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去过上海豫园的游客，都知道进入园门看到的第一座建筑叫三穗堂，但对那里面高高悬挂着的一块匾额上写着的“灵台经始”四字，却没多少人懂得其含义。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必然要说到《大雅·灵台》这一篇。

　　《毛诗序》说：“《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似乎是借百姓为周王建造灵台、辟廱来说明文王有德使人民乐于归附。其实，《孟子·梁惠王》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已将《灵台》的诗旨解说得很清楚。自然这是从当时作者的一面来说，如果从今天读者的一面来说，会同意这样的题解：“这是一首记述周文王建成灵台和游赏奏乐的诗。”（程俊英《诗经译注》）

　　此篇共四章，第一、二两章章六句，第三、四两章章四句。（按：毛诗分五章，章四句，不甚合理，兹从鲁诗）第一章写建造灵台。灵台自然是台，但究竟是什么台，今所流行的各家注译本中多不作解释。按郑玄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陈子展《诗经直解》也说：“据孔疏，此灵台似是以观天文之雏型天文台，非以观四时施化之时台（气象台），亦非以观鸟兽鱼鳖之囿台（囿中看台）也。”这一章通过“经之”、“营之”、“攻之”、“成之”连用动词带同一代词宾语的句式，使得文气很连贯紧凑，显示出百姓乐于为王效命的热情，一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民情踊跃，于兴作自见之。”而第五句“经始勿亟”与第一句“经始灵台”在章内也形成呼应之势。

　　第二章写灵囿、灵沼。“翯翯”，鲁诗作“皜皜”，即“皓皓”。此处文句似倒乙，“白鸟翯翯”一句似应在“於牣鱼跃”一句之后。因为第一，“白鸟”有人说是白鹭，有人说是白鹤，总之是水鸟，不应该在“王在灵沼”句领出对池沼中动物的描写之前出现。第二，孙鑛说：“鹿善惊，今乃伏；鱼沉水，今乃跃，总是形容其自得不畏人之意。”（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姚际恒也说：“鹿本骇而伏，鱼本潜而跃，皆言其自得而无畏人之意，写物理入妙。”（《诗经通论》）这表明鹿伏与鱼跃应是对称的，则“於牣鱼跃”一句当为此章的第五句。第三，“麀鹿濯濯”与“白鸟翯翯”两句都有叠字形容词，既然“麀鹿濯濯”（有叠字词）句由“王在灵囿”句引出，则“白鸟翯翯”句须由“王在灵沼”句领起，且当与“麀鹿濯濯”句位置相对应，这样章句结构才匀称均衡。（这样的解释从文词上说较合语义逻辑，然在叶韵上似亦有不圆通之处，而且上古诗文写于人类语言文字发展史的早期，体格并不像后世那么纯熟，句式错杂不齐，也是常事，因此，此见解未必正确，仅供参考而已）但不管有无倒乙，此章写鹿、写鸟、写鱼，都简洁生动，充满活力，不亚于《国风》、《小雅》中的名篇。

　　第三章、第四章写辟廱。辟廱，一般也可写作辟雍。毛传解为“水旋丘如璧”，“以节观者”；郑笺解为“筑土雝（壅）水之外，圆如璧，四方来观者均也”。戴震《毛郑诗考证》则说：“此诗灵台、灵沼、灵囿与辟廱连称，抑亦文王之离宫乎？闲燕则游止肄乐于此，不必以为太学，于诗辞前后尤协矣。”按验文本，释“辟廱”（即“辟雍”）为君主游憩赏乐的离宫较释之为学校可信，当从戴说。离宫辟雍那儿又有什么燕游之乐呢？取代观赏鹿鸟鱼儿之野趣的，是聆听钟鼓音乐之兴味。连用四个“於”字表示感叹赞美之意，特别引人注目。而第三章后两句与第四章前两句的完全重复，实是顶针修辞格的特例，将那种游乐的欢快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

　　说到这里，可以回到开头的话题，揭开“灵台经始”匾额为什么会出现在豫园三穗堂之谜。既然《灵台》一诗写了园林游赏，那么“灵台”一词就与园林结下了缘，所以豫园中也就有了这块匾额。由此也可见《诗经》对后世的巨大文化影响。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柳宗元于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冬贬至永州，至则无处可居，只得寄寓在永州龙兴寺，得以与僧人重巽相识结交。重巽赠以新茶，柳宗元作诗回赠，应当是第二年春以后的事情。观此诗，柳宗元心情已较平静，又新茶当采于春天，王国安先生《柳宗元诗笺释》认为此诗作于公元807年（元和二年）春，可从。

