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

　　柳宗元对屈原的思想和品格十分敬仰，在长期的贬黜生活中，他以屈原为楷模，决心追随前烈。由于相同的经历，屈原作品里表达的思想感情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强烈共鸣。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的作品常常提到屈原，并善于化用屈赋的词语、典故。《南中荣橘柚》这首诗就借用了《橘颂》里的典故，表示自己与屈原一样赞赏并保持橘树那种“受命不迁”的坚定品格，抒发了被贬永州的感慨。

　　诗的前面四句对橘柚进行热情赞颂。“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开头两句化用屈原《橘颂》里的诗句：“后皇嘉树，桔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橘柚生长在南方，就适应了这里的水土，不能迁移，像是接受上天的使命；它们始终保持着坚贞不屈的节操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密林耀朱绿，晚岁有馀芳。”三四句从上面两句对橘柚内质的赞美转到对外形的描绘。果实成熟的季节，金黄的橘子在密密的树叶里显露出来，红绿相映，色彩斑烂，特别耀眼。橘柚四季长青，郁郁葱葱，不怕严寒，经冬不衰，到一年将尽的时候还散发出香味。“晚岁有馀芳”句与张九龄《感遇》诗：“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意思相同。

　　橘柚受命江南，不可北移，可作者受命之地本在北方。诗的后面四句，由橘柚的“受命不迁”引发自己被迫南来的感慨。“殊风限清汉，飞雪滞故乡。”由于地理的原因，长江南北气候不同，风俗有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现象只有北方的故乡才有。柳宗元出生并长期生活在长安，那里本是自己的出生之地，是自己踏上人生道路，实现济世抱负的用武之地。他也像橘柚一样，具有受命不迁的品性，可自己却不能像橘柚那样生活在原来的出生之地，而被贬谪至“风俗绝不相同”的南蛮之地。“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在思归不能，万般无耐之中，只能手攀橘柚枝条凝望长江边的熊耳山和湘山发出声声叹息。故乡只可望而不可及，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一种长久积郁心中的不平和怨愤。

　　李珣在《南乡子》中反复表现了这一题材。其十七云：“新月上，远烟开，惯随潮水采珠来。棹穿花过归溪口，沽春酒，小艇缆牵垂岸柳。”就是描写当地采珠者夜间随潮乘月，沿溪入海去采集珍珠，约近拂晓，摇船归家，缆系岸柳，沽酒解倦之情景。此篇“归路近”云云，则是集中写采珠者“棹穿花过归溪口”，虽没有直接描绘采珍珠的劳动场面，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采珠劳动的赞美。三句一转，前三句写人，后三句写景；前者畅快奔放，后者沉静蕴藉。两者有机地统一，很好地反映了采珠者劳动归来的愉快心境。

　　小船“吱咯、吱咯”地摇进，离家越来越近了，采珠者情不自禁地用桨扣敲着船边，有板有眼地放开喉咙唱起来，悠静的水面上，歌声分外清晰响亮。“归路近”是人物的内心判断，暗示已驶过漫长的路程，有劳动后的疲乏，更有近家的喜悦。“扣舷歌”是人物的行为，因喜而歌。歌抒发心意，快畅胸怀；歌者得意而轻松。采珠者欢歌之余，又沉入对方才劳动的回忆：“采真珠处水风多”。“水风多”指风势大，呼呼扑面。突出“风多”乃暗示采珠处水面开阔。至于劳动的艰苦、收获多少。回忆中没有明言，但从人物前面的心情中可以体会到。“水风多”的回忆，是由归程中拂面而来的微风触生的。这三句，词人写歌声、写风声、写船行，写人物变化着的心情，用动态的热闹的笔法，写出采珠者归来时的欢快、兴奋、悠然自得。接着三句，词人一反前文，脱开人物，换以静态的笔调写景物：夜，静悄悄，小船扔入溪口，歌声已止，只见曲曲的溪岸，小小的木桥，弯弯的山月，缓缓地从眼前移过；夜深雾浓，水烟深锁，烟雾中时而看见岸边悬垂挂至水面的千万朵豆蔻花。除了一个“过”字可以看出船在行进外，画面简直是寂静无声。其实这还是继续写人物的愉快心情。这些景物是人物目中景物。人物兴奋过后沉静下来，但心情仍沉浸在喜悦之中。

　　《折杨柳歌辞》，《吹府诗集》收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共五首，内容相贯，主要为征人临行之际与其情人相互赠答之词。折杨柳是古代送别的习俗，送者、行者常折柳以为留念。

