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牡丹，天香国色，堪称“国花”。特别在唐代，牡丹，也是咏花诗的“热点”。但稍加留意，诗人们赏牡丹、赞牡丹，多尽往富丽说，极从欢情言，往往把牡丹作为荣华显贵的象征。然而，韩琮著的这首《牡丹》，吟咏后却有另一番感慨。

　　“桃时杏日不争浓，叶帐成阴始放红。”在首联里先赞扬牡丹的品格：一是不出风头，在桃杏开花的早春时候，不与百花争艳；二是谨慎务实，不在自己条件成熟（“叶帐成阴”）时不崭露才华（红）。

　　“晓艳远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风。”接着在颔联里继续赞美牡丹的高雅和奉献。“晓艳远分金掌露”，说的是牡丹在早晨用它鲜艳如“金掌露”般的花苞在高处凝聚，承接那降落洁净清凉的露水。传说汉武帝求长生不老，以青铜铸造铜人，高擎铜盘，承接甘露称“金掌露”，以供服用。牡丹由于滋润着天赐的甘露，色更艳，香益浓，所以能“暮香深惹玉堂风”——在晚上它把幽香飘溢，与“玉堂（豪华富丽的住宅）”的香风争“惹”呢！这里，一“晓”一“暮”，概括总体，互为因果；“远分”“深惹”、上纵下横，动漪静美，尽情地把牡丹赞颂。看来诗中的牡丹，并非富贵荣禄之辈，而是赏雅惹俗的高士！

　　“名移兰杜千年后，贵擅笙歌百醉中。”在群芳中，牡丹却遭到嫉妒，可是嫉妒者仍然是徒劳一场。颈联中诗人先讥讽道：“名移兰杜千年后”。这里的“移”字作“改变”讲。意思是说：即使像兰草、杜若一类的名花要想改变得像牡丹那样，至少得一千年以后呢！接着才充满自信地赞道：还是你啊，牡丹！“贵擅笙歌百醉中”——你是花中之王，独占尊位，比动听的笙歌还醉人哩！

　　“如梦如仙忽零落，暮霞何处绿屏空。”牡丹的命运毕竟是不幸的：“如梦如仙忽飘零”，一个“忽”字，道出了官场风云变幻莫测的情景。“暮霞何处绿屏空”承上句“忽零落”而结。“暮霞”喻牡丹花；“绿屏”喻牡丹叶，喻比十分形象。这里诗人无限惆怅、无限深沉地感叹道：牡丹花啊，为什么像梦中的仙人一样飘走了，只空留下绿色似屏的叶子呢？此句颇有后人李清照“绿肥红瘦”的韵味。

　　首联写牡丹的品格，颔联写牡丹的贡献，颈联转诉牡丹对嫉妒者的蔑视，尾联以落花飘零告终。全诗字字写花，处处喻人，紧密结合自己的心事，正似诗人在大中十二年（858）被都将石载顺等驱逐以后失官时心情的自况。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首小令写的是赏看大都西山，文法曲折多致，寄托了作者的人生感受。

　　“冷云间”三字起笔一总，营造了特殊条件下的西山景观。这一起语颇可借用《红楼梦》对凤姐“一夜北风紧”开笔的评价：“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冷云”是阴云、浓云、令人心情沉重之云，写西山先写此云，便点现了出师不利的第一感。先以“冷云”占据画面，第二句的“夕阳”、“楼外”、“数峰闲”，就有依次破云而出的动感，弥漫着一种清冷寂寞的气氛，暗示了作者登楼远眺的孤独。虽则“数峰”露现于冷云之间，却不肯将庐山真面轻易示人，三、四两句，就在文气上推出了这一波折。这两句是倒装，“髻”、“鬟”均以美人的发式喻山，辛弃疾《水龙吟》“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已有成例。曲中是“雨髻烟鬟”，这就补充了“冷云”的来历，原来此时正值雨霁，夕阳固然露了脸，但云层之上的西山峰头依然缠结着雨意。“雨髻烟鬟”，将西山的巍伟及山顶云罩雾绕的朦胧景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了。诗人将“数峰”的朦胧，说成是“等闲不许俗人看”，为西山占重身份，也表现出自己是它的知音。所以他在西风中倚遍栏杆，执著等待，并不为眼前的遗憾景象而长叹。果然峰回路转，不多时暮霭吹散，掀去了雨雾的面纱。文笔至此也豁然开朗，“西山看我，我看西山”，令人想起前人“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的快意境界。

