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后能继前惟周邦,世代有王都圣明。三位先王灵在天,武王配天居镐京。
武王配天居镐京,德行能够匹先祖。上应天命真长久,成王也令人信服。
成王也令人信服,足为人间好榜样。孝顺祖宗德泽长,德泽长久法先王。
爱戴天子这一人,能将美德来承应。孝顺祖宗德泽长,光明显耀好后进。
光明显耀好后进,遵循祖先的足迹。基业长达千万年,天赐洪福享受起。
天赐洪福享受起,四方诸侯来祝贺。基业长达千万年,那愁没人来辅佐。
注释
下武:在后继承。下,后;武,继承。
世:代。
哲王:贤明智慧的君主。
三后:指周的三位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后,君王。
王:此指武王。
配:指上应天命。
求:通“逑”,匹配。
言:语助词。
命:天命。
孚:使人信服。
下土:下界土地,也就是人间。
式:榜样,范式。
孝思:孝顺先人之思,此系以孝代指所有的美德,举一以概之。
则:法则。此谓以先王为法则。
媚:爱戴。
一人:指周天子。
昭:光明,显耀。
嗣服:后进,指成王。
兹:同“哉”。
来许:同“后进”。
绳:承。
祖武,指祖先的德业。武:足迹。
於:感叹之词。
斯:语助词。
祜:福。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文,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文也。文王以上,世有文文,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胡、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服文文,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配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明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明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明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明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明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配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文,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服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服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文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文”“配命”“顺文”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此诗是为赞美周武王、周成王等能继承先王德业而作。陈子展《诗经直解》:“《下武》,康王即位,诸侯来贺,歌颂先世太王、王季、成王之德,并及康王善继善述之孝而作。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
这首词以重帘层楼里的思妇伤春伤别甚于作病的春愁,表达了作者深受后周胁迫、处境艰难、语多讳忌的深刻痛苦。词从女主人公早晨起来,懒于妆扮着笔,到她惆怅之情如风里落花一样,再追忆往欢不可再得,最后以春愁重压为结。她面对妆镜,无心打扮,风里落花,飘无所依。
