香要送兰桡。”这几句由“春色无聊”骤然而写到“未肯雪轻飘”的早梅,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并以梅的等待和相送,赞美了友人品格文采之高迈。
“清标,会上丛霄。千里阻,九华遥。料今朝别后,他时有梦,应梦今朝。”这几句先承赞颂之意,然后又抒发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这几句直接抒怀,表达对朋友的敬重和对分别的伤感,对别后的设想则更细腻地抒发了自己对友谊的珍惜。
“河桥,柳愁未醒,赠行人,又恐越魂销。留取归来系马,翠长千缕柔条。”这几句借柳抒怀,表达对友人的惜别挽留之意。这几句表意细腻而委婉,充分利用“柳”和“留”的谐音,把一腔离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又耐人寻味。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梅花是品格的象征,柳枝是感情的象征。词人以梅花颂人,写残梅有心;以柳条送客,写早柳未发,故无法留住远行之人。既切合刚过元宵的早春时节,为送别实见之景,又巧妙地托物为喻,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总体来说,词人将一个送别的传统题材寄托于对梅柳的刻画中,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清雅脱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残月未落,在地上留下昏暗的影子。在这样一个元宵刚过的早春时节,我与客人吟诗酬唱度过了这送别前的不眠之夜,天色已晓。春寒料峭,让我对即将远行的诗友无限怜悯,更加上春意未浓,让人心绪无聊。眼前突然出现几树早几树早客,在那客梢上,尚有数朵残客在迎风怒放。洁白的花儿好像对谁依依不舍似的,在东风中滞留残存,不肯像雪花一样随风凋零。它又好像知道友人要就此远去,所以用扑鼻的清香送他上船,以慰藉他那忧伤的心。你文采高逸,一定会像那明月一样直上重霄,令人景仰赞叹。只可惜你所赴任的九华与我相隔千里之遥,路途险阻,今后若欲相见,将会非常困难。今朝分别的情景,我想一定会在你我的心中刻下深深的烙印,会时时再现于你我今后的梦境里的。在那河桥两侧,杨柳尚未睁开惺松的睡眼,想折下一枝送给友人,又恐怕它还不能留人,只能增添自己心中的伤感。暂且留着它吧,等到将来某一天友人重来,杨柳一定是万条柔枝披拂,那时再以绿柳系马,定能挽留得住柳系马,定能挽留得住他。
注释
霭:即霭霭,形容月光昏暗的样子。
芳阴:即月影。
“芳”是为了增添词的色彩而加的修饰。
乍:此处是正好刚刚的意思。
顾藉:顾惜。
诗翁:对友人的敬称。
兰桡:代指船。
桡,船桨。
清标:指清美脱俗的文采。
会:定当,定要。
柳愁未醒:是对柳树尚未绽芽吐绿的含蓄说法。
行人:指即将远行的友人。
越魂:指越中送行的词人自己。
这是一首送别词,作于作者的诗友欲赴九华走马上任之际。九华:地名,在今安徽省。
词的上阕从送别时的天气、时节写起,借早春的残梅加以发挥,谓梅花不肯轻落,是有意要等待这位品格清逸的诗翁,为他送行。下阕借早春的杨柳抒发自己对友人的挽留惜别之情。河桥的杨柳尚未绽芽吐绿,所以不能留人,若以赠别,徒留伤心,只能等到对方归来之 时,长条千缕,方能留得住他。
“霭芳阴未解,乍天气,过元宵。讶客袖犹寒,吟窗易晓,春色无聊。”开头几句写词人与诗友吟诗至晓,时值送别,既伤感又无绪。词人开篇渲染送别时的清冷无绪,为下文梅的出现作好了铺垫。
“梅梢,尚留顾藉,滞东风,未肯雪轻飘。知道诗翁欲去,递香要送兰桡。”这几句由“春色无聊”骤然而写到“未肯雪轻飘”的早梅,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并以梅的等待和相送,赞美了友人品格文采之高迈。
“清标,会上丛霄。千里阻,九华遥。料今朝别后,他时有梦,应梦今朝。”这几句先承赞颂之意,然后又抒发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这几句直接抒怀,表达对朋友的敬重和对分别的伤感,对别后的设想则更细腻地抒发了自己对友谊的珍惜。
