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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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落下,给植物披上了银装,一点颜色的都没有;在南边的树枝上有一些花,没有叶子。
在小溪旁我都闻到了香味,抬头一看,只见梅花的影子映在农家的墙壁上。
此词当为悼念随作者贬谪惠州的侍妾朝云而作,词中所写岭外梅花玉骨冰姿,素面唇红,高情逐云,不与梨花同梦,自有一种风情幽致。上阕通过赞扬岭南梅花的高风亮节来歌赞朝云不惧“瘴雾”而与词人一道来到岭南瘴疠之地;下阕通过赞美梅花的艳丽多姿来写朝云天生丽质,进而感谢朝云对自己纯真高尚的感情一往而深,互为知己的情谊,并点明悼亡之旨。全词咏梅,又怀人,立意脱俗,境象朦胧虚幻,寓意扑朔迷离。格调哀婉,情韵悠长,为苏轼婉约词中的佳作。
词的上阕写惠州梅花的风姿、神韵。起首两句,突兀而起,说惠州的梅花生长在瘴疠之乡,却不怕瘴气的侵袭,是因这它有冰雪般的肌体、神仙般的风致。接下来两句说它的仙姿艳态,引起了海仙的羡爱,海仙经常派遣使者来到花丛中探望;这个使者,原来是倒挂在树上的绿风小鸟(状如幺凤)。以上数句,传神地勾勒出岭南梅花超尘脱俗的风韵。
下阕追写梅花的形貌。“素面翻嫌粉涴”,岭南梅天然洁白的容貌,是不屑于用铅粉来妆饰的;施了铅粉,反而掩盖了它的自然美容。岭南的梅花,花叶四周皆红,即使梅花谢了(洗妆),而梅叶仍有红色(不褪唇红),称得上是绚丽多姿,大可游目骋情。面对着这种美景的东坡,却另有怀抱:“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东坡慨叹爱梅的高尚情操已随着晓云而成空无,已不再梦见梅花,不像王昌龄梦见梨花云那样做同一类的梦了。句中“梨花”即“梨花云”,“云”字承前“晓云”而来。晓与朝叠韵同义,这句里的“晓云”,可以认为是朝云的代称,透露出这首词的主旨所在。
这首咏梅词空灵蕴藉,言近旨远,给人以深深的遐思。词虽咏梅,实有寄托,其中蕴有对朝云的一往情深和无限思恋。作者既以人拟花,又借比喻以花拟人,无论是写人还是写花都妙在得其神韵。张贵《词源》论及咏物词时指出:“体物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此词,可以窥见其艺术技巧的精湛。
燕王哙时,齐湣王因燕乱起兵攻燕,掳掠燕国宝器运回齐国。燕人共立太子平为燕昭王。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五国的军队攻破齐国。后来燕国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乐毅被迫出逃,齐人大破燕军。燕惠王因而写信给乐毅,乐毅写这封信来回答。
乐毅针对燕惠王来信中说的“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从两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写他为了报先王知遇之恩,作了详尽规划,再率军队彻底报了积怨。第二,考虑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所以“负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免得“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从而保留先王知人之明。这第二点,正是回答惠王责备他的“弃燕归赵”。最后再说明“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他在回答第二点时只用典而不点破,正是“不出恶声”;他不避“遁逃奔赵”,正是“不洁其名”。这封信,回答燕惠王的责问,措辞极为婉转得体;又恰到好处地显示出作者的善于谋划,善于用兵,以及善于全身保名。靠君臣知遇来建功立业,是古代不少有才能的人的愿望,所以这封信成为历代所传诵的名篇。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