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叙写鲁僖公君臣在祈年以后的宴饮活动。诗一开始便写马，马极肥壮，都为黄色，其“乘”字指出了这些是驾车的马。周代的礼制非常严格，不同的身份地位在礼器的使用方面也有差别。身份本是抽象的名称，它们由具体的物质享受来体现，在出行时，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车驾了。此诗接着转向庙堂，“夙夜在公”的“公”，当作官府讲，与“退食自公”的“公”同。不过，这里的官府不同一般的官府，而是僖公祭祀祈年之处，亦即《鲁颂·泮水》和《鲁颂·閟宫》诗中的“泮宫”和“閟宫”。祈年为郊祭，在国都以外，故首二句反覆咏马。然后才写到乘车马的人，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揭开诗歌的主要部分，即宴饮部分。在宴会上，舞伎手持鹭羽，扇动羽毛，如鹭鸟一样，有时群飞而起，有时翩然下落，给宴会制造气氛。与宴的人们在饮酒观舞，不绝的鼓声震撼着他们的内心，优美翻飞的舞姿调动他们的情绪，酒酣耳热，他们不禁也手舞足蹈起来。忘记了平日的礼数、戒备、拘谨，都在舞蹈，摅发各自内心的快乐，相互感染，没有语言，但一举一动都在和对方进行心灵深处的交流。这时，诗人也为眼前的情景所感动，而发出由衷的希望：“于胥乐兮！”（“呵，大伙一起快乐呀！”）
第二章的形式和首章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字有所变化，一是描写得更具体细致，指出马为牡马，大伙在官府中所忙碌的是饮酒跳舞；二是写出时间变化，“鹭于飞”是舞者持鹭羽散去，舞宴结束，故而饮宴者也带着醉意而返回。
第三章揭出郊祀之事。駽为青骊，与前言乘黄不同，疑为鲁公所乘，以乘駽推出鲁公，显出其与群臣不同。群臣的欢乐是君主所赐，故曰：“在公载燕。”饮宴不是一种孤立行为，既是欢娱群臣，更是祭祀，朱熹说：“凡庙之制，前庙以奉神，后寝以藏衣冠，祭于庙而燕于寝，故于此将燕，而祭时之乐，皆入奏于寝也。且于祭既受禄矣，故以燕为将受后禄而绥之也。”正指出这种联系。下面四句是诗人的祈祷，希望从今以后，有好的收成，并把这福泽传之子孙。榖，兼含福善之意，诗人不仅希望鲁君把收获的粮食传给后代，更希望鲁国福泽绵长，享祚长久。《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郊祭对于鲁国显示出在诸侯中的崇高地位，故诗人极力赞扬，每章以“于胥乐兮”为结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马儿骏健又强壮，拉车四匹马毛黄。早晚都在官府里，在那办事多繁忙。白鹭一群向上翥，渐收羽翼身下俯。鼓声咚咚响不停，趁着醉意都起舞。一起乐啊心神舒！
马儿骏健又强壮，拉车四匹是公马。早晚都在官府里，在那饮酒喜交加。白鹭一群向上飞，渐展翅膀任来回。鼓声咚咚响不停，趁着醉兴把家归。乐在一起真快慰！
强壮高大令人赞，拉车四匹铁骢健。早晚都在官府里，在官府里设酒宴。从今开始享太平，年年都有好收成。君子有福又有禄，福泽世代留子孙。乐在一起真高兴！
注释
駜：马肥壮貌。
乘黄：四匹黄马。古者一车四马曰乘。
夙夜在公：从早到晚，勤于公务。
公：官府。
明明：通“勉勉”，努力貌。
振振：鸟群飞貌。
鹭：鹭鸶，古人用其羽毛作舞具。朱熹《诗集传》：“振振，群飞貌。鹭，鹭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鹭之下也。”
咽咽：不停的鼓声。
于胥乐兮：言一起欢乐。于：通“吁”，感叹词。胥：相。
乘牡：驾在车中的四匹公马。
駽：青骊马，又名铁骢。
载：则。
燕：通“宴”。
榖：福禄，一说“善”。
诒：遗留，留给。
孙子：子孙。
此诗叙写鲁僖公君臣在祈年以后的宴饮活动。诗一开始便写马，马极肥壮，都为黄色，其“乘”字指出了这些是驾车的马。周代的礼制非常严格，不同的身份地位在礼器的使用方面也有差别。身份本是抽象的名称，它们由具体的物质享受来体现，在出行时，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车驾了。此诗接着转向庙堂，“夙夜在公”的“公”，当作官府讲，与“退食自公”的“公”同。不过，这里的官府不同一般的官府，而是僖公祭祀祈年之处，亦即《鲁颂·泮水》和《鲁颂·閟宫》诗中的“泮宫”和“閟宫”。祈年为郊祭，在国都以外，故首二句反覆咏马。然后才写到乘车马的人，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揭开诗歌的主要部分，即宴饮部分。在宴会上，舞伎手持鹭羽，扇动羽毛，如鹭鸟一样，有时群飞而起，有时翩然下落，给宴会制造气氛。与宴的人们在饮酒观舞，不绝的鼓声震撼着他们的内心，优美翻飞的舞姿调动他们的情绪，酒酣耳热，他们不禁也手舞足蹈起来。忘记了平日的礼数、戒备、拘谨，都在舞蹈，摅发各自内心的快乐，相互感染，没有语言，但一举一动都在和对方进行心灵深处的交流。这时，诗人也为眼前的情景所感动，而发出由衷的希望：“于胥乐兮！”（“呵，大伙一起快乐呀！”）