　　茶叶的品质好坏，直接与茶树的种类、采摘的时间、当地的气候等多种因素相关。茶树喜好阴凉湿润，刘禹锡《试茶歌》云：“阳崖阴岭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可知古人认为竹下茶最佳。重巽所赠茶叶，正是所谓竹间茶。

　　这首诗开头两句是说，这茶树生长在密密的斑竹林中，为清莹的雨露所滋润，“湘竹”二字既给茶叶赋予了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又照应到诗题“竹间”二字。富有经验的采茶者都知道，采茶时间最好是每年初春谷雨前后的新芽之时，若在清晨日出前带露采摘其品质更高。诗中第三四句说重巽亲自“晨朝掇芽”，表现出重巽深懂茶道，正合采茶之法。采茶的时间是否适当，对茶叶品质的好坏，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诗中用一个“复”字。这个“复”字，乍读之下，很难理解和译出，其实是把奇特的竹间茶树和正确的采摘时间两方面联系起来。第三四句诗，既说明了茶叶品质美好的另一个原因，又与诗题中“自采新茶”四字相照应。茶叶又以高山云雾茶为佳，诗中第五六句诗所说的“蒸烟”和“丹崖”，正是指明了云雾和高山这两点，表明了茶叶品质上乘。第七句是说盛装茶叶的器具其形状之美，色泽之奇之特，间接衬托出了这茶叶的名贵与稀罕。第八句则是用典故比喻，直接评述茶叶品质的纯美无瑕。

　　诗歌的第二部分是惊赞茶叶香气的奇妙。首先是香气持久悠长。第十句，“馀馥”是说香气不是一飘而尽，而是久留不散。“延”指香气渐渐弥漫开来，“幽遐”则指香气传到了很深很远的地方。其次是茶香的神奇功效。喝了好茶，可以提神、祛秽，诗中的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就是围绕这两方面来说的。“荡昏”，即清除心神上的昏沉困倦，可以提神。“荡邪”，就是除秽。“涤虑”，就是洗去心中的烦躁，去掉昏惑和邪气，保持心神的安宁和清醒。这样，喝好茶有益于身心的健康，这是一般人从生理角度来理解的。然而柳宗元则从心理角度加以发挥，提升到了人的精神思想品格的高度来评价好茶的妙用。“涤虑发真照”，是说茶香净化了人的思想道德，显露出人的毫无污染的真情本相。“还源荡昏邪”，是说茶香清除了精神意识中的昏浊邪恶，使人回复到自然天性，保持清白纯洁的境界。可见，诗人在此用到了双关象征手法，这么立意构思，就非常巧妙深刻，富有诗意。正因为这茶香不仅有益于人的生理健康，还能有益于人的精神的健康，使人脱俗，所以才是最为神妙的珍异的上品。也正因为这茶叶具有这样的神奇功效，所以下面柳宗元连用佛教道教中的两种神奇的故事来加以比较。佛祖如来的甘露饭，香气熏染了毗耶城和大千世界，其实是说佛法广大，教化感人，使人皈依正道。道家仙客所饮流霞仙酒，使人数月不饥，其实是丹药神力，使人清心寡欲，不贪不痴，修成仙体。它们同为食物，都具有神奇功效，所以柳宗元用它们来与茶叶相比。不过，柳宗元自己更为信佛，而且斋饭、茶叶易得，流霞难求，所以诗中要说香茶“犹同”甘露饭，而“贵”于流霞。

　　对这珍贵的名茶，柳宗元自然十分赞赏和珍视，但是既为其物，更为其人，因为这是柳宗元在贬谪永州时的第一位友人所赠，且为亲手所采，关爱殷切，情意殷深，使困窘中的柳宗元倍感精神上的慰藉和友情的可贵。赞美茶叶，其实更是赞美友人的情谊。所以柳宗元要用“金鼎”烹茶，要以自作新诗回赠，更要从精神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人品的高度来立意构思，这既为共勉，也为自励。

