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通观《大雅·假乐》一诗，除了对周王无以复加的赞美之外，也深蕴着殷切的希望。

　　全诗仅四章，表现了周朝宗室，特别是急切希望振兴周王朝的中兴大臣对一个年轻君主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假（嘉）乐”点出诗的主题或用途。“显显令德”，开门见山地赞扬了受冠礼者的德行品格。以下称赞他能尊民意顺民心，皇天授命，赐以福禄。这一章看似平实，但在当时周王朝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情况下，表达对宣王的无限期待和信赖，实言近而旨远，语浅而情深。第二章顺势而下，承上歌颂宣王德荫子孙，受禄千亿，落笔于他能“不愆不忘”，一丝不苟地遵循文、武、成、康的典章制度，能够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劝谏。这些话里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教训：夷王、厉王因为违背了这两点使宗周几乎灭亡，其代价不可谓不大。因为此诗是举行冠礼的仪礼用诗，有着它现实的要求，故而第三章便转锋回笔，热烈地歌颂年轻的宣王有着美好的仪容、高尚的品德，能“受福无疆”成为天下臣民、四方诸侯的“纲纪”。末章紧接前文之辞，以写实的手笔勾勒了行冠礼的活动场景。宣王礼待诸侯，宴饮群臣，其情融融，其意洽洽。“百辟卿士”没有一个不爱戴他、不亲近他的。“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使国民能安居乐业，不再流离失所，这就是对一个明君的最主要的要求。短短的一首诗，围绕着“德、章、纲、位”赞美了年轻有为，能为天下纲纪的宣王，于有限的词句内包容了无限的真情，美溢于辞，其味无穷。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这首诗“无非奉上美诗”，“近谀”、“全篇捧场，毫无足观”，似未能弄清诗的主旨和特定的创作背景。

　　罗隐的咏物诗“切于物”而“不粘于物”，往往别出心裁，独具寓意，讽刺深峻犀利又耐人寻味。清沈祥龙《论词随笔》云：“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罗隐正是在对物象深入细致的观察基础之上，对所咏之物融进他强烈的家国之忧与身世之慨，刺时讽世使得其能在晚唐诗坛脱颖而出。《蜂》通过吟咏蜜蜂采花酿蜜供人享用这一自然现象，表现了他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前两句写蜜蜂的生存状态，在山花烂漫间不停穿梭、劳作，广阔的领地给了它们相当大的施展本领的空间。“不论”“无限”，蜜蜂在辛勤劳动中“占尽风光”，简单写来看似平平无奇，纯行直白，几乎是欣赏、夸赞的口吻，实则是匠心独运，先扬后抑，为下文的议论做出了铺垫。

　　后两句紧乘“蜜蜂”这一意象，把它象征的“劳动者”意象加以引申、扩大，发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一声叹息。同时也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已采的百花酿成蜜，辛辛苦苦的劳作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话锋一转，这般辛劳到底又是为了谁呢？在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里，为的正是那些不劳而获、占据高位、手握重权的剥削者，此中的讽意不言而明。诗人以反诘的语气控诉了那些沉迷利禄之人，感喟良久之余不禁又对广大的劳苦人民产生了矜惜怜悯之情，从另一个侧面对这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平现实加以嘲讽和鞭笞，在为劳动人民鸣冤叫屈的同时也是对自己久沉下僚、大志难伸的境遇予以反省，表达对唐末朋党倾轧、宦官专权、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更深的痛恨之情。

　　蜂与蝶在诗人词客笔下，成为风韵的象征。然而小蜜蜂毕竟与花蝴蝶不同，它是为酿蜜而劳苦一生，贡献甚多而享受甚少。诗人罗隐着眼于这一点，写出这样一则寄慨遥深的诗的“动物故事”。仅其命意就令人耳目一新。此诗艺术表现上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一、欲夺故予，反跌有力。此诗寄意集中在末二句的感叹上，慨蜜蜂一生经营，除“辛苦而外并无所有。然而前两句却用几乎是矜夸的口吻，说无论是平原田野还是崇山峻岭，凡是鲜花盛开的地方，都是蜜蜂的领域。这里作者运用极度的副词、形容词——“不论”、“无限”、“尽”等等，和无条件句式，极称蜜蜂“占尽风光”，似与题旨矛盾。其实这只是正言欲反、欲夺故予的手法，为末二句作势。俗话说：抬得高，跌得重。所以末二句对前二句反跌一笔，说蜂采花成蜜，不知究属谁有，将“尽占”二字一扫而空，表达效果就更强。