　　这首小令以看山的经历为表，寓寄了诗人对人生的观照与信念。这一点，我们不难从曲中的喻示中发现和领会。“冷云”代表了精神追求中的阻碍与迷障，但只要与理想信念心心相印，执著不渝，终究乌云遮不住太阳。西山“等闲不许俗人看”，而最终却与作者契合交融，“西山看我，我看西山”，其间诗人以脱俗孤高自许的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

　　顺便一说，〔殿前欢〕末二句的颠倒语序、分说合观，并非作者的首创，阿里西瑛的“呵呵笑我，我笑呵呵”，贯云石的“功名戏我，我戏功名”，乔吉的“人多笑我，我笑人多”，张可久的“青山爱我，我爱青山”，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先例。而本曲中的“西山看我，我看西山”，物我交融，兴寄高远，可说是散曲创作继承发展中青出于蓝的例子。

　　《西河》这个词比较长，分为三段。一般来说，长的词一定要注意结构安排。王国维这首词在段落上是比较清晰的。

　　“垂柳”和“兰舟”是前人写离别最常用的词句，不过这里写的是离别之后的情景，是这个女子徘徊在当日送别的渡口等待游子归来。“千帆过尽”，用了温庭筠的《梦江南》。“只伊人不随书至”，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写下来的：这个女子收到了男子的书信，这是一喜，但书信中只说相思，人却不肯归来，这又是一悲。“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这是以女子的口吻：我真是感到奇怪，他在信中所述的相思之情句句都说到了我的心里。

　　这第一段，把女子那种望眼欲穿的相思怀念和由此而生疑生怨的百转柔肠表现得既细腻又曲折。其内容以别后的思念为主“思”中有“怨”，但那“怨”却含而不露，要到第三段才明白表现出来。

　　第二段是通过梦魂的描写来述说自己的思念之苦。古人是有这种写法的。“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同第一段中的“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一样，都是适应句子的需要，把正式格律本该是七、四的停顿变成了四、七的停顿。“西风吹断”的宾语“梦”被省略了。“西风”，可能是梦中烟水上的西风，也可能是现实中窗外的风声。“宵深待到凤凰山”，夜深时她终于入梦了，这一次的梦可能稍长一点儿，所以梦中走过的路也就稍长一点儿。“待到”是将要到，就在她快要到达目的地但还没有到的时候，梦却不能接着做下去了。“啼鴂”是杜鹃鸟，那也是一种很悲哀的鸟。被啼鴂催醒，意味着从充满希望的梦里又回到了无可奈何的现实，这一段完全写相思之苦，写得很悲哀很缠绵。

　　第三段是由“思”而生“怨”。“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的“锦书”就是“只伊人不随书至”的那封书信。“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直白浅显，完全是现实生活中妇女说话口吻，这是它的好处。但它的缺点在于把要说的话都说尽了，比较缺乏“词之言长”的余味。

　　这首咏物诗写一只黄莺在深秋时节还未南飞避寒，劝其不要在此处留恋，应当尽快南归，表现出李煜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惧怕和对自己处境的担优。全诗托物言志，纯用“赋体”，不事雕琢，以简驭繁，以明白晓畅的诗句表现了生活的苦楚，让人产生无限的同情悲悯，教人神思黯然。

　　黄莺在春天啼叫，鸣声清亮婉转，悦耳动听，如自言，如对语，唤起人的遐想，送之巧名为“百舌”，视为春天的象征，是诗词文赋中常见的歌咏对象。李煜的大臣韩熙载就有奉令之作《御制游春长句》曰：“黄莺历历啼红树，紫燕关关语画梁。”但是，李煜这首诗，不取诗人习常之路，掉转而去咏叹秋天的黄莺，立意不同，情思不同。秋来气象肃杀，草木凋零，黄莺已过歌唱的生命而面临着严冬的枯索，结合李煜的处境，病体衰微的状况，都会使人想到，这首诗名为咏莺，实为自咏。

