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拟写闺情之作，全篇以写景始而以情终，景中含情，情又衬景，因而被评为“金碧山水，一片空蒙。”（谭献《谭评词辨》）
上阕从春光写起。“六曲阑干”三句极力描写庭院的春日明媚风景。曲曲红阑，被绿茵扶疏的碧树所环绕；院中的杨柳随风摇摆，如丝如缕的柔条在夕阳的晚照中轻盈飞舞，好一派静谧、优美的景色。一个“偎”字，写出自然景物与人工景物的和谐、亲昵，一个“展”字，写尽了柳条的媚态，词的意境，就在这柔和、清雅的景物中被烘托出。
“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海燕双飞去。”三句写帘内景。“谁把”两句从听觉写起，在这寂静的环境中突然响起了琮琮的筝声，闺中安栖的燕子，被筝声惊起，双双穿帘飞去了，词人把这些情景都写得优美、精致，用笔非常细腻，有力地表现出春光的明媚，给读者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引发出丰富的情境联想。筝声之后并没有揭起垂下的帘幕，露出弹筝之人，却转写燕子穿帘双飞，以衬托弹筝者的孤独寂寞，了无知音，幽思难托。
上阕中词人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进行描写，先写筝鸣声之凄婉，再写成双的海燕穿帘而去，所见所闻，勾起词人隐隐的孤独与惆怅之感，为下文进一步抒情做铺垫。
下片抒伤春之情。首三句写词人所见：游丝、落絮、红杏花，这些景物的描写，暗示春之将逝。依旧由景开始，但是“满眼”一词已经凸现了人的出现，是从闺中人的视线和心情来看景了。“游丝”和“落絮”都是经典的春愁缭乱、幽思绵绵的意象，“满”和“兼”字更说明了一种无聊、无奈的心情。这是突然降下的一阵清明雨，打得院中杏花零落。
“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结末写女主人公因梦醒而引起的恼莺情绪。“乱”字暗示了闺中之人的心情烦乱。至于她做的是什么样的“好梦”，词人没有说明，却更耐人寻味。浓睡好梦，欢情片刻，这对于现实生活中无法相会的恋人来讲，也是聊慰其相思饥渴的方式。然而哪怕这样短暂的好梦，也偏偏被莺语惊扰，可见无论是明媚亮丽的春色，还是落花沽絮的雨景，全都成了激惹她阵阵愁绪的触媒。
整首词诗人由写景始，由写人终。写景抓住春天的特指，但有富于变化，在变化中蕴含了作者的情感，写人先写人物的行动，把细筝移玉柱，但穿帘双燕却勾起了主人公无限的伤感，成为全词感情转折的基点。再写人物的心理，“惊残好梦无寻处”，直接抒发主人公内心的伤感。整首词写景与写人相互交融，通过穿帘的双燕，乱语的“黄莺”、“游丝”、“落絮”“清明雨”，使人物的心理活动步步呈现，达到了情与景的高度统一，但又含而不露，堪称“金碧山水，一片空蒙。”全词在艺术风格上语言明丽，用意婉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碧绿的杨柳依偎着曲曲折折的栏杆，春风和煦轻柔，鹅黄嫩绿、如丝如缕的杨柳在风中款款摆动腰肢，摇曳多姿。是谁突然弹起钿筝，惊醒那安栖的燕子，双双穿帘飞去。
然而几天时间放眼望去尽是落絮纷纷，那盛开的杏花也经不住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逐渐凋零。在如此深重的幽情之中，她不由沉沉睡去，正在睡酣梦甜之际，却被窗外清脆的莺啼声惊起，而美梦也再也无寻处了。
注释
偎：依靠。
黄金缕：指嫩柳条。
钿筝：用罗钿装饰的筝。
海燕：燕子的别称。古人认为燕子生于南方，渡海而至，故称。
一霎：极短的时间。
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暗用金昌绪《春怨》诗意：“打起黄莺儿，莫救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这首词是拟写闺情之作，全篇以写景始而以情终，景中含情，情又衬景，因而被评为“金碧山水，一片空蒙。”（谭献《谭评词辨》）
上阕从春光写起。“六曲阑干”三句极力描写庭院的春日明媚风景。曲曲红阑，被绿茵扶疏的碧树所环绕；院中的杨柳随风摇摆，如丝如缕的柔条在夕阳的晚照中轻盈飞舞，好一派静谧、优美的景色。一个“偎”字，写出自然景物与人工景物的和谐、亲昵，一个“展”字，写尽了柳条的媚态，词的意境，就在这柔和、清雅的景物中被烘托出。
“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海燕双飞去。”三句写帘内景。“谁把”两句从听觉写起，在这寂静的环境中突然响起了琮琮的筝声，闺中安栖的燕子，被筝声惊起，双双穿帘飞去了，词人把这些情景都写得优美、精致，用笔非常细腻，有力地表现出春光的明媚，给读者以十分深刻的印象，引发出丰富的情境联想。筝声之后并没有揭起垂下的帘幕，露出弹筝之人，却转写燕子穿帘双飞，以衬托弹筝者的孤独寂寞，了无知音，幽思难托。