“河桥,柳愁未醒,赠行人,又恐越魂销。留取归来系马,翠长千缕柔条。”这几句借柳抒怀,表达对友人的惜别挽留之意。这几句表意细腻而委婉,充分利用“柳”和“留”的谐音,把一腔离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而又耐人寻味。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梅花是品格的象征,柳枝是感情的象征。词人以梅花颂人,写残梅有心;以柳条送客,写早柳未发,故无法留住远行之人。既切合刚过元宵的早春时节,为送别实见之景,又巧妙地托物为喻,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总体来说,词人将一个送别的传统题材寄托于对梅柳的刻画中,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清雅脱俗。
词有小序述写作缘起。它首先追叙了1191年(绍熙二年辛亥)除夕,作者从范成大苏州石湖别墅乘船回湖州家中,雪夜过垂虹桥即兴赋诗的情景。诗即《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绝句,“笠泽茫茫雁影微”是其中的一首。当时伴随诗人的还有范成大所赠侍女小红,故又有《过垂虹》一首吴:“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五年以后,1196年(庆元二年)冬,作者自封禺(二山名,在今浙江德清县西南)东诣梁溪(今无锡)张鉴别墅,行程是由苕溪入太湖经吴松江,沿运河至无锡,方向正与前次相反,同往者有张鉴(平甫)、俞灏(商卿)、葛天民(朴翁,为僧名义铦),这次又是夜过吴松江,到垂虹桥,且顶风漫步桥上,因赋此词,后经十多天反复修改定稿。这次再游垂虹,小红未同行,范成大逝去已三载。从小序看,这首词是一首写景纪游之词,但从全词看,则兼有伤逝、怀古、怀人等多重内容。此词的妙处正在将多重主旨溶成一片,复杂含混,意蕴丰厚。
上片从环境入手,开篇便描绘出一幅凌寒荡舟的广阔画面:飘浮着莼菜的水面,双桨划动;松风时送雨点,冷凝在蓑笠上;暮霭渐渐笼罩湖上,令人生愁。起三句“莼波”、“松雨”、“暮愁”,或语新意工,或情景交融,“渐”字写出时间的推移,“空阔”则展示出境界的深广,为全词定下了一个清旷高远的基调。以下三句继写湖面景象:沙鸥在湖上盘旋飞翔,仿佛要为“我”落下,却又背人转向,远远掠过树梢。沙鸥亲切可爱之情态毕现。因为故地重游,所以称这些水鸟为“盟鸥”(和“我”有旧交的鸥鸟。)后三句忽尔转到五年前雪夜荡舟的情景:“那回归去,荡吴雪、孤舟夜发”,正是:“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吴衣……”眼前隐约出现的不又是那重叠蜿蜒的远山?这是旧梦重温么?然而当年的人又到何处去了?结句“伤心重见”三句,挽合今昔,感慨遥深。“依约眉山,黛痕低压”,将太湖远处的青山,比作女子的黛眉,不是无缘无故作形似之语,而显然有伤逝怀人的情绪。所谓伤逝怀人,则可能既有对友人范成大的追念,又有对范成大所赠歌妓小红的想念,而且还似有对合肥情侣的深深思念(正是是年正月,词人与合肥情侣惜别,已有近一年矣)。朦胧迷离,曲尽其妙。
下片过拍写船过采香径。这是香山旁的小溪,据《吴郡志》:“吴王种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采香。今自灵岩望之,一水直知矢,故俗又称箭径。”面对这历史古迹,最易引发人的思古之幽情,“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老子婆娑(犹徘徊),自歌谁答。”对照“那回归去”的情景——“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而今老夫对山川歌舞,有谁应答?仍与上片结句伤逝情绪一脉相承。西望是垂虹桥,它建于北宋庆历年间,东西长千余尺,前临太湖,横截吴江,河光海气,荡漾一色,称三吴绝景,以其上有垂虹亭,故名。船过垂虹,也就成为这一路兴致的高潮所在。从“此兴平生难遏”一句看,这里的“飘然引去”之乐,实兼今昔言之。这一夜船抵垂虹时,作者曾以“卮酒”袪寒助兴,在他“飘然引去”时,未尝不回想那回“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的难以忘怀的情景。