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别看萤火虫散发的光亮小,但它依旧有着照亮夜晚的雄心壮志。
微风又不认识字,为什么要胡乱翻书呢?
注释
莫:不要。
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
上片写作者游历所引起的感慨。开头三句总叙游历江淮和荆湖期间的豪情逸兴。“望长山远水”四句分两处表述:一是游荆湖登岳阳楼所见。那荆州一带雄伟秀丽的景象和开阔的境界,激励着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二在南京“尝与友人命酒层楼”,目睹山河之胜,可却从“夕阳枯木”的凄凉景色中,不禁触发他感叹起建都金陵的“六代兴衰”来。在回溯六朝的历史中,作者又由六朝故物,“孙、刘虎视遗迹”回忆起三国的英雄。由今思古,由物及人,“扶起仲谋”三句,表达他对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的无限怀念,仰慕他们的雄才大略和英雄业绩,鄙视刘琮的庸懦无能,并以此反衬孙、刘。因此,“扶起”、“唤回”与“笑杀”,表现他对历史人物的鲜明态度。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的用心:他恨南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无能,而渴望有孙、刘这样的贤君来当政,也鄙视、痛恨像刘琮那样当权的投降派。含义是深刻的,起着影射现实的作用。“归来也”三句进而写他从巴陵回到京都临安,诵了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后的感触。把他对现实的感伤,全部蕴藏在“叹息”二字里,从而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国势日非,可南宋统治者仍纸醉金迷,西湖内外,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使得作者感到忧伤。歇拍句“是梦耶非”不过是以不肯定的语气,来肯定归来所见所感的真切罢了,对比在金陵的所见所感,起着感情的深化作用,讽刺意味是浓郁的。
下片直抒自己对南宋君臣文恬武嬉、歌舞湖山的愤慨。“诸君傅粉涂脂”九句,承“对西湖叹息”,由“人”及“物”具体展开描述,来说明“叹息”的原因:首先是南宋统治阶级只知游山玩水、沉迷声色、不问战事的荒淫腐朽。“南北战争都不知”一句,以嘲弄的口吻,突出地反映他们享乐腐化的程度,表达作者强烈的愤恨。这与孙权、刘备的志在天下、身体力行是很好的对照;其次是西湖的自然秋色一派萧索凄凉,太令人感伤。这与游建康、巴陵一带所见山河壮丽景象又是一对照,烘托出国势的衰危;最后是“诸君傅粉涂脂”的严重后果:蒙古军队加紧侵扰,从东边的淮水到西边的四川,战火遍地,民不聊生。“万里腥风送鼓鼙”一句形象地表现出敌人进犯的嚣张气焰。这些景物便成了作者感情外射的产物,寄托他对国危敌占的强烈愤恨和忧伤,深刻地表达他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切。最后三句却又调转笔锋,向文墨之士猛击一掌,指出国家政局已败坏到如此地步,会耍笔杆子也无用。于国事毫无补益,只能表明自己的幼稚可笑。以此提醒人们应该用长枪利剑去抵抗敌人,挽求国难,收复失地。作者对这些文人的鄙视(亦包含对自己的嘲笑),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他对抗敌救国的积极态度和急切心情。
全词对比衬托强烈,脉络清晰,感触深刻。作者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愤恨,实际也是“胸中之勃郁”的集中表现,因为国事的忧与愤,对一个爱国者来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难于分开的。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觅梅花信息,拥吟袖、暮鞭寒。”一起三句从寻梅踏雪落笔,风致高雅,笼罩全篇。“拥”字尤见工炼。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当年曾在附近的孤山结庐,蓄有两鹤。和靖常游山水。客至,令童子放鹤。林逋见之,即棹舟归去。“放鹤人归”,说明林逋等高士今已不在。“月香水影”,用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意。此“放鹤”三句,以古衬今,反跌有力。就其所在,曰梅、曰鹤,皆自然贴切,挪置他处不得。言“寒”、言“冷”,正状雪后,暗切题面。下文“泮寒晛暖”,亦“残雪”之意。继以“看融城、御水到人间”,则意境顿开,笔墨恣放。歇拍“瓦陇竹根更好,柳边小驻游鞍”二句,写入、写景,清新可喜,颇见思致。
开头六句,前三句情调高昂,后三句则婉转曲折,今昔情景相较,显得跌宕有力。词人感情起伏荡漾,反复咏唱之间,更觉它韵味悠远。难怪《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该词谓“敲金戛玉,嚼雪盥花,新妙无与为匹”,可谓贴切。
换头,承上写景。翠绿的竹林“半倚云湾”,是格外清雅的境界。接下来,“孤棹晚、载诗还”,拍到游人自身。上应“吟”字,钩锁紧密。向晚湖上之悄寂,全从“孤”字透出。“醉魂醒处”,由痴而惊,由惊而醒,写美景透过一层。也隐隐可见少年词人诗酒风流的神貌。“画桥第二,奁月初三”,玲珑剔透,正是所谓“敲金戛玉,嚼雪盥花”的妙句,把一种承平公子流连风物的华美诗情写得委婉尽致。
在下片中,“琅歼”、“东阑”两个独语句对景物空间的转移起了提示作用。“有人”诸句非指旁人,正是诗人及其游侣之谓,侧笔一写,转觉有趣。
为补足断桥残雪“残雪”之景,词人措置裕如,又拈出归途所见的另一则让人忍俊不禁的趣事,东边的花园里,有人曼妙地悄提翩翩长裙,轻挪碎步,嗔怪薄冰渐化,残雪正融,路滑泥湿,浸染溅污了有鸾凤图案的锦缎绣鞋。在断桥残雪的风景画框中嵌上神态活灵活现、怨气十足、呼之欲出的淑女步玉,嗔怪雪水湿泥溅润绣鞋立体小品图案,不仅生活气息浓郁,给夕霭暮岚缭绕笼罩的清幽淡雅冷色调铺陈的断桥残雪画面,点上一抹鲜活明亮的色彩,使之动静相谐相辅,活力四射,而且“冰泥,沁湿锦鸩斑”正恰恰扣紧“残雪”这一关键词。接着,词人从“锦鸩”着想,亦可知其入之华富、其姿之俊爽了。回首上文,旨在赋景,而景中有人,便得姿态,是深知词家三昧者也。
结句“晴波涨绿”,言冰雪消融,春水渐生,已翻出盎然生机,然而此景盖为作者心中所想,未必眼中所见。相传谢灵运梦见测惠连,文思大畅,乃得“池塘生春草”之句。“谢池梦草”,即用此典,照应篇首,以诗情作结。全词写得清丽明秀,可以代表草窗早年词风。才思横溢,宜乎张成寻“惊赏敏妙,许放出一头地”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