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词中所写的是一位饱经忧患的中年人索莫的心境。静思身世,万感平生,仿佛对什么事情都麻木了。被愁苦浸的麻木了,莫可奈何只好任由它去,心的麻木只为了减少心灵敏感带来的精神苦痛。
上片写词人掩卷,从叙写眼前景物开始,想到了词人的心酸的过往,想到了词人更加努力地专研书籍,只是偶然听到的悲鸟啼叫,觉得时间易逝。
下片转而写词人的内心,“坐觉亡何消白日”写出了作者不知道如何消磨漫长的日子,只能借助校勘书籍来打发时间。内心的愁苦无法和人述说。
该词表达了词人深悲极苦之情和悲天悯世之意不被人知道,该词是词人从眼前寻常景物写起,却蕴含极为丰富的深情和哲理。
上片写塞马南来的凶残与金朝君臣将帅的昏庸无能导致亡国。蒙古军队狂奔而来,硝烟滚滚,战火连天,汴京城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草木失色,百姓悲号,天昏地暗,战鼓震天,大有“天穿地裂”之势。全国呈现出一片混乱。接着作者沉痛地指出导致金朝亡国的原因:本来可以凭借险要山气作为屏障以拒塞马,但朝廷昏庸,将帅无能,以致“百二气山”的险要也发挥不了作用,使蒙军长驱直入,直逼九重,终至亡国。作者既痛心国亡,又气愤统治者的昏聩,心中之气,悲抑难平。
下片写亡国之惨状和自己的心灵感受。“长戈袅”四句,蒙军长戈飞舞,连天空的飞鸟都已灭绝,原野上尸体多得无处堆放,似乎气中流淌的都是鲜血。兵燹酷烈,生灵涂炭,这是如实地描述当时元军的暴行,字字血泪,力敌万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回写自身。以“叹”字领起,在国难之中,活着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与家人动辄失散,遂成永别。词写到此,已将国难家难写尽,于是以“回首”二字宕开,追古伤今。当年的汴京,春光满城,莺鸣芳树,燕舞晴空,如今却疮痍满目,雕栏虽在,明月犹悬,而人事全非,故国之思,令人肝肠寸断。接着,以“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呜咽”作结。“更”字加强感情力度,气水呜咽,着一“空”字,透出作者在亡国之后无可奈何的悲叹,徒增伤感。
全词写兵祸以实录,用史笔也;写悲感移情于景,用笔空灵。词情激愤,悲壮沉重。
毛文锡擅写闺情,词语艳丽,这首词是一首艺术性较高的闺思之作。
闺中少妇,思念远别的亲人,通宵不寐,直待天明。以其爱之甚切,故恨之亦切;以其思之甚深,故怨之亦深。这一怀思绪,主要通过环境气氛的描写来烘托和表现。
词中的景物,不仅是作为春天一般景物用以渲染春天的气氛,同时还作为一种意象,借以表达离情别绪和春思春愁。
“花外子规啼月”,思妇在静夜里听到鸟声,本来就容易勾起孤寂之感。以鸟声烘托岑寂,是以动写静。而这鸟声又是子规的啼叫声,便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子规的叫声近似“不如归去”。杜牧诗云:“蜀客春城闻蜀鸟,思归声引未归心。”这首词里所写花外子规,也具有思归的意象,但不是用以表示游子思归,而是用以表现思妇切盼情人归来。
“红纱一点灯”,思妇独守空闺,孤寂之中,对着红纱笼罩的的孤灯凝思,此景此情,都带点凄凉之感。“孤灯”在这里是烘托思妇孤寂的一种意象。思妇夜里思念情人,不能入寐,梦也难成,空对着一点寒灯。在寒灯的映照下,益显出思妇心情的孤寂。
“庭下丁香千结”,写室外之景。丁香结蕾,唐宋诗人多用一比喻愁思固结不解。如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这首词描写庭下丁香花蕾千结,同样暗寓思妇愁肠千结,表现了思妇的离愁和春愁。
“梁间双燕飞”,双燕飞于梁间,最容易引起思妇的春思和春愁。本来成双成对的燕子绕梁而飞,是一种很和谐的景物,可以唤起欢愉的情绪,然而当对着这景物的主人公心境十分孤寂的时候,这一和谐景物与孤寂的心境恰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当词中的思妇彻夜不眠,送走宵雾,迎来晓霞,看到双燕在晨曦中绕梁而飞的时候,不是解除了夜间相思之苦,而是更增添了一种孤寂之感,更无法排遣心中的春情和春思、春愁和春恨。