从而,当其“酒醒波远”后,不免黯然神伤。“政(正)凝想、明珰(耳坠)素袜。”“明珰素袜”借指美人。曹植《洛神赋》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句。这里“明珰素袜”所代的美人,联系“采香径里春寒”句,似指吴宫西子,而联系“那回归去”,又似指小红。还可能是远隔千里,年初与自己依依惜别的合肥情侣。其妙正在于怀古与思念之情合一,又不说明,反令人神远。末三句即以“如今安在”四字提唱,“唯有阑干,伴人一霎”一叹作答,指出千古兴衰、今昔哀乐,犹如一梦,由怀想跌到眼前,收束有力。而伤怀幽怨,余味不尽。
从小序看,这一夜同游共四人,且相呼步行于垂虹桥,观看星斗渔火,而词中却绝少征实描写。惟致力刻画在这吴压青山、暮愁渐满的太湖之上、垂虹亭畔飘然不群,放歌抒怀的词人自我形象,颇有遗世独立之感。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首词是一首伤春词。词人借惜花伤春的情绪来感叹自己的身世之悲,表达了仕途失意的情感。上片写景明丽,海棠的红,梨花的白,在同一个院落中同时出现,色彩反差很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描写的是落花,但还是能从这样的景象中获得美的享受。下片又写含露的丁香,并以“露泣残枝”来比况作者自己忧郁的心境,过渡含蓄而隽永,且为下面写自己如何满腹愁肠百结作了铺垫。
“数声鶗鴂,可怜又是,春归时节。”开篇三句写暮春时节,杜鹃悲啼,唤春归去,声音警人,令人伤感,为全词奠定了感伤的基调。“可怜”二字直叙因曲,点明伤春之感。
“满院东风,海棠铺绣,梨花飘雪。”这三句抓住了暮春景色的特点,描摹出一幅精美绝伦的“暮春落花图”,引人遐思,同时也寄托了词人既陶醉于美景又伤心年华消逝的复杂情感。海棠花落满地,本为哀景,但在词人笔下却成了“铺绣”,给人以艳丽的美感;随后,词人的笔触从地上转入空中,以“飘雪”喻指飘落的梨花,不仅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也为画面平添了几分动感,也使得整个景色更加绚丽迷人。
“丁香露泣残枝,算未比,愁肠寸结。”换头这三句以丁香花结比自己的愁肠百结;“丁香”承上,“泣”字启下,自然而然地从上片对景的描绘过渡到下片对情的抒发上。
“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风月。”此处为词人自况。末了这三句用典,以沈约白比。“不干风月”四字故意撇开,把无法排遣的郁闷归结于自身的多情多感,将其真情藏起,是在故作愚笔,于轻描淡写的自然调侃中凸现出曲折而沉郁的情思。全词于此戛然而止,然余韵未尽,缭绕不绝,引人回味。
词人之所以强调自己“不干风月”,一方面是为了区别于传统伤春词大多写男女欢情的俗套,另一方面是为了表明自己胸怀大志,不为莺莺燕燕所拘牵的大丈夫气概,尽管自己未能位居宰辅,但毕生的追求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此诗前四句写了深秋之意,秋深寒重,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其后两句言及诗人自己平日的修行状态,即独自参禅打坐,兼学道家;最后两句点题,写黎昕、裴迪二友的到访,于诗人有陶渊明载酒之欢。全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一番悠然。
此诗开篇,有意描摹深秋之意,秋已深、寒已重、雨已侵,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然而此际忽然一声疏钟透空传来,点晴处正在于此。由是作者瞬时感悟,豁然一切,白法已调狂象,玄言已问哲人。
此诗除沉稳之意趣外,另一别致处即在此“玄言”。诗佛并非是侍僧,终有“士子”之心。虽倾心于禅,但并未一心于禅,中国古代“士子”的明哲处即在兼包并蓄,无论何方神圣,于吾有用即为吾用。或被讥为心志不专,然人生之要义本在“护生”,志专而害生、妨生者亦有何义。所以“士子”此举最为温润、最有亲情。由于同是“士子”,王维此处佛、道并用,释、老并观,如十八般兵刃逐一对治,终于此凄风苦雨之际,调伏之悠然自得。最后一“空愧”语,自是惯常之以退为进之法。此一番自得之情,已是无言自喻耳。
