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花笑芳年，池草艳春色”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笑芳年的园花与艳春色的池草的景致。诗中“园花笑”“池草艳”来烘托出园花、池草本来也是美好之物，也不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犹不如槿花，婵娟玉阶侧”写满园花草在李白眼中，都不如木槿，排斥了“园花”、“池草”。李白再运用拟人手法，把槿花喻意为“蝉娟”般美好的容颜，如婵娟般亭亭而立的槿花将笑芳年的园花与艳春色的池草统统的比下去了，从而使得诗句文采特异、铺陈辞藻，可见奔放不羁的李白对木槿花情有独钟，怜香惜玉也是因花而异。
“芬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描绘出一幅园花易零落、池草易萎糜的伤感景致。诗中“夭促”“零落”暗寓出诗人或许多少有点遗憾，美丽总是太仓促，常在瞬间零落，爱花的人是挽留不住落花匆匆的脚步的。其中也不无隐喻满园花草生命之短暂的意味，于是，流露出一种感花伤怀的情绪。
“岂若琼树枝，终岁长翕赩”侧面槿花的朝开暮落只是表面现象，它“终岁”“翕赩”正表明了槿花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屈的品格。正如东方朔在写给公孙弘借用马车的信中说“木槿夕死朝荣，士亦不长贫也。”诗人用“岂如琼树枝，终岁长翕赩”两句诗对木槿花予以高度评价，热情地赞颂，从而完成了对木槿花形象的塑造。
诗人开始并不直接写木槿花，而是以“园花”、“池草”起兴，指出它们一个“笑芳年”，一个“艳春色”都曾盛极一时，但它们最大的弱点是生命太短促。也就是说尽管园花姹紫嫣红，芬芳馥郁，但是花开自有花落时，当它零落在东风里时，它就会黯然失色，再也无复青春的色彩。同样，小草尽管它萎萋无数，枝叶碧翠柔嫩，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脾性。但是，当严霜降落之时，它就会在瞬息间，萎糜以至朽腐，留给大地以不尽的思索。这就是园花和池草生命的全部意义。接着诗人在否定“园花”和“池草”的基础之上，对木槿花予以讴歌的赞美。
从该诗诗句排列顺序的颠倒上，可以知道诗人思绪的奔涌，情感的炽烈，特别是思绪、情感的跳荡性，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根植于诗人的浪漫气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园花笑在美好的年岁，春光里池草更觉鲜艳。
还不如篱边的木槿花，在玉阶旁姿态如婵娟。
花香草茂生命太短促，花草凋落只在霎那间。
哪里像美丽的玉树枝，一年到头都光彩灿烂。
注释
园花：泛指园中百花。
芳年：美好的年岁。亦指少年青春，意即为各自的芳年而笑。
艳春色：献艳于春色之中。
婵娟：形容姿容美好的样子。
芬荣：芳香、繁茂。
夭促：死亡得很快，此喻花落之迅疾也。
瞬息：一眨眼一呼吸，形容极短的时间。
岂若：哪里象。
琼树枝：指名贵花木；玉树之枝。
终岁：即终年，全年，一年。
翕赩：光色盛貌。翕：收敛，聚合。赩：大红色。
“园花笑芳年，池草艳春色”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笑芳年的园花与艳春色的池草的景致。诗中“园花笑”“池草艳”来烘托出园花、池草本来也是美好之物，也不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犹不如槿花，婵娟玉阶侧”写满园花草在李白眼中，都不如木槿，排斥了“园花”、“池草”。李白再运用拟人手法，把槿花喻意为“蝉娟”般美好的容颜，如婵娟般亭亭而立的槿花将笑芳年的园花与艳春色的池草统统的比下去了，从而使得诗句文采特异、铺陈辞藻，可见奔放不羁的李白对木槿花情有独钟，怜香惜玉也是因花而异。
“芬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描绘出一幅园花易零落、池草易萎糜的伤感景致。诗中“夭促”“零落”暗寓出诗人或许多少有点遗憾，美丽总是太仓促，常在瞬间零落，爱花的人是挽留不住落花匆匆的脚步的。其中也不无隐喻满园花草生命之短暂的意味，于是，流露出一种感花伤怀的情绪。
“岂若琼树枝，终岁长翕赩”侧面槿花的朝开暮落只是表面现象，它“终岁”“翕赩”正表明了槿花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屈的品格。正如东方朔在写给公孙弘借用马车的信中说“木槿夕死朝荣，士亦不长贫也。”诗人用“岂如琼树枝，终岁长翕赩”两句诗对木槿花予以高度评价，热情地赞颂，从而完成了对木槿花形象的塑造。
