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巴州城外的南山中有一座深深的寺院,一棵高耸直立的奇伟之树就生长在这座寺院之中。
它的根盘结在幽深地下已不知多少岁,它的树干入云近禅计有几寻之高。
晚上它的翠绿之色与岚气相合,有月光的时候夜里偶尔还能听到猿猴的鸣叫。
僧人经行时它的绿叶可以遮荫,僧人宴坐时黄花常常落满襟袍。
这种树木听说生长在豫章,现在竟在巴州一树独秀。
它凌霜傲雪像松柏一样不畏严寒,建造殿宇自古以来就是栋梁之材。
它终究会有优良的工匠看上,最终会归于佛门为普度众生出力。
注释
近郭:近郊。城外围着城的墙称“郭”。
禅林:佛教寺院的别称。
幽壑:深谷;深渊。
摩天:摩,迫近。指迫近天。形容很高的样子。
寻:古代的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
岚气:山林间的雾气。
经行:佛教徒因养身散除郁闷,旋回往返于一定之地叫经行。
宴坐:佛经中指修行者静坐。
豫章:古代区划名称。江西建制后的第一个名称,即豫章郡。
宇:房檐,泛指房屋。
眄:看。法水:佛教语。指佛法。谓佛法能消除心中烦恼,犹如水能洗涤污垢,故称。慈航:佛教语。谓佛、菩萨以慈悲之心度人,如航船之济众,使脱离生死苦海。
《凉州词》是乐府诗的名称,本为凉州一带的歌曲,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诗,描写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战事。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族趁虚大兴甲兵,东下牧马,占据了唐西北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等几十个州镇,从八世纪后期到九世纪中叶长达半个多世纪。诗人目睹这一现实,感慨万千,写了《凉州词三首》,从边城的荒凉、边塞的侵扰、边将的腐败三个方面,再现了边城惨淡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边事的深切忧患。
其一:
第一首诗描写边城的荒凉萧瑟。前两句写俯仰所见的景象。“边城暮雨雁飞低”,仰望边城上空,阴雨笼罩,一群大雁低低飞过。诗人为何不写边城晴朗的天空,却选择阴沉昏暗的雨景,因为此时诗人无心观赏边塞的风光,只是借景托情,以哀景暗示边城人民在胡兵侵扰下不得安宁的生活。为增强哀景的气氛,作者又将这暮雨雁飞的景置于特定的时节里。边城的阴沉悲凉,若是霜秋寒冬,那是自然物候;而这时既不是霜秋,也不是寒冬,却是万物争荣的春天。“芦笋初生渐欲齐”,俯视边城原野,芦苇吐芽,如笋破土,竞相生长。这句已点明寒气消尽,在风和日暖的仲春时节,边城仍然暮雨连绵,凄凉冷清,很容易启人联想那年年岁岁的四季悲凉了。这两句写景极富特色。俯仰所见,在广阔的空间位置中展现了边城的阴沉;暮雨、芦笋,上下映照,鲜明地衬托出美好时节里的悲凉景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后两句叙事。在这哀景之下,边城的悲事一定很多,而绝句又不可能作多层面的铺叙,诗人便抓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最典型的事件:“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句中的“碛(qì)”,是沙漠;“安西”,唐西北重镇,此时已被吐蕃占据。眺望边城原野,罕见人迹,只听见一串串的驼铃声消失在遥远的沙漠中,这“遥过”的铃声勾起了作者的遥思:往日繁荣的“丝绸之路”,在这温暖的春天里,运载丝绸的商队应当是络绎不绝,路过西安,通向西域;然而如今安西被占,丝绸之路受阻,无数的白练丝绸不再运往西域交易,“应驮”非正驮,用来意味深长。诗人多么盼望收复边镇,恢复往日的繁荣啊!“应驮”这点晴之笔,正有力地表达了诗人这种强烈的愿望,从而点明了此诗的主题。
这首绝句,写景叙事,远近交错,虚实相生,给读者的联想是丰富的。一、二两句实写目见的近景,以荒凉萧瑟的气氛有力地暗示出边城的搔乱不安、紧张恐怖,这是寓虚于实;三、四两句虚写耳闻的远景,从铃声的“遥过”,写到应驮安西的“遥思”,以虚出实,在丝绸之路上,掠夺代替了贸易,萧条取代了繁荣,这虽是出于诗人的遥想,但已深深地渗透到读者想象的艺术空间。
其三: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
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