　　第一首是写“行客”告别亲友远行之际，“上马”理当挥鞭启程，可他却“不捉鞭”，反而探身去折一枝杨柳。柳者，留也，在古代习俗中是作为惜别的象征。这一细节，正表现出其依依惜别的心情。而此时更传来了悠悠长笛之声，岂不更令人怅惘，别情难抑！诗前三句纯用叙事代抒情，不明言离愁，而巧妙地用“柳枝”、“长笛”象征离情的事物意象作垫衬，逼出最后一句“愁杀”两字。

　　第二首中，“愁不吹”点出与“郎”经常离别，故女子大发奇想，希望成为心上人的马鞭，终日伴随情郎身边。诗蕴藉有致，颇带南方吴声西曲的柔情；但又颇有不同，“愿作郎马鞭”的痴想就明显带有北方器物的特征。诗以刚健之笔抒温婉之情，于爽健之中寓缠绵之情致。

　　第三首是写放马的情形。马不戴羁，人扛马鞍，人随马走，然后提出疑问“何见得马骑”，怎么不见你骑马呢。远离故乡前夕，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对未来充满了迷惑与不解。

　　第四首诗写征人遥望漫漫征程，对此行怀有隐忧。此诗应当注意两点：（一）作者当是北方少数民族，或为鲜卑，或为其他，虽已难深究，但其显然习惯于北方大漠生涯，来到中原沃土为时未久。故“遥望”之际，对“杨柳郁婆娑”之中原景物倍觉新鲜。“郁婆娑”三字十分传神，令人想见垂柳成行、依依摇曳之美景。此种景物描写，在北歌中极为罕见。（二）此诗当原用北族语言，经过汉译。“虏家儿”者，即出诸汉人译笔，北方民族断不会用此贬词自称。至于诗中透露出其时南北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信息，亦值得重视。

　　第五首诗是写一场激烈的马赛前的情景。赛马场上，人强马壮，跃跃欲试。作者不禁感叹：健儿要获胜，必须依靠骏马；但快马要显示出其善奔，亦须依靠骑术高明的健儿。两个“须”字，突出了人马互相依赖的重要关系。“跸跋黄尘”，动人心魄，展示出万马奔腾的壮阔景象。这是作者的揣想之辞，故云“然后”才能决一雌雄。诗有议论，有描写，场景阔大，给人一种阳刚的美感。

　　此赋先写做箫的竹，再写箫的制作及吹奏者，接着写箫声极尽其妙的变化，然后写箫声的道德感化作用和艺术感染力，最后再写箫声的余音袅袅和不绝如缕。全赋词藻华美又生动形象，用语准确而又鲜明，无堆砌之弊，却极尽精巧之致，同时音调和美，句式整饬，虽骈偶而不呆板凝滞，描绘了一幅幅有声、有境、有情、有人物及其行动的声乐画面，收到了音乐化、诗化、画化、情趣化的效果，极富表现力。

　　《洞箫赋》的结构布局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作者详细地叙述了箫的制作材料的产地情况，然后写工匠的精工细作与调试，接着写乐师高超的演奏，随后写音乐的效果及其作用。基本上通过“生材、制器、发声、声之妙、声之感、总赞”的顺序来写洞箫这件乐器，这也成为后来音乐赋的一个固定模式。汉代以前，横吹、竖吹的管乐器统称为笛或邃，所称箫者应该是排箫，所以《洞箫赋》之箫应为排箫。从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中的“参差”也可知此处洞箫为排箫，因为古时洞箫又有别称“参差”。排箫即洞箫或箫，据《尔雅·释乐》郭璞注曰大箫“编二十三管”，小箫“十六管”。下面以《洞箫赋》的结构顺序来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生材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此句指出了箫竹的产地，即江南的土山坡上。《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箫管竹”，由此其产地也得到了印证。再接下文章用大段的文字来描写箫竹所处的环境：

　　“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嵚岿崎，倚巇迤靡，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傥莽，联延旷汤，又足乐乎其敞闲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礚礚而澍渊。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闲。处幽隐而奥庰兮，密漠泊以猭。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

　　此段写到了山、水、猿、禽，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会产出适合作箫的竹子，突出箫竹吸收天地之精华而成材的环境。

　　（二）制器

　　“于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带以象牙，掍其会合；锼镂离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胶致理比，挹抐擫鑈”此句主要描写了箫的制作，写到了巧匠鲁班制器，夔、妃来定律数，并镶嵌上象牙作为装饰，以及各种文饰，可见其制作的工序繁琐、细致，就其外形来说也会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三）发声

　　此部分写到了盲者由于“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所以才能做出“ 故吻吮值夫宫商兮，龢纷离其匹溢”的音乐，这也是古代之所以有很多盲人乐师的主要原因。在后面紧接着写到了吹奏者吹奏时的身体的动作（“形旖旎以顺吹兮”)以及面部的动作（“气旁迕以飞射兮”），这种面部脸颊和咽部“一鼓一缩”的技巧动作应该是古代的吹奏方法，在现在看来这种方法应该是不科学的。此部分还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描写乐声的特点如“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等。

