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早上吟《猛虎行》，晚上也吟《猛虎行》。
我之所以潸然泪下与听《陇头歌》的别离之辞无关，也并非是因为听了雍门子周悲切的琴声。
河南河北战旗如云，咚咚的战鼓声震得山动地摇。
秦地的百姓半为燕地的胡人所虏，东都沦陷，胡人的战马已在洛阳吃草。
抗敌的官兵败退守至渔关之下，将帅被诛，实是大大的失策。幽蓟之地的城池朝降夕叛。
安禄山这只翻江倒海的巨鳌未除，朝野上下君臣百姓奔走不暇，不得安静。
这就好像楚汉相争时的情况一样，双方翻来覆去，胜负不见分晓。
我到过博浪沙和淮阴市，想起了张良和韩信这两位决定楚汉命运的人物。
那时张良未遇，韩信穷苦潦倒。
张良在下邳受了黄石公的兵书，韩信还在淮南依靠漂母的接济为生。
自古以来贤哲之士都栖栖惶惶，不得其所。而如今也是如此，将青云之士却弃而不用。
我胸有灭胡之策，但不敢触怒皇帝，只好逃奔南国以避战乱。
却敌的宝书和玉剑，只好束之高阁、挂在壁间，杀敌的金鞍宝马也只好送给了朋友。
昨日还在宣城作客，与宣州太守交游。
心中的郁愤无从发泄，只好玩玩赌博游戏，绕床三匝，大呼一掷，以快壮心。
是人都说张旭是位奇士，胸怀韬略而世人不晓。
三吴的官长都对他特别垂青，四海的英侠们都争相追随。
萧何和曹参也作过沛中的小吏，他们后来都有了风云际遇的讥会。
阳春三月，在溧阳酒楼相会，楼前的杨花茫茫，使人调怅。
楼上酒筵上有绿眼的胡儿在吹玉笛，有瓯女唱着吴歌《白紵》，余音绕梁。
大丈夫相见应杯酒为乐，宰牛擂鼓大会众宾。
我从此就要去东海垂钓，钓得大鱼即寄与诸位知己，与好友共享知交之情。
注释
猛虎行：乐府旧题。《乐府诗集》卷三十一列入《相和歌辞·平调曲》。晋人陆机、谢惠连都赋有《猛虎行》诗，都表现行役苦辛，志士不因艰险改节。
陇头水：古乐府别离之曲。
雍门琴：战国时鼓琴名家雍门子周所鼓之琴。
两河道：谓唐之河北道和河南道，即现在的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和辽宁省部分地区。此二道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已先后被安禄山叛军所攻陷。
“秦人”二句：秦人指秦地（今陕西一带）的官军和百姓。
幽蓟：幽州和蓟州。在今北京市和河北一带。
巨鳌：此指安禄山。
博浪沙：在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
漂母：漂洗衣絮的老妇人。此用《史记》韩信典故。
栖栖：急迫不安貌。
胡尘：指安史之乱战尘。
二千石：指太守、刺史类的官员。汉代郡守俸禄为二千石，故以二千石称郡守。
六博：古代的一种博戏。共有十二棋，六黑六白。
攀龙附凤：此指君巨际遇。
溧阳：即今江苏省溧阳县。
白纻：即《白纻歌》，乐府曲名。为吴地歌舞曲。
槌牛：此处槌牛谓宰牛。
情相亲：谓知己。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
这首诗逐层深入，真挚动人地表达了人类至善至纯的天伦情感——母子之情。以小见大，托物抒情，一波三折，婉转深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因而感人肺腑，能令读者掩卷长思。
诗人翻检旧物时，发现母亲三十年前为他缝制的一件粗绨面料的长袍还保存在箱柜里。一件旧衣居然保存了这么多年，可见主人对它的爱惜。由于年深月久，又曾穿著过，绨袍的领子和襟袖已经破旧，虽然如此，诗人并无将它抛弃之意，如今睹物思人，诗人还依稀感觉绨袍上残留着母亲的余温。“余温”二字，乍看起来不符合生活的真实，然而，母亲逝世后，诗人一直思深念切，如今，母亲缝制的这件绨袍自然更强烈地激起他对母亲的回忆，母亲生前的慈颜与厚爱，霎时间又浮现于脑海，诗人情热中肠，以至移情于物，产生“却余温”的错觉，却又是十分自然，合乎常情的。诗人有意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传达了情感的真实。
末两句诗，紧承上面而来，更将这种感情转进了一层。由于领襟已破，诗人将绨袍晾晒之后，自然想缝补一下，可是转念一想，又不忍轻易拆开旧衣，移换旧布料的位置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游子吟》）当年，母亲曾将对儿子的爱倾注于针针线线之中，缝进了这件绨袍里。如今，这件旧衣上一针一线对儿子而言，都包含着母亲的爱心，为人子者怎能忍心拆断这爱的丝线呢？诗人的不忍拆移，正表明了对母亲的无比珍重和深情怀念。这首诗，以小见大，托物抒情，一波三折，婉转深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母亲的怀念之情，因而感人肺腑，能令读者掩卷长思。
该篇原有小序，“季温老友归樵阳，人来闲书，因以为寄。”可知这是老友来信，以曲代简，借词述怀的。这首词抒发了老来寂寞无奈的情怀，寄寓了对友人的深切怀念。
词的上阕写自己处境的落寞。
起句如爆竹，既爽利又明快，一下子就呼出“秋寂寞”，继而述“秋风夜雨”的寂寞之境，和“伤离索”的寂寞之情。秋天是撩人愁思的季节，风雨之夜更使人想念远行之人。风声、雨声、落叶声，声声入耳，友情、别情、思念情，情情上心。但自己年已迈，力已衰，消逝的岁月无法挽回，别去的友人无法唤回，无可奈何，只有“泪珠零落”，泪珠和秋雨齐落，思绪共秋风并扬，境况惨，心情苦，写出了寂寞情怀。
词的下阕紧承上阕，揭明寂寞之由，愁苦之源。
