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万国和睦，连年丰收，全靠上天降福祥。威风凛凛的武王，拥有英勇的兵将，安抚了天下四方，周室安定兴旺。啊，功德昭著于上苍，请皇天监察我周室家邦。
注释
绥：和。
万邦：指天下各诸侯国。
娄：同“屡”。
匪解：非懈，不懈怠。
桓桓：威武的样子。
保：拥有。
士：指武士。
于：往。
以：有。
有四方，即征服四方之国而拥有天下。
克：能。
家：周室，周王宗室。
於：叹词。
昭：光明，显耀。
皇：皇天。
间：通“瞷”，监察。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周颂·桓》是《大武》中的一个乐章的歌辞。《大武》原作于武王伐纣成功告庙之时，当时只有三成。《周颂·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木兰诗》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热情赞扬了这位女子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详略安排极具匠心，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以人物问答及铺陈、排比、对偶、互文等手法描述人物情态，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神气跃然，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第一段，写木兰决定代父从军。诗以“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开篇，展现“木兰当户织”的情景。然后写木兰停机叹息，无心织布，不禁令人奇怪，引出一问一答，道出木兰的心事。木兰之所以“叹息”，不是因为儿女的心事，而是因为天子征兵，父亲在被征之列，父亲既已年老，家中又无长男，于是决定代父从军。
第二段，写木兰准备出征和奔赴战场。“东市买骏马……”四句排比，写木兰紧张地购买战马和乘马用具，表示对此事的极度重视，只用了两天就走完了，夸张地表现了木兰行进的神速、军情的紧迫、心情的急切，使人感到紧张的战争氛围。其中写“黄河流水鸣溅溅”“燕山胡骑鸣啾啾”之声，还衬托了木兰的思亲之情。
第三段，概写木兰十来年的征战生活。“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概括上文“旦辞……”八句的内容，夸张地描写了木兰身跨战马，万里迢迢，奔往战场，飞越一道道关口，一座座高山。寒光映照着身上冰冷的铠甲。“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概述战争旷日持久，战斗激烈悲壮。将士们十年征战，历经一次次残酷的战斗，有的战死，有的归来。而英勇善战的木兰，则是有幸生存、胜利归来的将士中的一个。
第四段，写木兰还朝辞官。先写木兰朝见天子，然后写木兰功劳之大，天子赏赐之多，再说到木兰辞官不就，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木兰不用尚书郎”而愿“还故乡”，固然是她对家园生活的眷念，但也自有秘密在，即她是女儿身。天子不知底里，木兰不便明言，颇有戏剧意味。
第五段，写木兰还乡与亲人团聚。先以父母姊弟各自符合身份、性别、年龄的举动，描写家中的欢乐气氛，展现浓郁的亲情；再以木兰一连串的行动，写她对故居的亲切感受和对女儿妆的喜爱，一副天然的女儿情态，表现她归来后情不自禁的喜悦；最后作为故事的结局和全诗的高潮，是恢复女儿装束的木兰与伙伴相见的喜剧场面。
第六段，用比喻作结。以双兔在一起奔跑，难辨雌雄的隐喻，对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多年未被发现的奥秘加以巧妙的解答，妙趣横生而又令人回味。
其诗中几件事的描绘详略得当，一，二，三，六，七段详写木兰女儿情怀，四，五段略写战场上的英雄气概。从内容上突出儿女情怀，丰富英雄性格，是人物形象更真实感人。结构上使全诗显得简洁，紧凑。
这首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
