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勇猛强悍数武王,无人武功比他强。明君成王和康王,上天对其也赞扬。从那成康时代起,周邦统一占四方,英明善察好眼光。
敲钟打鼓声宏亮,击磬吹管乐悠扬。天降多福帝所赐,帝赐大福从天降。仪态慎重又大方,神灵喝醉又吃饱,福禄不断赐周邦。
注释
执:借为“鸷”,猛。
竞:借为“勍(qíng)”,强。
竞:争。
维:是。
烈:功绩。
不:通“丕”,大。
成:周成王,周武王子。
康:周康王,周成王子。
上帝:指上天,与西方所言的上帝不同。
皇:美好。
奄:覆盖。
斤斤:明察。
喤喤:声音洪亮和谐。
磬:一种石制打击乐器。
筦:同“管”,管乐器。
将将:声音盛多。
穰穰:众多。
简简:大的意思。
威仪:祭祀时的礼节仪式。
反反:谨重。
反:同“返”,回归,报答。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上片,写秋夜思的凉色。“秋帷里,长漏伴人无寐。”不说贵人心不平静,而说长漏与贵人为伴不能人眠,躺卧“秋帷”,煎熬“无寐”。“低玉枕凉轻绣被,一番秋气味。”不说贵人秋思心凉,而说“玉枕”低枕而“凉”,“绣被”顿时而“轻”薄。这凉玉枕,这轻绣被,渗透着“一番秋气味”,弥漫在贵人的“秋帷里”。或许就是这“玉枕”、“绣被”、“秋气味”,正是引起贵人“无寐”心凉的媒介。而这一幕就发生在夜色无声的“秋帷里”。
下片,写秋夜思的回声。“晓色又侵窗纸,窗外鸡声初起。声断几声还到耳,已明声未已。”长夜刚过,贵人本已心凉,全身心地浸透“秋气味”,应算完成“秋夜思”的全篇构建。词人竟运用词的有限文字,写了“秋夜思”的续片,在光和声上继续做文章,因为光和声最易撩动人的思想情感。“晓色”“侵窗纸”,点明早晨来临;“鸡声初起”,表示划破长夜的秋思,给“秋帷”人展示一线希望。晨光伴随不停的鸡声,从“到耳”中给“秋帷”人带来美好回声。或许这“晓色”、“鸡声”的来临,才真正解除“秋帷”人的绵绵夜思。而这一幕就发生在晓色有声的“窗外”,令人长长回味。
全词,写一贵人的秋夜思和余思,可词中找不到一个“思”字,更找不出在“思什么”。词人运用通感的手法,从色与声的沟通、挪移中构思了“秋帷”人的秋思图。上片,“秋帷”人一言不发,无声胜有声;下片,“鸡声”声声不断,则是有声衬无声。
李白此诗,袭“听歌逐音,因音托意”之旨,设为男女叙情之辞,而从女方着笔。鲍照《夜坐吟》以“冬夜”起兴,此诗亦然。“冬夜”、“沉吟”两个七字句,言“坐吟”之时与地。时:“冬夜”;地:“北堂”。“冬夜”自然寒冷,而“北堂”为甚。“冬夜”之长,原不须因寒而后觉知,诗人说“夜寒觉夜长”,盖以寒之难受而更觉其长也。然而,诗中主人公不顾寒之甚,仍然坐“北堂”沉吟,而且久坐,究竟“沉吟”什么,诗里没有说,也不必说,读下去,自然会明白。“冰合”、“金缸”句,仍为两个七字句,但换了韵。诗,一般地说,换韵便换意。此处亦然。“水合井泉”,承“夜寒”而来;“月入闺”、“金缸青凝”(一作“青光凝明”),承“久坐”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中主人公更悲不自胜,已由“沉吟”而“悲啼”了。究竟为什么,诗仍然没有说,需要继续往下读。“金缸灭,啼转多”。韵换,句式亦换,七字句已换为三字句,节奏显得更迫促了。时间更往前移,“金缸”灭了;不用说,月也斜了。诗中主人公的情绪,不但“悲啼”,而且“啼转多”了。为什么,诗仍然没有说,还要继续往下读。“掩妾泪,听君歌”。韵和句式都未变,但诗中主人公的情绪却变了。她已是掩泪听歌了。歌里说些什么,诗没有说,但它所产生的效果却是惊人的。它一下就改变了诗中主人公那种悲不自胜的情绪,把她“转多”的“悲啼”一下就镇住了。这显示了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但这歌为什么能产生这样一个效果,诗没有说,还要继续往下读。下面,又是两个三字句:“歌有声,妾有情”。韵变而句式未变。如果说,上面两个三字句,语似平缓而意却顿变,那么,这两个三字句,语与意都可说是顿变。诗就是这样逐步向其重心折进。这是诗人的富有特色的精心结构。从这六个字已可望到诗里感情浪潮的高峰,接近上面伏下的问题的答案。原来,诗中主人公的“沉吟”、“悲啼”以至于“啼转多”,乃是未能获得爱情的痛苦所致,而这歌声里却有一种与“妾情”相通的东西,它把诗中主人公从沉痛中唤醒。这就是情,情的力量。真是“何物人间情一点”,简直可以贯金石而俱穿。接着,诗中写出这种情的特点:“情声合,两无违。”原来,这是把两颗心完全贴在一起的情,无怪乎它能产生这么大的力量。这也是韵变而句式未顿变。因为这六字与前六字,既紧紧相连,而又有其重要进展。问题的全部答案就揭示在这里。诗至此,似已无话可说了;但作者又翻出了一层新意。这里一个五字句、一个七字句,是从反面来一个假设,言如果歌里有一句不中(入,中、去声)意的话,那么,不管它怎么多,怎样美妙,就像陆机的诗所说:“再唱梁尘飞”,或如刘向《别录》所说:“尽动梁尘”,把屋梁所有的灰尘都惊起来,也就像鲍照的诗所说“万曲不关心”了,不听了。从君,任你。这就从反面强调了感情的可贵在于:真挚、纯洁,不容羼入半点尘埃;否则,就一文不值。
这首诗,韵凡四变,句式凡三变。不像鲍照之作,一韵到底,句式不过一变。盖以腾踏之势,步步设疑,层层折进,引人入胜。入后,既揭示其底蕴,又从反面来一笔,把要强调的情强到最高的程度。这是诗的价值。在以前的乐府里是没有过的,也不是鲍照的那首只写到“体君歌,逐君音。不贵声,贵意深”的同题之作所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