　　二、叙述反诘，唱叹有情。此诗运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但议论并未明确发出，而运用反诘语气道之。前二句主叙，后二句主议。后二句中又是三句主叙，四句主议。“采得百花”已示“辛苦”之意，“成蜜”二字已具“甜”意。但由于主叙主议不同，末二句有反复之意而无重复之感。本来反诘句的意思只是：为谁甜蜜而自甘辛苦呢？却分成两问：“为谁辛苦”？“为谁甜”？亦反复而不重复。言下辛苦归自己、甜蜜属别人之意甚显。而反复咏叹，使人觉感慨无穷。诗人怜惜之意可掬。

　　三、寓意遥深，可以两解。此诗抓住蜜蜂特点，不做作，不雕绘，不尚词藻，虽平浅而有思致，使读者能从这则“动物故事”中若有所悟，觉得其中寄有人生感喟。有人说此诗实乃叹世人之劳心于利禄者；有人则认为是借蜜蜂歌颂辛勤的劳动者，而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以无情讽嘲。两种解会似相龃龉，其实皆允。因为“寓言”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为某种说教而设喻，寓意较浅显而确定；另一种是作者怀着浓厚感情观物，使物著上人的色彩，其中也能引出教训，但“寓意”就不那么肤浅和确定。如此诗，大抵作者从蜂的“故事”看到那时苦辛人生的影子，但他只把“故事”写下来，不直接说教或具体比附，创造的形象也就具有较大灵活性。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意义的辛苦人生，与蜂相似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终朝聚敛苦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红楼梦》“好了歌”）；一种是“运锄耕劚侵星起”而“到头禾黍属他人”。这就使得读者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作不同的理解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劳动光荣成为普遍观念，“蜂”越来越成为一种美德的象征，人们在读罗隐这诗的时候，自然更多地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了。

　　《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

　　此诗前四句讲的是赤壁之战，突出周扫的事迹；后四句则是送别时有感而发，希望友人经常来信报告佳音。全诗把歌咏赤壁和送别友人这两个内容艺术地统一起来，并突出前者。作品风格慷慨雄壮，蕴含了作者济时救民的思想感情。

　　从此诗题目可以看出，诗人的创作意图在于把歌咏赤壁和送别友人这两个内容艺术地统一起来，并突出前者。

　　全诗八句，前四句讲的是赤壁之战的事迹，后四句则是送别时的有感而发，形式上组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使人惊异的是，李白在前半短短四句中，就成功地完成了咏史的任务。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赤壁之战，曹操用大量军队，深入东吴国土，一心要同周扫“决”战，“争”雌雄。周扫虽处于劣势，但能化不利为有利，以火攻取胜，曹操只落得全军溃败的下场。上述内容在这两句诗里艺术地得到表现。

　　上句化用《周易》里“龙战于野”的典故。“二龙争战”是魏吴相持的象征。下句以突如其来之笔，直接写出了赤壁之战曹操水师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楼船扫地空”五字颇见妙思。曹军楼船云集江面，构成庞大的水上阵地，自谓坚如金城。不料这阵“地”顷刻间就被横“扫”一“空”。诗人不说楼船在水上安营，而说在“地”上扎寨，这既是对曹操水师在吴地彻底完蛋的如实刻画，也是对他吞并东吴土地梦想落空的含蓄讽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扫于此破曹公。”前面诗人用“楼船扫地空”五字预示了战争的结局。这两句才把造成这结局的缘由具体说出。但“烈火”句绝不仅仅是对“楼船扫地空”的原因的说明，更重要的是对古战场上赤焰烧天，煮水蒸云，一片火海的景象的真实写照。

　　上句“张”“照”二字，极大地渲染了吴军的攻势。诗人把因果关系颠倒处理，既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也显示了诗人对稳操胜券者的辉煌战果的深情赞许。赤壁之战的胜败，成因固然是吴方采用火攻法，但归根到底取决于两军统帅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下句诗人以凝重之笔指出：善于决战决胜的周扫，就是这样从容不迫地在赤壁山下击破曹操几十万大军的。这句虽然加入了议论成分，但周扫的儒将风度，却朴实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后半的送别，是在咏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字数虽与前半相等，实则等于前半的附庸。“君去沧江望澄碧”，这位友人就要离他而去，望着清澄碧绿的江波，少不了要兴起南浦送别的感伤。但古战场上“二龙争战”的“馀迹”还在脑际留存。“鲸鲵唐突留馀迹。”“鲸鲵”，是由《左传》上的典故引起的联想。“鲸鲵”是“大鱼名”，以喻那“吞食小国”的“不义之人”。“唐突”义同触犯。这里李白大约是喻指曹操倚仗权势，想吞食东吴。李白在送别的诗行中，并没有完全割裂咏史的情感线索。