《木兰诗》是中国诗史上罕有的杰作，诗中首次塑造了一位替父从军的不朽的女英雄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木兰完满具备了英雄品格与女性特点。天性善良勇敢，沉着机智，坚忍不拔，是木兰英雄品格之必要内涵，对父母对祖国之无限爱心和献身精神，则是其英雄品格之最大精神力量源泉。《木兰诗》创具一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其特质，乃是中国人传统道德精神、乐观精神及幽默感之整合。这种中国气派之喜剧精神，实与以讽刺为特征的西方喜剧大不相同。《木兰诗》充分体现出中国民歌之天然特长，铺排、夸张、象声、悬念的突出运用，对于渲染气氛、刻划性格，效果极佳。
过去多认为《木兰诗》所产生之基础，为北朝尚武之社会风俗。但是，北朝历史发展之主流，是入居北中国的游牧民族接受农业文明，进而接受中国文化，最终为中国文化所化。就此诗言，即使木兰之家原为鲜卑民族，也早已汉化。“木兰当户织”，是一证。木兰还家，全家喜庆之中所深具之礼意，是又一证。尤其木兰替父从军、高度体现对父母之爱心与对祖国之忠心，实为高度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故应当说，《木兰诗》所产生之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北朝尚武风俗之融合，而《木兰诗》之根本精神，则是中国文化之精神。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这首诗首联以骏马赞扬汉武帝之武功，中间两联写汉武帝好声色、求神仙、恋女色，以体现其欲望颇多，尾联谓苏武年老归国，武帝已逝，拜渴陵寝，风雨凄凄。这首诗综合使用了传统的赋、比、兴手法，借咏汉武帝的功过，在象征和隐寓中抒发了作者对唐武宗的影射式的批评，句句用事，事有出处，字斟句酌，个个到位，达到了典丽、凝练、形象、隽永的艺术高度。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咏汉武征讨大宛，出使西域，不仅获取了“蒲梢”千里马，在长安郊外到处都种上了从西域进贡来的石榴、苜蓿——这好比武宗皇帝抗击回鹘，迎接太和公主归国，又诛杀了昭义叛将刘稹等一样，均可算得上是名动朝野，“武功”堪夸。
“内苑只知含凤嘴，属车无复插鸡翘。”说汉武一味地爱打猎，弓弦断了，就将西海国献来的用麟角和风喙煮成的“续弦胶”拿来，用嘴濡湿粘好再射；经常微服私游，不用插。鸡翘”标志的随从车队陪驾，而屡冒风险——这又和武宗迷恋游猎，荒废政事，如出一辙。
“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感叹汉武空好神仙，重色轻才，不爱惜东方朔般的贤士，却只知宠爱陈阿娇之类的后妃，发展到了“金屋贮美女，窥桃饿贤才”的不公地步；这和武宗不认真求贤致治，崇信道士赵归真，宠嬖王才人等宫嫔非常相似。
“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总承上意作结：等到在匈奴持节牧羊十九载的忠臣苏武回到长安，奉旨哭祭长眠茂陵的汉武帝时，一切都成过去，连武帝陵冢上的松柏也在秋雨萧萧声中，散发出无尽的惋惜和哀愁；从李商隐的角度看问题，同样是想说：我丁母忧刚回京不久，武宗皇帝就大驾归天！从此国家和个人的前途都令人怅望洒泪，忧心忡忡了。
这首七言律诗综合使用了传统的赋、比、兴手法，借咏汉武帝的功过，在象征和隐寓中抒发了作者对唐武宗的影射式的批评；句句用事，事有出处，字斟句酌，个个到位；确实达到了典丽、凝练、形象、隽永的艺术高度；加之作者采用了“六二格”结构：即前六句分别叙说汉武帝的生平盛事，一气敷陈，不着议论，后二句掉笔收结，惋叹不尽而议论自出。
这种用七言律诗叙述评论人物事件而不显呆板的主要原因是作者对所咏和所影射的历史人物认识深刻，了解透彻，加之有用典妥贴笔力扛鼎之功，所以第七句“谁料苏卿老归国”，从“实”事转笔，转得平地波澜，起伏有力，真正起到了一笔抹倒英雄，顿使江河绕道的作用，再用“茂陵松柏雨萧萧”一句景句虚结，这种高妙的“转合”手法，自然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和联想。至于一、二句用“三肴”韵部的“梢”、“郊”，而四、六、八句用“二萧”韵部的“翘”、“娇”、“萧”等韵字，应当看作是晚唐语音变化，李商隐等名家有意扩大律诗理论上的“首句邻韵可通”的范围，为合韵写诗作词创造先例的一种贡献，不必认为是“出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