诗人开始并不直接写木槿花，而是以“园花”、“池草”起兴，指出它们一个“笑芳年”，一个“艳春色”都曾盛极一时，但它们最大的弱点是生命太短促。也就是说尽管园花姹紫嫣红，芬芳馥郁，但是花开自有花落时，当它零落在东风里时，它就会黯然失色，再也无复青春的色彩。同样，小草尽管它萎萋无数，枝叶碧翠柔嫩，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脾性。但是，当严霜降落之时，它就会在瞬息间，萎糜以至朽腐，留给大地以不尽的思索。这就是园花和池草生命的全部意义。接着诗人在否定“园花”和“池草”的基础之上，对木槿花予以讴歌的赞美。
从该诗诗句排列顺序的颠倒上，可以知道诗人思绪的奔涌，情感的炽烈，特别是思绪、情感的跳荡性，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根植于诗人的浪漫气息。
这首诗是诗人送人归京之作。首联强调了天下太平；颔联、颈联写裴侍御一路顺畅、景色优美；尾联则表达了作者的“恋阙”之情。这首五言律诗前三联对仗，对仗均属工稳，特别是诗中的专用地名“楚地”对“秦城”，“洞庭”对“武陵”，颇见巧思，无荆楚之地的游历，难出此语。
首联中潭州属古楚地，故言及之。首联对句中的“秦城”，为秦长城，这里泛指长城。首联对句是指安史之乱已经平定。这一联是说，在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之乱平定后，裴侍御来潭州公干，现在又要回去了。首联强调了天下太平，所以才有了颔联、颈联的一路顺畅、景色优美的画面。
颔联写裴侍御一路所经之地。洞庭湖和武陵溪都是潭州到长安的必经之地。一写水路，一写陆路，颇为周到。从潭州到长安，地名很多，作者选择这两个地名，是因为两地风景秀丽，为历代文人向往的地方。动词“移”和“出”，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亦暗示着裴侍御行程的轻快。
颈联“江月随人影，山花趁马蹄”是后人传诵的名句。这两句之所以招人喜爱是因前后照应。“江月随人影”照应颔联出句的“舟移”，“山花趁马蹄”照应颔联对句的“路出”。二是对仗工稳。后世诗人总结的名词小类相对，即为工对，这里“江月”对“山花”，是偏正词组地理类相对，“人影”对“马蹄”，是偏正词组动物中的形体相对。三是炼字独特。两个动词“随”和“趁”，特别传神。“随”是跟从，表现洞庭湖水的流动；“趁”是追逐，表现武陵溪路上山花在风中摇曳。四是逆向思维，也就是把“江月”和“山花”拟人化。一般诗人会写成“人影随江月，马蹄趁山花”，如果不计较平仄，不计较韵脚，这两句诗也还是看得过去的。但是张谓将主语和宾语换了个位置，就显得空灵鲜活，不同常态了。五是在字面之外，读者体会出送人者和被送者的愉快心情。
尾联所表达的是作者和裴侍御的“恋阙”之情，将送行化实为虚，给读者留下一片想象的空间。
宋代的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这首诗用语平淡，却诗味很浓。“平”不能平得没劲，“淡”不能淡得没味儿。这种绚丽之后的平淡是极其不容易的。
曲子的开头便写得颇有趣味：“小阑干，又添新竹两三竿。倒持手版揞颐看，容我偷闲。”作者倚着阑干欣赏美景时，发现山林里又新长出了两三竿竹子，这一细致的观察描写说明作者常常到这里游玩，而且心情悠然闲适，以至于对林子里长出两三竿新竹如此细微的变化都能发现。接着，作者又写自己倒拿着手版，用手拖着脸颊，欣赏亭外景色。“倒持”两字写得很细致，“手版”是官员用来记事的物品，而倒持手版这一动作，意味着这时的自己不是作为一个官员，而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观览美景。这正是对自己忙里偷闲、身心愉悦状态的活脱脱写照。
接下来的三句是对爱山亭上迷人景色的细致描绘，分别从动、静、远、近的不同角度来描写青山景物：“松风古砚寒，藓土白石烂，蕉雨疏花绽”。这三句描述了清凉的山风吹过松林，白石上长满了青苔，雨打芭蕉、疏花初放等美景。这些描写从动到静，从外到内，写得非常有趣。
曲子末尾，作者不禁感叹道：“青山爱我，我爱青山”。青山给了作者这么多的美景，足以见“青山爱我”；作者为青山流连忘返，可见“我爱青山”。在仕途之路上郁郁不得志的作者，能在这片清静幽雅的游赏之地发出这样自然的心声，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