第二章的形式和首章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字有所变化，一是描写得更具体细致，指出马为牡马，大伙在官府中所忙碌的是饮酒跳舞；二是写出时间变化，“鹭于飞”是舞者持鹭羽散去，舞宴结束，故而饮宴者也带着醉意而返回。
第三章揭出郊祀之事。駽为青骊，与前言乘黄不同，疑为鲁公所乘，以乘駽推出鲁公，显出其与群臣不同。群臣的欢乐是君主所赐，故曰：“在公载燕。”饮宴不是一种孤立行为，既是欢娱群臣，更是祭祀，朱熹说：“凡庙之制，前庙以奉神，后寝以藏衣冠，祭于庙而燕于寝，故于此将燕，而祭时之乐，皆入奏于寝也。且于祭既受禄矣，故以燕为将受后禄而绥之也。”正指出这种联系。下面四句是诗人的祈祷，希望从今以后，有好的收成，并把这福泽传之子孙。榖，兼含福善之意，诗人不仅希望鲁君把收获的粮食传给后代，更希望鲁国福泽绵长，享祚长久。《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郊祭对于鲁国显示出在诸侯中的崇高地位，故诗人极力赞扬，每章以“于胥乐兮”为结束。
此诗当作于鲁僖公与齐桓公、宋桓公伐楚以后。据史书记载，鲁国多年饥荒，到鲁僖公时采取了一些措施，重视农业，宽以爱民，克服了自然灾害，获得丰收。而此时鲁僖公会八国之师伐楚凯旋，君臣欢乐宴饮，鲁人作诗祝颂之。《毛诗序》：“《有駜》，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
温庭筠的八首《杨柳枝》描写的都是宫苑边的杨柳。这一首写的是春柳杏花之中，行人所触发的伤别之情。
前两句明写柳，而由柳触发起的别情却隐含其中。“南内墙东御路旁”一句，暗切杨柳。“须知春色柳丝黄”一句，明写柳色，柳丝嫩黄，置于绿的春色中，愈显娇美动人。此句似从李白诗句“春从柳上归”和“柳色黄金嫩”化出，为后两句张本。
后两句以报春的杏花之有情相衬，写行人仍然对柳最伤情，将别情点破。“杏花未肯无情思”，用杏花与柳枝对比，推进一层，说明杏花亦能含情。“何事行人最断肠”一句是写行人在杏花柳色之中，而最引人伤别的，还是柳枝，这就把柳色春思更推进了一层。最后一句用疑问语气，又未直接写柳，但因柳寓含情感，柳的艺术魁力，已在其中。
以往写离情的诗词通常借柳起兴，或见柳生情，而此词写行人离情虽然也是因柳而起，但中间以杏花相衬，于比较中将柳之牵动人情写深了一层。如此构思颇有新意，更耐寻味，堪称精妙。
词作于戊午（1858年）至癸亥（1863年）之间。
瑞香属木木花种，香气馥郁是最重要的特点。这首咏花词，上片集中赞叹它的芳香。说它“花气霭芬芳”，如团团云雾久久不散，以致令“翠幕重帘不染尘”，灰尘也被香雾驱走了。又说它“梦里真香通鼻观，氤氲”，它已不是花香，而是能使通体澄明虚静的一种梦里真香，如佛家修炼获得的通透鼻观的内心感受。因而又怀疑它莫不是倩女的离魂就在这里。香气异常抽象，以瑞香的馥郁感受，不是一个统称的“香”可以说清，词人调动了各种方法来表现它，获得了艺术的效果。下片着重写花的品格和姿色的可爱。“细蕊缀纷纷”，是说它花蕊细小，多而密，好像连缀在一起的样子。瑞香有不同品种，词人又特别举出“淡粉轻脂”的一种“最可人”。从一般到个别。又说它色泽淡雅，“懒与凡葩争艳冶”，见之有一种“清新”之感。这里又通过词人的主观品鉴，赞扬了它的品格高雅，甘为寂寞。它“赢得嘉名”并不是去与凡葩争奇斗妍获得的，是自然而然获得的，即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人们喜爱它，才“自冠群”，自成为群芳之冠。上下两片层次分明。瑞香以香著称，所以值得注意的是词人从多方面多角度，以及不同的方法来表现它的这一突出特点，几近于可触可摸。
这是杜甫赴好友严武家宴饮时同题之作。严武素与杜甫友善，字季鹰，华州华阴人，虽武夫，亦能诗，全唐诗中录存六首。他性豪爽，读书不甚究其义。八岁时，因其父挺之不答其母，乃手刃父妾英。其父屡禁其习武。后以荫调太原府参军，累迁殿中侍御史。玄宗入蜀，（公元七五六年）擢谏议大夫。至德后，历剑南节度使，再为成都尹。以破吐蕃功，进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与杜甫最友善，镇剑南时，甫因避乱往依之。
全诗清新雅致，风格与作者一贯诗风有异。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描写了新发之竹，“半含”“才出”抓住了春笋蓬勃生长的典型过程。竹生长是看不见的，作者化静为动，用“含”，“出”把竹的生长过程写活了。