　　但诗人又立即回到现实中来，“一一书来报故人”，希望友人走后经常来信报告佳音。这友人想必是一位有功业抱负的人物。所以诗人在结尾写道：“我欲因之壮心魄。”诗人能从友人那里得到鼓舞人心的信息，可以因之而大“壮”自己的“心”胆与气“魄”。

　　李白早年就有“大定”“寰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抱负，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壮年时代济世救民的思想感情。此诗把咏史与送别结合起来并特别突出前者，原因就在这里。

　　此诗韵脚“平仄相半”，在形式上与王勃《滕王阁诗》一类“初唐短歌”相似。但避用律体，变婉丽和平之调为慷慨雄壮之声，这又是与王勃异趣的。

　　前人谈谢灵运，都认为他是山水诗人之祖。而山水本自然景物，观赏者角度不同，思想感情每个人都不一样，同一风光，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就未必面貌相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灵运写山水诗，贵在其善于用精美准确的词句客观地刻画出山水景物奇异而微妙之处，有似看细腻的工笔画。然而这种精心刻意的描绘，又与他一生复杂多变的政治处境和矛盾纠缠的思想感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同为山水诗，他的作品既不同于鲍照，也不同于谢朓。而谢灵运诗的真正特点，在于他能用深细的笔触来摹现其内心微妙的感情。即如现在要介绍的这首《邻里相送至方山》，就不是山水诗，而是一般的赠别抒情之作。表面上虽语多旷达，骨子里却是恋栈朝廷的，作者终于用凝炼而微带生涩的语言把这一真实而隐曲的思想给勾画出来了。这就是谢灵运诗值得借鉴的地方。

　　此诗共十四句，前四句和中四句各成一小段落，末六句自成起讫，而这六句中，每两句又各为一层意思。其中最难讲的是中间“析析就衰林”四句，自闻人倓《古诗笺》至近人许多注本，几乎没有一位把它讲透了的。

　　开头四句写自己将出任郡守，因与邻里有旧情而不忍分别。“祗”，敬。古书多以“祗”字与“奉”、“承”、“仰”、“候”等动词连用，因知“祗”字亦涵有上述诸词之义。“役”，行役，指出任郡守是为朝廷服役。“祗役”，敬其职役，指郑重对待皇帝的任命，故须到官就职。“皇邑”，犹言帝都。第一句是说由于敬承王命而服役赴郡，故出京远行。第二句是说要去的目的地。永嘉在今浙江，古瓯越之地。“相期”的“相”，虽有互相、彼此之意，却不一定有对方存在。这里的“相期”只是期待、打算的意思。“憩”本是休息、止宿，这里用得别有涵义。作者到永嘉是去做官的，不是去度假的，到任之后，根本谈不到“憩”，而应该是勤于公务。而作者却用了个“憩”字，言外之意，作者被朝廷外迁并非受重用，而是投闲置散；而作者本人也并不想在外郡有所建树，只是找个偏僻地方休息休息。这就是下文“资此永幽栖”的“根”。“资此”，借此，利用这次机会；“永幽栖”，长期栖隐起来。把做官看成“幽栖”，并且想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这就是反话，就是牢骚。事实上，谢灵运本人原是不甘寂寞的。

　　接下去，作者写船要解缆启程了。“及流潮”，趁着涨潮的时候。这句是说自己要离京出发了。但第四句又一转，说由于怀念亲旧而不忍离去，所以一时还未能出发。这种欲行又止的描写并非纯粹指行动，因为船终于还是解缆出发了；而是写心理活动，即该走了却不想走，不想走又不能不走。表面上是与邻里亲友依依不舍，实际上是对“皇邑”的恋栈。读下文自明。

