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早上吟《猛虎行》,晚上也吟《猛虎行》。
我之所以潸然泪下与听《陇头歌》的别离之辞无关,也并非是因为听了雍门子周悲切的琴声。
河南河北战旗如云,咚咚的战鼓声震得山动地摇。
秦地的百姓半为燕地的胡人所虏,东都沦陷,胡人的战马已在洛阳吃草。
抗敌的官兵败退守至渔关之下,将帅被诛,实是大大的失策。幽蓟之地的城池朝降夕叛。
安禄山这只翻江倒海的巨鳌未除,朝野上下君臣百姓奔走不暇,不得安静。
这就好像楚汉相争时的情况一样,双方翻来覆去,胜负不见分晓。
我到过博浪沙和淮阴市,想起了张良和韩信这两位决定楚汉命运的人物。
那时张良未遇,韩信穷苦潦倒。
张良在下邳受了黄石公的兵书,韩信还在淮南依靠漂母的接济为生。
自古以来贤哲之士都栖栖惶惶,不得其所。而如今也是如此,将青云之士却弃而不用。
我胸有灭胡之策,但不敢触怒皇帝,只好逃奔南国以避战乱。
却敌的宝书和玉剑,只好束之高阁、挂在壁间,杀敌的金鞍宝马也只好送给了朋友。
昨日还在宣城作客,与宣州太守交游。
心中的郁愤无从发泄,只好玩玩赌博游戏,绕床三匝,大呼一掷,以快壮心。
是人都说张旭是位奇士,胸怀韬略而世人不晓。
三吴的官长都对他特别垂青,四海的英侠们都争相追随。
萧何和曹参也作过沛中的小吏,他们后来都有了风云际遇的讥会。
阳春三月,在溧阳酒楼相会,楼前的杨花茫茫,使人调怅。
楼上酒筵上有绿眼的胡儿在吹玉笛,有瓯女唱着吴歌《白紵》,余音绕梁。
大丈夫相见应杯酒为乐,宰牛擂鼓大会众宾。
我从此就要去东海垂钓,钓得大鱼即寄与诸位知己,与好友共享知交之情。
注释
猛虎行:乐府旧题。《乐府诗集》卷三十一列入《相和歌辞·平调曲》。晋人陆机、谢惠连都赋有《猛虎行》诗,都表现行役苦辛,志士不因艰险改节。
陇头水:古乐府别离之曲。
雍门琴:战国时鼓琴名家雍门子周所鼓之琴。
两河道:谓唐之河北道和河南道,即现在的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和辽宁省部分地区。此二道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已先后被安禄山叛军所攻陷。
“秦人”二句:秦人指秦地(今陕西一带)的官军和百姓。
幽蓟:幽州和蓟州。在今北京市和河北一带。
巨鳌:此指安禄山。
博浪沙:在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
漂母:漂洗衣絮的老妇人。此用《史记》韩信典故。
栖栖:急迫不安貌。
胡尘:指安史之乱战尘。
二千石:指太守、刺史类的官员。汉代郡守俸禄为二千石,故以二千石称郡守。
六博:古代的一种博戏。共有十二棋,六黑六白。
攀龙附凤:此指君巨际遇。
溧阳:即今江苏省溧阳县。
白纻:即《白纻歌》,乐府曲名。为吴地歌舞曲。
槌牛:此处槌牛谓宰牛。
情相亲:谓知己。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第一首以“金龟换酒”事为中心,追忆与贺知章的情谊。“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宁波府志》:“四明山发自天台,屹峙于郡治之坤隅,上有二百八十峰,绵亘明、越、台三州之境,为三十六洞天之一。”《会稽记》亦载:“县南有四明山,高峰迭云,连岫蔽日。”贺知章家于此,故自号“四明狂客”。“风流”二字,本陆象先语,《旧唐书》卷一九〇引陆氏语云:“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可见李白用“风流”二字,并非仅仅用以形容贺知章的言谈风姿,而且还带有无限的思念之情。始二句点明所忆之人,接下来回忆:“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此二句所言之事已见诗序。“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一言昔,一言今。“昔好杯中物”概括了贺知章一生的嗜好——酒。李白在写这两首诗之后,还有《重忆一首》诗云:“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似乎李白与贺知章情谊的凝聚点就在于“酒”。而贺知章也的确是离不开酒的,前引杜甫《饮中八仙歌》也说明了这一点。