　　（四）声之妙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了乐声的美妙效果，“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写到了人声与箫声的和谐相伴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以下几句“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氾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迏，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分别描写其巨声、妙声、武声、仁声的特点，并运用通感的描写方法来阐述不同“乐声”的特点，写到“巨声”以“慈父之畜子”这样的形象来描述其人声和箫声和谐的特点，用“孝子之事父”来形象的表述“妙声”清和流畅的特点。“武声”则已“雷霆輘輷”的意象来表述。至于“仁声”的特点就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即以和缓的南风吹拂万物的景象来表现。

　　（五）声之感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听者的感受。“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刚毅强虣反仁恩兮，啴唌逸豫戒其失”写到不同的人听到这样的音乐后的反映，来说明此音乐的感化教化作用。“钟期、牙、旷怅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张，但那也同样表现了音乐的美妙所达到的艺术感染力。“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撆涕抆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惮漫衍凯，阿那腲腇者已”则从“知音”和“不知音”者内心的感受及“悲”“欢”之音所造成的不同的情感冲击来描写不同的声音感受。再后来则通过描写“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蝼蚁蝘蜒，蝇蝇翊翊。迁延徙迤，鱼瞰鸟睨，垂喙蜿转，瞪瞢忘食”蟋蟀、蚸蠖、蝼蚁、蝘蜒等动物的表现从另外的角度写对乐声的不同感受和音乐引人入胜的效果。

　　（六）总赞

　　这一部分写到了箫声音色丰富的特点，描写声音强、弱、高、低不同的效果，并运用比喻的后发来进行描绘。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结合作者的生平来看，作者比较注重对儒家音乐思想的阐发，以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仁人之德来比拟音声，展现了作者的儒家意识，这是对儒家音乐思想的发挥。从文章中读者时时能够感受到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

　　总的来说《洞箫赋》开音乐赋固定写作模式的先河，在他以后，其他赋家纷纷效仿，从而使这种模式的地位得以确立。从另一方面讲，《洞箫赋》的这种“取材、制器、发声……”的模式基本囊括了此乐器所能涉及的诸多方面，这与武帝确立的“大一统”的思想不无吻合之处，而从一下的细节方面，读者同样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一）取材方面：在描写这一部分时，作者强调了箫竹所处环境的险峻、凄寒，即“江南丘壑”、“岖嵚岿崎”，同时也写到了选材的要求，在文中则体现为“洞条畅而罕节兮”的描述，这些正与儒家推崇逆境造才、为才是用的思想相吻合。当然作者也没有忘记“圣主”的作用，从而体现了阶级观念。

　　（二）制器方面：要求做到“挹抐擫鑈”，即中制、符合礼制规格，这与礼乐制度的等级观念不无关系，而且从洞箫的外形来看，它也是非常符合礼制的。

　　（三）声音的描述方面：在描述不同的声音时，特别是描写巨声和妙声时，用“慈父畜子”和“孝子事父”的仁义道德表现来形象的展现其声音的特点。

　　（四）声音作用方面：这一部分集中的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所推崇的教化作用。“嚚、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顇”此句说顽固凶残的丹朱、商均、夏桀、盗跖、夏育、申博听了以后都受到震惊而醒悟过来，改变自己的恶性而陷入自我反省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则说吹奏洞箫就能把人引入感化之道，所以长久地使用它的作用就很可贵了。所以说此部分所体现的儒家音乐思想的教化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洞箫赋》还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社会审美趣向，“悲”据蔡仲德先生的论断来说汉代所说的悲应该是指“悲乐”，而不是说音乐感动人而使人产生撇泪流涕的表现。首先取材方面，通过“孤雌寡鹤”“秋蜩不食”“玄猿悲啸”这些物象以说明箫竹生长环境的悲，从而为箫的制作奠定了悲的基调。然后又提到了盲乐师的因为生下来就不见光明，心中郁结了很多忧愁悲愤，只有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所以才会有“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的表现。对于乐声的感受和作用，文中提到“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即认为只有那些体会到悲乐感情的人才能称之为“知音者”，说明作者以能欣赏悲乐为其音乐审美的标准，这也是汉代音乐审美的一大特色。

　　总之，《洞箫赋》为后来音乐赋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在描写方面它运用多种手法，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其中既有高山流水，也有乐师尽情的表演，更有对于乐声的生动的描述，给读者以美的享受。音乐思想方面，此赋涉及很多儒家音乐思想的内容，这也是汉代“大一统”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文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声音”的描写，所以使音乐固有的娱乐性凸现出来，这一点也是他的赋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中也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趣向，从而更加全面的展现了汉代大文化背景对作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