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开篇即写大堤。大堤东临汉江，春来堤上百花盛开，堤下绿水溶溶。一个“暖”字复盖着江水、江花和岸上的千家万户，自然这其中也有遍历名山大川远道而来的李白。这里，“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李白《襄阳曲四首》其一）；“水绿沙如雪”（其三）。触处生春，不禁撩动人的多感心怀。所以这个“暖”字又有很重的感情分量。于是自然地转入下面的抒情：“佳期大堤下，泪向南云满。”旧时以“佳期”指男女的约会。《九歌·湘夫人》：“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王逸注：“佳，谓湘夫人也。”约而不得见，因此“泪向南云满。”晋·陆机《思亲赋》云：“指南云以寄钦，望归风而效诚。”陈·江总《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云：“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陆云《九愍》：“眷南云以兴悲，蒙东雨而涕零。”南云、归风、东雨，本是寄兴之作，后人引申为思亲和怀念家乡之词。这里似用前人诗意。不过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此诗与李白《寄远十二首》其五诗只前三句文字不同，该诗云：“远忆巫山阳，花明绿江暖。踌躇未得往，泪向南云满，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断。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写所思之人在巫山，巫山在襄阳南，故云“南云”。李白两次漫游都到过湖北，这位念远之人，可能就是他自己。但也不妨看作是泛指。旧时襄阳，不仅为商业重镇，且为南北交通要衢，往来伫足人多，送往迎来的人也多。李贺《大堤曲》便说：“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那么，思乡念远的实不止李白一人。

　　望南云，热泪盈睫，“佳期”既误，结果只有寄情于梦。可是“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断。”从岑参的“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春梦》）的希望终于得在梦中实现的欣然快意，到张仲素的“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春闺思》）的梦后仍未能忘情，梦中相会，确实给了人们无限安慰。如今却是由于春风无情，吹破幽梦，使人不能长在梦中相会。古乐府《子夜春歌》：“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与此两句含意相反，而遣词造语上却不无影响。“散”一作“断”。断，截断，折断。杜甫《哀王孙》：“金鞭折断九马死。”给人一种戛然而止的意象。散，表示逐渐散开，逐渐远去。“吹”而“散”，则梦在脑海中是一点一点淡化，最后无影无踪了。“梦”之于人，事实也是这样。“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李白《春思》）微露谴责意。这里说“春风复无情”，“复”者，又也。“无情”，已令人难堪，何况其“复”！表面上不见怨意，实际怨怀尤深。这个“复”字上与“泪向”紧相呼应，下启结束二句：“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眼中人”指所思者。佳期误，梦魂散，音信断。这一连串的打击，岂不令人黯然神伤!这种境况，在不少诗人笔下是会写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但李白表现得“雍容和缓”（朱熹语），神清骨秀，正是“幽秀绝远俗艳”（《唐宋诗醇》）的。

　　这首小诗意似直述，笔实曲折：先地点，后时令，从一个“暖”字中暗传出春来人的感情的跃动。接下六句，情思绵绵，直至尾句。“佳期”二句，似见离乡远别的客子伫立大堤上，目送南天云彩，魂为之销。“春风”二句折回，此情此景，似是“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那也许是“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韦庄）吧?诗人没有说，妙在可引起读者种种揣想。意味隽永。最后结以“天长音信断”，更觉余味无穷。楚天辽阔，百花竞放，百鸟争喧，雁鸣晴空，人却是别一番心情。此刻，“断”者，音信也；而情，不仅未断，却更绵邈无尽了。天才纵逸的李白，即使从这首短章中，也可看出它的情深意远，婉转流丽，完全超脱六朝乐府的“轨辙”，而使“古今诗格于是一大变”（胡应麟《诗薮》外编）了。

　　这是一组“爱情三部曲”。从开头至“与绾合欢便带”为第一部，定情：写一见钟情，“琴心先许”。从“记画堂”至上片结束为第二部，幽会：写两心相知，互赠信物。词的下片为第三部，相思：写物在人杳，再会无期。

　　人们往往将古典诗词中所写的美人香草当作作者寄托深意的象征物，试图透过它探寻重大的政治主题。这样做有一定道理，屈原的《离骚》便是明证。但若将这种研究方法作为固定的格套，定要苦心孤诣地寻求每一首“美人香草”词的政治寓意，则近乎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了。

　　吴曾《能改斋漫录》载：“贺方回眷一姝，别久，姝寄诗云：‘独倚危栏泪满襟，小园春色懒追寻。深思纵似丁香结，难展芭蕉一寸心。’贺演其诗为《石州引》词。悼亡诗词，不知即为此姬作否？”看来，古人并不都古板，吴曾并不以“情事”、“情词”为嫌。那么，读者对于这首《薄幸》，不妨即以其男女情的本色来鉴赏，亦无伤“大雅”。

　　诗无达诂。吴曾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合理想象的事实依据。“贺方回眷一姝，别久”，与此词正合。全词的情感核心正是一个“眷”字。“姝”者，美女也，词中所写的“淡妆多态”、“轻颦浅笑娇无奈”，正是“这一个”美女的独特之美──“多态”：“淡妆”是多态的反衬；“轻颦浅笑”是多态之一斑；“娇无奈”则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多态”。而这种形体之“多态”，不正是她内心多情而又娇羞的复杂心态的自然流露么？此词下片所写相思之苦，也正由“别久”引发。吴曾所引之“姝寄诗”，情思深婉，形象鲜丽，引喻贴切，又可见这位姑娘文才之美。所以作者眷恋不已。如果是这样，这首《薄幸》词当作于二人定情之后、爱人寄诗之前的一段相思时节。

　　词中女主人公形象的特色，除了“多态”、多情之外，尤为引人注目的突出之处在于主动。这与传统“佳人”形象有质的区别。试看，她对意中人“的的频回眄睐”，怎不令人销魂；她一旦确认知音，便“琴心先许”、“绾合欢便带”、“把香罗偷解”，又是何等的果断、痛快！在这位真情如火的姑娘身上，可以窥见白朴《墙头马上》中李千金的身影。“的的”二字，颇值玩味；既表现了作者相思时回忆往事如在目前的真切情景，又生动传神地托出了女子频送秋波的明确信息。“的的”二字迭用，虽属罕见，但用在这里却非常明晓畅达，充溢着生活气息，使读者眼中幻化出这位勇敢女性的神采。

　　这组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定情”，纯用白描手法，恰与姑娘的“淡妆”相融谐。第二部“幽会”，不宜用白描了，便以景衬情，选用了“画堂”、“风月”、“睡鸭”、“鸳屏”等典型事物来暗写。第三部“相思”为全词重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初次幽会之后再不见那位姑娘“踏青挑菜”，也就是再没有见面的机会。第二层写多次托人传书递简，但阻隔重重，音信难通。第三层写后会无期，百无聊赖，度日如年。这三层步步递进，逼出了一个“苦”字。于是在心中暗暗怨恨那位“冤家”的“薄幸”；于是更加珍惜那不可重复的“定情”与“幽会”，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当初的黄金细节：“淡妆多态……”。全词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循环往复的“情结”结构。

　　有一位学者曾说：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爱情母题：有所爱，但不能得其所爱，而又不能忘其所爱。这首词也是一个佐证。如果与那些汗牛充栋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小说戏曲相比，贺铸这首小词所反映的古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无疑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