　　此诗一开篇便点出歌咏的对象黄莺，却称其为“残莺”，用词深刻。这是一只由春历夏而入秋的黄莺，歌唱过春天的繁花，栖身过夏日的浓阴，如今秋已至，冬将临，竟然还在林间独自飞。所谓“残”，是说这只黄莺年齡已老，体力已衰，是说这只黄莺躲过天灾人祸的劫难而存留到今天，还是说这只黄莺的伙伴都已不在而只剩下独自的生活。诗人不言，读者自可体会。看这黄莺在林间孤独地穿飞，诗人心中涌起无限的怜惜：“残莺何事不知秋，横过幽林尚独游。”写林而用“幽”，强调林间的昏暗幽深，吉凶不明，黄莺的前途难说。“独游”二字更见出幽暗中独自穿飞的孤苦。于是叹其“不知秋”：不知秋天已至，冬天在即，前面的命运会更加严酷，依然在这林间飞来飞去，究竟还在寻觅着什么。写鸟写林都折射出诗人的生活。

　　次联以“倾耳听”“入烟流”写诗人对这只黄莺的关注，承接上联的怜惜与感叹。莺既“残”，经历多，自然是“老舌”。而“老舌百般”叫不休，到底在说些什么：感伤时光的流逝，哀叹生的不永，诉说经历的悲欢，讲述独游的寂寞。诗人多么想明白黄莺的啼叫，于是倾耳凝听，追随着它的声音，然而黄莺却渐渐飞向远方，注视之中，“深黄一点入烟流”，消失在天边的薄云雾薯里，留下佇立的诗人，身影单薄。这时，询问带出的感慨便喷涌而出，诗由前二联的叙说而转入后两联的议论抒情。

　　第三联连用两个典故，借对莺啼的猜想解释来抒写自己的怀抱。“栖迟背世”说人与莺的生存状态，同样地孤独，同样地艰难莺是失群无伴而“独游”，人是国亡家破而素居，因此而同有“悲鲁”的哀痛，其痛之深，就像孔子当年对鲁国的悲哀。“在缑”用王子晋的故事，不仅贴切，也意味深长。王子晋善吹笙，与莺啼相关；王子晋是西周大子，身份则与诗人相关。而王子晋放弃王位，修道成仙，当其化身白鹤，显身缑氏山头而与家人作别之时，则仍有未曾放下的情感。诗人用“碎”来形容那“浏亮如笙”的音声，强调这音声乃是诀别之音，多少凄凉感伤在其中，听来心碎。而这心碎之声，既是故事中王子晋的乐声，又是此刻那黄莺的啼声，更是诗人自己的心声。

　　末联二句，借莺而劝导自己，这样的生活没什么值得留恋的。过去已经令人心悲神丧，而将来会更加凄凉：“露华凄冷蓼花愁。”不说将来如何，只说这眼前，露珠虽美，却是凝霜之前的最后一现，蓼花正开，却是冬日将至的最后的美丽。一切的美好，或者已经逝去，或者将要逝去，经历劫难的黄莺已入“烟流”，自己对这人世已没有什么眷恋。但是这种生命的绝望并没有直接说出，只用“露华蓼花”的秋景作描绘，点出“凄冷”与“愁”，让读者去细细体会。

　　这首诗就标题而言，是一首咏物诗，但却打破了传统的咏物诗不可直道其物的写法。李煜不仅在诗中明白地点出“莺”字，而且，还用“残”“老”“独”来形容黄莺，刻意描绘秋莺的凄凉状态，全不理睬传统咏物诗的忌讳。他的这首诗，可以说开咏物诗的又一路数，将黄莺作为自己的化身，通过感慨黄莺在秋天的最后穿飞来抒写自己的命运哀伤。这种抒情方式仍然是委婉的，含蓄的，但不是借物抒情，而是构成了象征，带着一种寓言的意味，有如《诗经》中的《豳风·鸱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