“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金龟换酒”,可以说是李白与贺知章交往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幕。这里的“换酒处”与下句的“却忆”是倒装句,本应为:“却忆金龟换酒处”,但诗人为了强调“金龟换酒”事,以突出贺知章那豪爽的性格和对友情的倾心,方作如此安排。今日对酒,诗人难免会想起昔日“长安一相见”的情形,也更不会忘记“金龟换酒”那令人惬意的一幕;尤其是当诗人在今与昔的反复对比与追忆中,其中也不排斥诗人自身的遭际,不能不倍加思念这位曾有知遇之恩的亡友,不能不泪盈满巾。
第二首从贺知章归乡后着笔,进一步抒发诗人内心的怀念与悲凄之情。“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贺知章是“请为道士还乡里”,故云“道士迎。二句虽同为遥忆,但前句实写,后句虚拟。“归”、“迎”二字概括了贺知章还乡的整个过程,容量极大。“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贺知章归乡时,皇帝曾下诏,将镜湖剡川一曲赐于他,作为放生池。“为君台沼荣”,即为这一片池塘增添了荣耀和光彩。以上四句平平道来,似无深意,但它却很自然地把读者带回到了当初长安送别的场面,更令人不禁想起李白当时赠行的两首诗:“久辞荣禄遂初衣,曾向长生说息机。真诀自从茅氏得,恩波应阻洞庭归。”(《送贺监归四明应制》)“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送贺宾客归越》)完全是一种乐观的、恭贺的态度。对于贺知章来说,这种“辞荣禄”而“遂初衣”的结局,的确是功成身退、荣归乡里。而这正是李白所羡慕、所追求的。但诗人感情一转:“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可以想象,如果贺知章还在世的话,此时二人的相聚,应该是怎样的情形。“荷花生”不仅点明了此行的季节,而且还带有无限的情韵,尤其是“空有”二字,更准确地传达出了诗人那深深的思念之情。睹物思人,对酒怀人,往事历历在目,然而“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如幻似梦般的往事,空余故宅的现实,不仅有睹物思人、对酒怀人之念,也更有萧条异代、物是人非之感,这一切,不能不令人落泪沾巾、凄然伤情。
这两首诗在艺术上主要采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随着镜头的一再转换,展现出诗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的心绪。第一首前四句着重对昔日的追忆,但后四句却是在今——昔、今——昔的反复重迭之中,来加强感情的抒发。第二首前四句言昔,后四句言今,同样是在对比之中展示出诗人那极不平静的心绪。这一手法的运用,无疑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
明代诗论家陆时雍本着“绝去形容,独标真素”(《诗镜总论》)的论诗宗旨,对唐代五言古诗,包括杜甫在内,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唯独李白颇得赞许。他在《诗镜总论》中说:“观五言古于唐,此犹求二代之瑚琏于汉世也。古人情深,而唐以意索之,一不得也;古人象远,而唐以景逼之,二不得也;古人法变,而唐以格律之,三不得也;古人色真,而唐以巧绘之,四不得也;古人貌厚,而唐以姣饰之,五不得也;古人气凝,而唐以佻乘之,六不得也;古人言简,而唐以好尽之,七不得也;古人作用盘礴,而唐以径出之,八不得也。虽以子美雄材,亦踣踬于此而不得进矣。庶几者其太白乎?意远寄而不迫,体安雅而不烦,言简要而有归,局卷舒而自得。离合变化,有阮籍之遗踪;寄托深长,有汉魏之委致。”陆氏的见解未免过于偏激,但李白的《对酒忆贺监》这一类诗,的确具有上述特征,从而带有“绝去旧形容,独标真素”的显著特点。首先,当时律诗已相当成熟,但李白却仍采用古诗的形式,这正是为了更贴切地表现他那种朴素、纯真而又自然的情感,诗歌的本身,已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诗人不事雕凿,毫无惊人之句,一切平平道来,然而其中蕴含的情韵和诗人内心的凄楚,却十分深沉饱满。这大概就是陆时雍所说的“深情浅趣,深则情,浅则趣”(《诗镜总论》)的道理。从诗歌审美角度来说,这也正是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准则。