上阕中词人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进行描写，先写筝鸣声之凄婉，再写成双的海燕穿帘而去，所见所闻，勾起词人隐隐的孤独与惆怅之感，为下文进一步抒情做铺垫。
下片抒伤春之情。首三句写词人所见：游丝、落絮、红杏花，这些景物的描写，暗示春之将逝。依旧由景开始，但是“满眼”一词已经凸现了人的出现，是从闺中人的视线和心情来看景了。“游丝”和“落絮”都是经典的春愁缭乱、幽思绵绵的意象，“满”和“兼”字更说明了一种无聊、无奈的心情。这是突然降下的一阵清明雨，打得院中杏花零落。
“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结末写女主人公因梦醒而引起的恼莺情绪。“乱”字暗示了闺中之人的心情烦乱。至于她做的是什么样的“好梦”，词人没有说明，却更耐人寻味。浓睡好梦，欢情片刻，这对于现实生活中无法相会的恋人来讲，也是聊慰其相思饥渴的方式。然而哪怕这样短暂的好梦，也偏偏被莺语惊扰，可见无论是明媚亮丽的春色，还是落花沽絮的雨景，全都成了激惹她阵阵愁绪的触媒。
整首词诗人由写景始，由写人终。写景抓住春天的特指，但有富于变化，在变化中蕴含了作者的情感，写人先写人物的行动，把细筝移玉柱，但穿帘双燕却勾起了主人公无限的伤感，成为全词感情转折的基点。再写人物的心理，“惊残好梦无寻处”，直接抒发主人公内心的伤感。整首词写景与写人相互交融，通过穿帘的双燕，乱语的“黄莺”、“游丝”、“落絮”“清明雨”，使人物的心理活动步步呈现，达到了情与景的高度统一，但又含而不露，堪称“金碧山水，一片空蒙。”全词在艺术风格上语言明丽，用意婉曲。
这首诗的前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坚实有力，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是流传较广的名句。作者没有多用笔墨去铺叙事情的原委，一开始就用哲理性的诗句，雄辩地提出那种“无情”之辈未必是真正的豪杰，而“怜子”者倒完全可以是大丈夫。诗句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抽象地玩弄“有情”、“无情”的论客，严正指出，以“无情”自嘘的人并不就是英雄，用攻击别人的“怜子”，以显示自己的“无情”更是卑鄙可笑。在鲁迅看来，是否英雄，不在于它是否怜子，而在于他对敌人是否无情。诗句，先用一个“未必”，否定了“无情”论者，又用一个“如何”，诘问攻击“怜子”者，使之无言以对。这两句诗，是对仗的写法，但不是情对，也不是景对，而是理对。它的哲理性很强。气势也很壮。鲁迅在当时的众矢飞射之下，理直气壮地热爱其子，并把这种感情泛而至于广大人民，并不失为丈夫本色，而那些标榜“无情”的人却跟豪杰一点也不沾边。诗人痛斥“无情”论者，没有回避“怜子”，相反地正以“怜子”来证明攻击者的卑鄙，这就完全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这两句诗语意深刻，对仗天成，有否定，有肯定，有判断，有诘问，毫不费力，轻而易举，使得讥讽者自讨没趣，本相毕露。
后两句“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把“怜于如何不丈夫”的句意，扩展开来，在生动的比喻中给攻击者以嘲笑和挖苦；把老虎虽猛也要怜子之意充分表现出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记述说：“海婴性格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答客诮》一诗，完全写出了这种爱怜的情绪。”
这首诗，作者鲁迅分别通过否定句、反问句、疑问句，完成了诗的“起”、“承”、“转”；诗的首句“无情未必真豪杰”采用了否定句，这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常见，但直白易懂，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第二句“怜子如何不丈夫”承接第一句，通过反问句式，在意思上更进一层，把“丈夫”与“怜子”联系起来。全诗的题旨更加具体显豁，范围由一般意义的“豪杰”缩小到有孩子的“丈夫”们；第三句干脆不再讲究委婉与周严，直接用“知否”打头，发出无可辩驳的质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推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语气也更加坚定。“未必”、“如何不”、“知否”都有否定语，却使立论步步深入，也使感情越来越强烈，为最后一句的“合”做了充分的铺垫。