上片以“一钩初月”领起,描写少妇晨起对镜,然无心梳洗,鬓发不整,其情形与《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有相似之处,亦可知女为悦己者容是一个千年的理念。“重帘静,层楼迥”即写伤春人独处深闺之中,重重帘幕,高楼迢迢。这是由寂静和遥远的意境衬托人的寂寞和思念。“惆怅落花风不定”一句最佳,道出伤春人多少思绪。花落春去,美好在凋零。花犹如此,人何以堪。落了一地的不止是无凭的花,更有无依的心。这一如无法把握的身世,没有依靠的人生,有情之人不能不感伤和惆怅。此句意象美,意蕴深,将一位深闺女子面对春景而叹息青春、渴望珍惜却感慨无奈的心思微妙地传达出来,又不露刻画痕迹,充分显示了作者语言才能的高妙。
下片紧承风吹落花而将画面展开,视界变得开阔,似有一种心情的舒展。换头“柳堤芳草”“辘轳金井”写过去游乐的美好时光,犹记当时,与友朋携手于芳草香径之间。这些充满温馨的画面,而今却是“梦断”。“梦断”二字下得很冷,一种被夺走的恨意与无奈。写到这里,作者才揭示出楼中人郁闷的原因:原来是感伤离别。结尾点明心思:为销愁,昨夜也曾饮酒,然而夜深酒醒,四周沉寂清冷,春愁却是更深。“更阑酒醒”四个字被柳永演绎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一夜的相思终是落了个“为伊消得人憔悴”,“春愁”郁积于胸成为永远的悲哀与痛苦。“春愁过却病”是词之眼,春愁之甚甚于病,苦楚难忍。张爱玲的“长的是痛苦,短的才是一生”是对“春愁过却病”最好的注释。
这首词之所以为人称道,甚至被误认为是后主李煜词,或冯延巳词,乃至欧阳修词,是因为词中意象的妙用,渲染了思妇的春愁,使春愁力透纸背,也浸透了看客的心扉。词人在词中主要使用了以下意象,一是“重帘层楼”,二是“落花风不定”,三是“柳堤芳草径”,四是“辘轳金井”。
“重帘层楼”,既是思妇所处的与外界、与春天隔绝的实景,也是李中主孤独无依的艰难处境形象比喻;“落花风不定”,既写景又写人,既是景亦是人,春风不定而使人想到了落红无数,落红无数引起无限伤春情思,不停地伤春情思使人憔悴不堪,犹如春风不定而落红无数;“柳堤芳草径”,既是情侣惜别的实景,又是“杨柳依依”“天涯芳草”的伤心暗示;“辘轳金井”既是词人梦断之因的实景,又似在说,梦虽醒了但如辘轳金井般反复上下的情思却难以了断。这实与虚的反复出现、反复对应,大大渲染了春愁情绪,以致词人最后发出了春愁浓于酒、春愁之苦人且甚于生病的哀叹。
全词写别离的苦痛。上片写晨起无心梳整,下片写昨夜醉醒愁浓,后者是因,前者是果;上片写风飘花落的惆怅,下片写柳堤芳草的情事,后者是回忆,前者是现实。上片立足于看,表现离情之痛;下片着笔于想,表现春愁之苦。上下两片层层推进,脉络清晰,结构严密。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
此诗从开元乐写起,引出了唐王朝由胜转衰、安史之祸的缘由,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战祸连年造成的悲惨现状。全诗以不见行踪的“悲愤”二字为宗,勾连各句,将跳跃幅度极大的四联诗融为一有机整体,表现出较为深厚的艺术功力。
首联“莫奏开元旧乐章,乐中歌曲断人肠。”的句意:不要再奏响那些霓裳羽衣舞和秦王破阵舞曲(虽然出现在李世民时代,但是开元时期仍在演绎),那是过去《忆昔》的回忆,想到这些,那辉煌的时代,对比此时兵荒马乱,“路有冻死骨”的惨景,真是悲从心起。
颔联“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金车十里香。”写两处场景的不同比较,王室后孙却遭遇软禁,生不如死,在三更尚不能眠,笛声哽咽,催人泪下,而那单单一个虢国夫人的车马,就是贴金镶钻,所谓宝马香车,暗示开元时候的物质生活糜烂,更飘逸出了夫人使用的熏香。两处对比烘托出唐朝政治失利者的悲哀和当朝者和宠臣们的逍遥。
颈联“一自犬戎生蓟北,便从征战老汾阳。”安禄山的胡人背景有《胡旋舞》为证,大概的词句为,“内有太真外禄山”。因此,说他们是蛮夷之乱也不为过。安禄山在蓟北筑城招兵买马,贮存武器钱粮,谋反叛变,汾阳王郭子仪长期征战,岁月销磨于疆场之中。
尾联“中原骏马搜求尽,沙苑年来草又芳。”最后一句,诗人发忧古之思,看到凄惨情景,不由叹声遽然,战事连连,中原的男儿被抓为壮丁当兵,连骏马都搜求一空;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岁月变迁,沙苑之战,以少胜多,取得胜利。但是这一切过去,意义也不过如此。老百姓死的死,亡的亡,只有这青草还在生长,其他的都转瞬即逝。
这首诗采用以小见大的写法,从开元后乐讲音乐这个题目,写出唐代兴衰的大感触来。这种以小见大,还有见微知著的作用。