赏析此诗的内容,要能够透过双燕辛劳抚育幼燕的经过,深刻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
借鉴此诗的表达技巧,要准确知道诗中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比如,绘声——索食声孜孜,借代——黄口,对比——母瘦雏渐肥,对偶——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拟人——声尽呼不归,呼告——燕燕尔勿悲。
雌与雄为叟,四儿为爱子。
诗之着眼点在写摄山秋夕之夜景,但各联在时间上却并非是写同一时间内所见的景物而是随时逐步推移。首联、颔联写在枕上所闻所感,把心理活动描写得曲折生动;颈联写破晓前开门所见,表面写松阴,写潭水,其实都是写月色;尾联写披衣而准备重上征途。该诗寄情于景,借景言情,运笔如行云流水,婉转自如,活泼疏朗。
“秋林无静树,叶落鸟频惊。”时间为初人夜。这时,山风怒吼,秋林摇曳,黄叶飘零,松涛阵阵,林中之鸟频频发出惊恐的叫声,整个林壑似乎处于一种惶惶不安的氛围之中,突出了摄山初夜之动态。
“一夜疑风雨,不知山月生。”时间为夜半。这联以主观的想象同现实存在的矛盾以见山月之美。“一夜疑风雨”,是从首联的景物中得出的合理推理。由于入夜时风狂树动,故诗人猜测一整夜都将是秋风萧瑟,夜空如墨。殊不知事出所料,进入后半夜,风势趋缓,仰头一望,一轮山月却高挂中空,突出了诗人望见明月惊喜之情。
“松门开积翠,潭水入空明。”则写夜半后,开门所见月光下的景致:“松门开积翠,潭水入空明。”两句诗当化用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的句子:“庭中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出句“松门开积翠”,为“开门松积翠”之倒装句。此句写开门后看见松树之影,宛若苍翠欲滴、堆积交横之藻、荇。对句则写地下的月光,有如一泓潭水,清澈透明。两句诗虽受苏轼文的启迪,但一为文一为诗,诗自有诗之意趣,可谓自铸丽语。诗人似乎是毫不着力,随手便挥洒出一幅朦胧的月夜图。
颔联、颈联同首联所写景物大有差异。首联为动景,颔联、颈联为静景,动景恶,静景诗人运用以动衬静,以恶衬美的手法,使二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而突出月夜之美。与此同时,景象的变化,又使意境更为丰富多彩,使结构富于起伏跌宕而不流于板直。
“渐觉天鸡晓,披衣念远征。”进入拂晓,以抒发游子他乡之孤苦收束:“渐觉天鸡晓,披衣念远征。”本来美好的月夜令人流连忘返,但由于诗人客居他乡,面对明月不能不生思归之念,正所谓“举头望明低头思故乡。”“披衣”这一动作,表现了诗人对月不寐。“披衣念远征”一句,显得情感低沉,无限旅思乡愁,悲酸凄苦之态尽在不言之中。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曾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此诗尾联并非景结,而是情结。但由于诗人之情结,是建立在前两联美好月夜描状的基础之上,其情来得自然、真挚、深沉,故以情结仍能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
此诗做到了自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景自然。全诗写景似乎都是按照自然界的真实景象描摹而成,不露人工痕迹。而于景物描状中又寓有个人内在之情。使诗情画意,融为一体。二是层递自然。诗人以时间顺序逐步推移,依次写入夜、夜半、拂晓时之所见所感,层次井然,意转而脉不断,步步相生。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