词中子规、纱灯、丁香、双燕这四种景象,是实景,又不是单纯的实景,可以说是“实中有虚”,也就是说既具体又抽象,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引发愁情的触媒,甚至称了这无形无质的情思的表象。这首词对于这些意象的运用是很成功的。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本文一方面赞美县令朱君无论品德或为政,都以“仁”为本,是一位忧民、忧天下的仁爱县官;另一方面,作者借题发挥,阐明自己所主张的儒家的“仁”政。全文抒情议论并重,文字充满激情,韵味深厚,读起来引人入胜。
第一段先交待了石门亭的地理位置、建亭者及写“记”缘起。石门亭在青田县石门山上,是县令朱君建造的。石门山是一座名山,上有石门洞,至今仍是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古代的人都将自己观游的感想刻在石上,留在山中,那些石刻相对而望,难以数计。朱君为令后就建了石门亭,把那古今石刻都拾取来立在亭中,成一胜景。并且写信让外甥婿王安石作篇“记”,记其作亭之意。这段文字简约明快,为下文的议论作了张本。
第二段文字是这篇“记”的主体,全段围绕朱君“作亭之意”展开笔墨。一开头以排比的设问式揣度作亭的本意。文中写道:“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观游眺望乎?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一连串五个设问句,以排比出之,加强了揣度的语势,引起读者一连串的思考,急切地想得到答案。下面就分别予以分析作答。
一说,人与物之相互好恶必然因其相类,那使万物附在上面而生长,不以此为功的“山”,是“广大茂美”,富有仁爱精神。那么爱好此山之人,当然有“仁”爱之意。如此就回答了前面提出的“其直好山乎?”这一问题,并且论述到“好山”含有深刻的“仁”意在。
二说,离开城郊到野外,登山望远,其中必有感慨产生。为了阐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书》不云乎:‘予耄逊于荒’”及《诗经》中的“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文中于此还分析了“忧”的内容,说“环顾其身无可忧,而忧者必在天下,忧天下亦仁也。”从而回答了前面设问中提出的“好观游眺望乎?”因而指出其亦有深刻的“仁”意在。
三说人在穷困不显达的时候怎能安闲逸乐?百姓在深山长谷中,县令与民相对为言,了解他们的疾苦忧虑,那有阻塞而听不到其疾苦呢?然后得出结论说“求民之疾忧,亦仁也。”至此回答了前面第三个设问句中的问题:“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
四说当政没有大小之分,不施“德”政,民就无法教化,百姓教化顺服了,就可以没有诉讼,民没有讼事,县令才能休息无事,悠闲自得地嬉戏。这里又回答了前面的“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这一问题,这里作者将“仁”政,以“德”出之,放在教化民众之中。
五说古今之名人石刻幸在,其文字确实很好,那么他们的名与石刻都能传而不朽,使其“成仁之名而不夺其志”,又是“仁”之意也。这里亦回答了前面第五个设问“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通过一系列的推理分析,归纳出朱君“作亭之意”乃是一个“仁”字。然后文章又以设问句言道:“其然乎?其不然乎?”
全文围绕“作亭之意”展开,先以五个排比设问句提出问题,然后逐个回答,不枝不蔓,并逐层分析推理论述,每一点都归之为“仁”字,其推理严谨,分析透辟,行文游刃有余,结构紧凑,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