　　以上是第一小段，下面四句是第二小段。“析析”二句是写实，也是比兴。这时船已前行，途中所见，应为实景；但与“含情”两句相连，则又属比兴了。“析析”，风吹树木声。“就衰林”，叶笑雪《谢灵运诗选》注云：“就，迎面而来。岸边的树林是静止的，江上的船则顺风随流急驶，在船中看岸上的树林，不觉船动而只看到树林向自己走近。”这个讲法颇具诗意，但不一定确切。依叶说，“就衰林”的“就”主语应为船，应为乘船人；而叶的解释却成了倒装句，成为“衰林”迎面而来，其本身逻辑已觉混乱；如与下文对举，则“皎皎”与“明”皆“秋月”之形容词，除“析析”与“皎皎”为对文外，其它词语并不严格对仗。且“衰林”亦为不词，不能同“秋月”相提并论。鄙意下句既点出“秋”字，则上句亦为秋景无疑。而谢灵运出京赴郡是在公元422年农历七月，虽交秋令而木叶尚未衰枯。这时就把树林称之为“衰”，似乎不确切。故应读为“就衰”林始合。“就衰林”者，已经出现衰的迹象、向着衰的趋势发展之林也。耳之所闻，乃析析风吹木叶之声，感到又是秋天了，原来葱翠的林木从此又要日就衰枯了；而目之所接，却是皎洁明亮的秋月。作者动身的当晚是七月十六，正值月圆，故为写实。这与第一小段实际已有一段间隔，即跳过了船已解缆，人已离岸的阶段，而写途中景物了。“含情”二句，旧注多讲成作者自谓，而把“遇物”的“物”讲成林和月。其实，此二句乃逆承上文，“含情”句是说“月”，“遇物”句是说“林”，但同时又是借外景以抒内情，实质仍在写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感受。夫七月十六正月盈之时，因之作者联想道：由于月亦含情，尽管它经常有亏缺晦暗之时，而每月总要盈满一欢，看来这也并非难事。正如多情之人，一有悲欢离合，感情自然流溢，这也是一种不能自制的表现。即如自己之迁离皇邑，远赴越瓯，虽已成行，犹“怀旧”而“不发”，这也正是情不自禁，“易为盈”的表现。而“遇物难歇”，即《韩诗外传》所谓之“树欲静而风不止”，“物”指“风”，乃承“析析”句而言，指林木之声析析，正因风吹而不能自止。亦如自己本不欲迁外郡，而朝命难违，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只好扬帆上路。旧注或将景语与情语割裂，或引老庄之言而故求艰深，恐皆无顺理成章之妙。若依鄙说，则因实而入虚，见景而生情，转折亦较自然，层次似更清楚。故不惮辞费，析言之如上。

　　最后六句，在全诗为第三小段，就题意言是点明与邻里告别之主旨，即做为诗之结尾。但中间每两句为一层。“积疴”二句从自己说起，“资此”二句既与赴郡相关联，又同来送行者相呼应。最后“各勉”二句看似与邻里赠别的套语，实将自己留恋京都、不甘寂寞之意“不打自招”式地点出。有人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每于结尾处发议论，成为无聊的尾巴，而这首诗恰好相反，正是从末两句透露出作者深藏于内心的底蕴。先说“积疴”两句。上句说由于自己多病，因此对人生的考虑已力不从心，只能“敬谢不敏”，言外之意说：一切听从命运安排，爱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下句说自己本淡泊于名利，没有什么欲望可言，因而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言外指自己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又不想贪图什么，因此留在朝中也罢，出任外郡也罢，反正都无所谓。看似旷达，实有牢骚。于是接着说到第二层，他认为此次出任永嘉太守，倒是自己借以长期隐蔽、不问世事的好机会，看来同皇帝、同都城以及在都中盘桓甚久的邻里们，都将长期分手，不仅是分别一年半载的事了。其实这两句也暗藏着不满意的情绪，言外说皇帝这次把自己外迁，大约没有再回转京都的希望了。其患得患失之情，真有呼之欲出之势。而结尾两句，上句是说：我们要彼此互勉，都能做到“日新”的水平，以遂此生志愿。“日新”，《周易》屡见，如《大畜》云：“日新其德。”《系辞上》云：“日新之谓盛德。”又《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进德修身之意。下句则说：希望亲友仍经常沟通消息，只有经常得到信息，才能慰我寂寞。“寂蔑”，与“寂灭”同，也是岑寂、孤独的意思。这两句也属于无形中流露出自己恋栈京都、热中政治的思想感情的诗句。一个人既已“谢生虑”、“罕所阙”而且打算“永幽栖”了，就不必“各勉日新志”了。他认为只有京城中的亲友邻里有信来，才能慰其“寂灭”之情，可见他所说的“永幽栖”只是牢骚而并非真话。从而可以这样说，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情是并不想离开帝都建康，可是在诗里却说了不少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话；而恰好是在这种故作旷达、自命清高的诗句中透露了他对被迫出任郡守、不得不离开京城的牢骚不满。这既是谢灵运本人特定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只有谢灵运本人的诗才，才写得出他这种特定的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只有从这种地方入手，才会真正理解谢灵运及其脍炙人口的山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