自汉迄今，对《鸡鸣》的阐释大致经历以下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诗人介入式”的解读方式，以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最为典型，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孔颖达认为，《鸡鸣》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之言，下两句是诗人对夫人话语的评判。卒章皆为夫人之辞。在诗中，始终是夫人在说话，男子没有言语，诗人介入其中，起解说作用。
第二种是“半联句体”解读方式，以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为代表，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方玉润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全是夫人言。
第三种是“问答联句体”，以程俊英为代表，在《诗经注析》中提出，其句读为：“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程俊英等认为，首次两章上两句为夫人言，下两句是丈夫言，末章上两句是丈夫言，而下两句是夫人言。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以为是“思贤妃”，说：“（齐）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宋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直接赞美贤妃。而宋严粲《诗缉》以为是“刺荒淫”，清崔述《读风偶识》以为是“美勤政”，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是“贤妇警夫早朝”。
也许此诗只是表现一对贵族夫妇私生活的情趣。全诗以夫妇间对话展开，构思新颖，在《诗经》中是别开生面的。姚际恒说：“愚谓此诗妙处须于句外求之。”（《诗经通论》）本来这对夫妇的对话是非常质朴显露的，谈不上有什么诗味妙语，只因为有的类似傻话、疯话，叫人会心发笑，包含着“无理见趣”之妙。古制，国君鸡鸣即起视朝，卿大夫则提前入朝侍君，《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即是。此诗开头写妻子提醒丈夫“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丈夫回答“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想来鸡啼、苍蝇飞鸣古今不会大变，如非听觉失灵，不至二者不分。从下面二、三章妻子所云“东方明矣”“会且归矣”，可知当是鸡鸣无疑。而丈夫把“鸡鸣”说成“苍蝇之声”，是违背生活常识的，当然“无理”。
但如果换一角度理解，看作是丈夫梦中被妻子唤醒，听见妻子以“鸡鸣”相催促，便故意逗弄妻子说：不是鸡叫，是苍蝇声音，表现了他们夫妇间的生活情趣，也是别有滋味。“反常”而合乎夫妇情感生活之“道”，这正是姚氏所指出的妙在句外。
下两章时间由鸡鸣至天亮，官员由已上朝至快散朝，丈夫愈拖延愈懒起，故意把天明说成“月光”，贪恋衾枕，缠绵难舍，竟还想与妻子同入梦乡，而妻子则愈催愈紧，最后一句“无庶予子憎”已微有嗔意。表现夫妇私生活，可谓“真情实境，写来活现”（姚际恒《诗经通论》）。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五言，句式错综，接近散文化。此诗以男女对话展开，创意新颖，构思巧妙，好似一出小品，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押韵亦有其特点，头两章四句皆用韵，而首句与次句韵脚同在第三字，而末尾是语助词“矣”，也算韵，王力先生称这为“富韵”。另外第一、二章首句与第三句韵脚同字。第三章则是第一、二、四句押韵，也可见此诗用韵富有变化。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