此诗与《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意境相仿而更为浑成。此应缘于一者“夏日”,一者“秋夜”。而人生之年岁、境界似亦是“夏日”“秋夜”之别。故而心意尤为安稳,气象分外沉浑。深秋、虫鸣、凄雨、空堂、寒灯,此俱伤感之境象,自为抒愁感伤之良时。然此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颇为难得。概此晚挚友见访,兴会高论之余,兴致仍是盎然。由是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因之有此一番悠然。因亲情中缺失人生重要一环,故而王维于友朋之道甚为倾心,诗中与友朋唱和、同游,抒发相亲、相慕之作者众多。由是不难知晓,于此凄风苦雨之际,生性纤敏之王维,竟能如此安稳,狂象得以调伏、静心以问玄。黎昕、裴迪“见过”,于王维有陶渊明载酒之欢。
首句“北湖南埭水漫漫”突出了六朝的故都的典型景色。北湖即玄武湖,南埭即鸡鸣埭,是六朝帝王寻欢作乐的地方。可是经过了改朝换代,同一个“北湖”,同一个“南埭”,过去曾经看过彩舟容与,听过笙歌迭唱,而此时只剩下了汪洋一片。诗人怀着抚今感昔的情绪,把“北湖”“南埭”这两处名胜和漫漫湖水扣合起来写,表现出空虚渺茫之感。第一句“北湖南埭水漫漫”,诗人是把六朝兴废之感融汇到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而第二句“一片降旗百尺竿”,是通过具体事物的特写,形象地表现了六朝王运之终。在此“一片降旗”成为六朝历代王朝末叶的总的象征。“降旗”的典故原来和石头城有关,但诗人写了“降旗”不算,还用“百尺竿”作为进一步的衬托。“降旗”“一片”,分外可嗤;竿高“百尺”,愈见其辱。无论是从“一片”的广度或者是从“百尺”的高度来看历史,六朝中的一些末代封建统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无耻之极,都可想而知了。
第三、四句“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是一个转折,诗人囊括六朝三百年耻辱的历史。从孙吴到陈亡的三百年时间不算太短,但六朝诸代,纷纷更迭,恰好似凌晨残梦,说什么钟山龙蟠,形势险要,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钟山即紫金山。传说诸葛亮看到金陵形势之雄,曾说:“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也。”然而在李商隐看来,三百年间,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曾先后定都于此,全都亡国,可见“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屈复《玉溪生诗意》卷七)。前二句的“北湖”、“南埭”已经为下文的“龙盘”之地伏根,而“一片降旗”偏偏就高高竖起在石头城上,则更证明地险之不足凭了。“钟山何处有龙盘?”诗人用反问的形式,加强了否定的语气,真是一针见血的快语。这一快语之所以妙,妙在作者是带着形象来判断的。诗人对“龙盘”王气的思考,不但扣合着六朝的山,扣合着历史上的“一片降旗”,还扣合着眼前的漫漫北湖;不但扣合着某一朝代的覆亡,还扣合着三百年沧桑。他的“王气无凭论”,实际上是“三百年间”一场“晓梦”的绝妙的艺术概括。诗作熔写景、议论于一炉,兼有含蓄与明快之胜。诗人巧妙地使典型景象的层层揭示与深切意蕴的层层吐露相结合。他描写了一幅饱经六朝兴废的湖光山色,而隐藏在背后的意蕴,则是“龙盘”之险并不可凭。“水漫漫”是诗人从当今废景来揭示意蕴;“一片降旗”是从历史兴亡来揭示意蕴。“三百年来”则是把“一片降旗”所显示的改朝换代,糅合为“晓梦”一场,浑然无迹,而又作为导势,引出了早已盘旋在诗人心头的感慨“钟山何处有龙盘”的沉着明快之语,形成了诗的高潮。看来“龙盘”无处寻觅,六朝如此,正在走向衰亡的晚唐政权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