“色侵书帙晚”，竹的颜色绿得逼你的眼，绿色映照在书卷上，似乎是天色暗了下来，“阴过酒樽凉”，竹影摇曳，竹色青葱，晃动的竹影移过酒器，显得更加清凉了。颔联选取竹“色”给人的感受，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竹荫中，品着清凉的美酒。
“雨洗侵侵净，风吹细细香。”细细的春雨把竹洗得一尘不染，微微的春风送来缕缕竹的清香。颈联继续从视觉和嗅觉来感触竹。
“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尾联作者展开想像，仿佛看到了高高的竹已经伸入云端，轻轻的拂动着。
本诗是一首应答之作，自然少不了对主人的一番赞颂，以竹盛赞了严郑公高洁的情操，杜甫虽然长严武十四岁，严武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但作者后半生长期依赖严武接济，出语自然更加谦恭。不过本诗也值得称道，特别是“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与“雨洗侵侵净，风吹细细香”四句，后人单独辑录在一起，成了一首咏竹的绝佳之句。
柳宗元贬居永州时，寄住在永州城南潇水东岸的龙兴寺。元和五年，搬迁至潇水西岸愚溪侧畔，并在此构筑家园，过着“甘终为永州民”的定居生活。当时，古城在潇水东岸，潇水以西的愚溪自然称为“郊”。在此“郊居”的五年时间，诗人写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郊居岁暮》就是其中一首，写于元和十年冬。
这首诗共八句，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怀。诗的首联和颔联，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作者还用极富岭南色彩的景物勾画了一幅岭南所特有的风情画。永州属古楚地，也被称为“南蛮之乡”。这里缺乏开发，民风淳朴。宗元所居之地，背倚山峦，面临溪水，乔榛遍野，“蝮虺”出没，与诗人任职京师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荣都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诗的颔联以“野”字极为精炼地概括出“郊居”之地的景物特色。山峦连绵、溪水淙淙是“野”，人烟稀少、南蛮风气是“野”，樵夫担柴、唱歌抒怀是“野”，烧榛种田、庭院空寂是“野”。在诗人的笔下，“野”味十足，“野”趣横生。诗人囚居永州已近十年，仿佛已读懂了背负的“山郭”，烧荒残留的余木，踏歌归来的樵夫，离群索居的自己。在这幅极富“野”味的画面中，不仅有冷峻峭拔的景物，还有热情淳厚的樵夫，更有空坐庭院的诗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人。人、诗、画共为一体，景、人、情浑然天成。
诗的后四句在前四句写景的基础上抒发诗人既悠然自得又感物伤怀的矛盾心绪。诗的颈联阐明了摆脱现实、寄情山水的悠然情怀。就这两句而言，前句是因，后句是果。既然贬居远地，远离世上的纷争，且近年关，又自然放开胸怀寄情于山水。但现实却使诗人不能回避，悠悠往事又忆上心头。其中苦味，常人很难明白。所以，诗人在尾联中抒发了自己想“为”却不能“为”，一切都成“今与昨”的忧怨感愤。
此诗作于元和十年，属柳宗元贬永末期的作品。这时的柳宗元，怨忧穷戚，失望至极，心中苦味无以倾诉，只有写作诗文抒发怨怒、愁苦的情怀。这首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表现了这种苦味：诗的前两句以“屏居”始、以“离索”终，囚居之苦跃然纸上；樵夫能悠然唱歌，轻松愉悦，而诗人却只能“默默”细想、苦苦思索，这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诗人不能“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之苦得以尽情倾吐；年关已近，贬居近十年，自己已近“迟暮”，但“例召”却杳无音讯，空怀大志而不能施展之苦呼之欲出；背山面水，幽静怡人，本应怡然自得，而诗人却如负重荷，惊魂落魄，压抑之苦不言自明。
全诗围绕“野”字描摹物象，抒发了诗人“徒成今与昨”的忧愁感伤的情怀。诗人在描摹物象时强作欢颜，以为如此就可摆脱现实的烦忧，愈是这样，诗人就愈痛苦，诗中透出的苦味就越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