故人去后，杳无音讯，而今“尺书忽寄西飞鹤”，这应该是莫大的安慰，可以消释郁结的愁思，除去执着的怀念。可是笔锋一转，折入另一境界，故人何在呢，在那“水村山郭”，故人“归樵阳”，过着隐逸的方外生活，抛撇了世念尘缘，自然也无心再来相会把晤。词至此，一点寂寞中的安慰也如鹤一样地飞去了。
这首词写对友人的怀念，既有环境的渲染，又有胸臆的袒露，还有书信的引发，都集中体现了一种意象，加之“秋风夜雨伤离索。伤离索”，“尺书忽寄西飞鹤。西飞鹤”，顶真的修辞运用，形成密集的节奏，犹如迎风落泪时的啜泣，石下流泉般的涌动，使情意益发惨戚。孙道绚留传下来的词不多，《全宋词》仅收录八首，多为酬酢之作，其意境雅隽，仅《菩萨蛮·栏干六曲天围碧》、《如梦令·宫词》可与之比美，其他均属常情套语。该词在孙作中就显得特别佼俊。
这是张岱《陶庵梦忆》的自序，一篇“说梦”的散文佳作。文章第一段简述国破家亡后，自己的思想矛盾和贫困生活；第二段以简净的句法，将早年的豪华生活与今日的蔽败潦倒作种种对比，认为这都是现世的因果报应；第三段用黄粱梦、槐安国的典故，点明“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的主旨，自比“痴人”，犹喜说梦；第四段说了两则故事来比喻人生的虚幻；末段承认，自己虽大梦将醒，仍旧难舍名根，故有种种记叙。
全文字数有限，但作者的生活变迁、心路历程、著文渊源清晰可见，自嘲、自悔、自诩之情毕备，可谓言约而意丰。同时多处用典，讲究对仗，文字整齐凝练，清丽活泼，饶有诗意，既增强了文章的品味、厚度，又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
作者出身于累代仕宦之家，尽管并不十分阔气，但祖上的余荫和家私已颇够他受用的了。正如文章第二节罗列的种种“果报”所云，他往昔是生活在“轻煖”“甘旨”“温柔”“爽垲”和“香艳”之中的。如今，“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甚至连故旧见了，也视为“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这不能不令他回首往事，顿生“隔世”之感，愤激得几乎要自杀。胸中有块垒，不能不吐。他有自己的武器，那便是手中的笔。他寄希望于散文，用“梦忆”“梦寻”来追念乡土和故国，留下了《陶庵梦忆》一类的散文篇章。这些文字，记录了晚明社会生活的种种琐事，包括许多掌故，篇幅短小，内涵甚丰，戚而能谐，歌哭同声，旧梦中微露新梦的曙色，轻松中含蕴着寒冰下的艰涩与呜咽。此序说得何等深沉：“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伍崇曜跋《陶庵梦忆》亦指出：“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斯言点出此序旨意，颇中肯綮。
正由于张岱用日常生活琐事作经纬，编织他的故国之梦，所以，这种梦细丝密缕，光彩迷离，很难经受动荡时事的凄风苦雨。此种写作困厄与辛酸直接体现在本序之中，他叹息：“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他长啸：“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很明显，张岱是用泪眼来观梦、察梦、寻梦的。透过他追忆的昔日繁华和诸多意趣，可以体察到的是一种无可如何、挥之不去的沉郁的哀愁。在品味此序时，应当注意把握这一种基调。
当然，作者的感情表露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形式，如：第一节说首阳二老不食周粟乃“后人妆点语也”，分明是悲绝生辛，用诙谐的笔调去抒写胸中的阵阵狂澜。又如：第二节连用七个排句大谈“因果报应”，节奏短促，一气呵成，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被压抑、被扭曲的悔恨与愤懑；接下来，第三节以“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为转折，推出了对“往事”的“遥思”，心旌飘摇，不能自持，颓伤中夹清新之气，决绝中带眷恋之情，忽喃喃自语，忽捶胸诘问，终于恍惚痴迷地将“说梦”的主题点破；至于四、五两节，则以议论和剖白的方式，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寻梦而又惧梦、梦醒了又祈求新梦的矛盾心态和复杂意绪。这样，通篇嘈嘈切切，似乱非乱，主调明晰而又富于变幻，纲绳擎起而又美目盼兮，一种动人心弦、催人共鸣的艺术感染力便油然而生。
由于此文是一篇“自序”，故作者要简括地回顾著述的起缘、宗旨以及全书的内容和特色。张岱尽管在落墨时情绪跌宕起伏，但对于以上这些要点仍给予了冷静的关照。他以抒情为线索，巧妙地嵌入记叙与议论，这就使全文虚实相依，静深而又灵敏，实用而又好看。一般认为，张岱的文章凝练得有如“唐人绝句”，其间点染依稀，烟云灭没，给人以神思荡漾的奇趣。此篇虽属“应用文体”，但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功力仍然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人读罢免不了要心驰神往，再三吟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