《长相思·一重山》这首小令,《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在词调下题作“秋怨”。这“秋怨”,便是统贯全词的抒情中心。虽然通篇未曾出现“秋”、“怨”字眼,但仔细吟诵一遍,便会觉得“秋怨”二字确实最为简洁、准确地概括了本词的旨意。 全词写了一个思妇在秋日里苦忆离人、急盼归来,然而最终没有盼来的怨恨心绪。
上片写她望中所见之景。
这三句描写了一幅荒寂寥廓的群山秋色图,层次极为分明:“一重山”,是近景,“二重山”,是中景;“山远天高烟水寒”,是远景。这一切都是跟着思妇眺望目光的由近及远渐次展开的。清初词人纳兰性德的名作《长相思》曰:“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写主人公越山过水,渐去渐远,很可能是受了该词的启发。需注意的是,“烟水寒”的“寒”,并非仅仅用来形容“烟水”,而且还曲折传出了思妇的心理感觉。正因为久望不见,更添哀伤,心头才滋生了寒意。如此,则目中所见,自然皆带寒意了。
上片结句说她“望尽天涯路”而无所得,便收束眼光,不经意地扫视周遭景物,瞥见不远处有枫叶如火,灼人眼目。这使她猛然想起:时令又到了丹枫满山的秋天,自己经年累月的相思之情何日才能了结啊?“相思”一词的出现,使得词旨豁然显现。
下片便顺着“相思”折入,着重刻画她的心理活动,写她思中所念之事。
“菊花开,菊花残”,用短促、相同的句式,点出时间流逝之速,暗示了她相思日久,怨愁更多。紧连着的“塞雁高飞人未还”,可视为她的直接抒情,也可以看作她在触景生情。塞外大雁尚且知道逢秋南归,那飘泊在外的游子为什么还见不到他的踪影呢?用雁知“归”来反衬人不知“还”,就更深一层地表现出了她的内心怨苦。怨恨尽可以怨恨,但它毕竟是产生于“相思”基础上的,如今良人未还,说不定他碰上了什么意外,或是在路途上染上了风疾。这些想法涌上心头,使得女主人公在怨恨之余,又深深地为他担忧起来了。
“一帘风月闲”,刻画出了思妇由于离人不归,对帘外风晨月夕的美好景致无意赏玩的心境。柳永《雨霖铃》词写一对恋人分别后的意绪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含意正与此同。
这首词的最大特点是,句句写思妇“秋怨”,“秋怨”二字却深藏不露。对思妇的外貌、形象、神态、表情未作任何描摹,而是侧重于表现出她的眼中之景,以折现其胸中之情,用笔极其空灵。李煜词的语言锤炼功夫很深,他善于用单纯明净、简洁准确的语言生动地再现物象,展示意境。这个特点在该词里也有鲜明的体现,像“山远天高烟水寒”句,自然明朗,形象丰富,立体感强,境界阔远,并且景中蕴情,耐人寻味。
这首诗的首联写刘评事虽暂时隐居,不久当复起用,而自己则事业无望;颔联写刘有谏草将由门下省采纳,尚待鹤书赴垄,诏请入朝;颈联写刘暂居莲峰之下,不久当入京师;尾联称美刘评事宠辱皆忘,欹枕读书,时惊蠹鱼从书中落下。这是一首应酬之作,用“君”与“我”相对,采用对偶的方式成文,诗中四句都是一些善颂善祷之语,并无深意,表达了诗人对仕途不顺的感叹。
首联即以对比手法写刘评事之居永乐是暂时闲休,但自己的闲居却不同于刘评事。刘评事只是一时退隐暂休,是将升迁的休闲,自己则全无本事和刘评事一样升迁,委婉曲折地写出自己难言之隐。
颔联是为刘评事不久即将升迁表示祝愿,两句实为倒装句。
颈联首句以望莲花峰可见写刘评事晋京之路已不远,以物寄意,显得生动突出,永乐地近潼关,莲花峰西峙,到莲花峰即与长安靠近,因而望莲花峰就可见晋京之路并不远,这也是劝慰祝愿之语;次句则为刘评事将来归京后这闲居之处将变得冷落空虚而惋惜。
尾联说自己已经完全忘却名利,每日惟有倚枕读书自乐,显然是自我排解之词。其心中难言之痛隐然见于言外。诗人在永乐闲居时始终不忘国事,急于用世之心理见于不少诗中,所以此篇诗之所谓忘名利,只能是强自排解之辞。
这首诗旨义甚明,在第二句。李商隐感叹“青云器业”之离已远去,“君”、“我”对举,刘乃“幽闲暂居”,我则“器业全疏”,相比照而寓心中感慨。三、四回应“暂居”。“封谏草”即“上封事”似刘评事暂离大理寺而将调谏职,如补阙拾遗之任,故下云“待鹤书”也。五、六“莲耸碧峰”、“水掖翠扇”,回应“幽闲”。七、八回到自身,照应“青云器业我全疏”:如今我惟日日与典籍图书为伴,枕落蠹鱼矣。七句写“忘名利”,是所谓“全疏”,此义山愤激之辞,而不是真忘其匡国之心、青云之志者。落句“惊”字妙,亦《赠田叟》之云“在野无贤心自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