　　这是一首记梦词，形象奇幻，意境缥缈，富有浓郁的浪漫气息。

　　词一开头，便展现一幅辽阔、壮美的海天一色图卷。这样的境界开阔大气，为唐五代以及两宋词所少见。写天、云、雾、星河、千帆，景象已极壮丽，其中又准确地嵌入了几个动词，则绘景如活，动态俨然。“接”、“连”二字把四垂的天幕、汹涌的波涛、弥漫的云雾，自然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浑茫无际的境界。而“转”、“舞”两字，则将词人在风浪颠簸中的感受，逼真地传递给读者。所谓“星河欲转 ”，是写词人从颠簸的船舱中仰望天空，天上的银河似乎在转动一般。“千帆舞”，则写海上刮起了大风，无数的舟船在风浪中飞舞前进。船摇帆舞，星河欲转，既富于生活的真实感，也具有梦境的虚幻性，虚虚实实，为全篇的奇情壮采奠定了基调。

　　“彷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梦魂仿佛回到了天庭，天帝殷切地问我：你打算到何处去？词人在如梦似幻的海上航行，一缕梦魂升入天国，见到慈祥的天帝。现实中，南宋高宗皇帝置人民于水火、只顾自己一路奔逃，李清照南渡以来，一直飘泊天涯，备受排挤与打击，尝尽了人间的白眼。这种遭遇，让词人渴望关怀，渴望温暖，但现实中却不能得到，也只有将之寄托在幻想之中了。因此，词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态度温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天帝，以此表达自己美好的理想。

　　在一般双叠词中，通常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并自成起结。过片处，或宕开一笔，或径承上片意脉，笔断而意不断，然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此词则上下两片之间，一气呵成，联系紧密。上片末二句是写天帝的问话，过片二句是写词人的对答。问答之间，语气衔接，毫不停顿。可称之为“跨片格”。“我报路长嗟日暮”句中的“ 报”字与上片的“问”字，便是跨越两片的桥梁。“路长日暮”，反映了词人晚年孤独无依的痛苦经历，然亦有所本。词人结合自己身世，把屈原在《 离骚》中所表达的不惮长途远征，只求日长不暮，以便寻觅天帝，不辞“上下求索”的情怀隐括入律，只用“ 路长 ”、“日暮”四字，便概括了“上下求索”的意念与过程，语言简净自然，浑化无迹。其意与“学诗谩有惊人句”相连，是词人在天帝面前倾诉自己空有才华而遭逢不幸，奋力挣扎的苦闷。著一“谩”字，流露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词人在现实中知音难遇，欲诉无门，唯有通过这种幻想的形式，才能尽情地抒发胸中的愤懑，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命运。李清照虽为女流，但作为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文学家，她也有类似的感慨。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九万里长空大鹏鸟正展翅高飞，风啊！千万别停息，快快将这一叶轻舟直接送往蓬莱三岛。在上阙，天帝“殷勤问我归何处”，这里，词人给予了回答，她梦想的地方是蓬莱、方丈、赢洲三座仙人居住的山。词人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说“九万里风鹏正举”，要像大鹏那样乘万里风高飞远举，离开这让人伤痛的现实社会，因此，词人叫到“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风，你不要停止，把“我”轻快的小舟吹到仙山去，让“我”在那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一问一答之中，词人通过“天帝”和“三山”这两个形象，将自己美好的梦想表达了出来，渴望有好的帝王和好的居所，渴望有人的关心和社会的温暖，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首词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宫商，使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充分显示了作者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

　　这首诗四十句，每八句用一韵，为一层诗意，共五层诗意。声韵随情而变。平仄互换。诗中描绘清漳政通民和，风俗淳古，礼乐之乡，歌颂贤吏李聿。全唐诗有李聿小传，曾作清漳令，后为尚书郎。从全诗中反映了李白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并形象地描绘出理想的社会蓝图。充满着自信和豪情。

　　诗从开端到“惠与清漳流”为第一段，紧扣诗题，概略介绍李聿的才识、气质、治邑的惠政，预示其是前途远大，无可限量的青云人物。开端两句概述李氏家族，传宗百万代（夸张说法），宗干支脉，遍布中州大地。这种介绍法，因始祖为道圣李耳，当今又是李氏天下，颇引以为自豪和荣耀。用以衬托下面对李聿的介绍。李聿是天赋与的才识和美德，作为县令，日日为苍生忧患。这四句以树木的繁盛比喻李氏繁衍百代，而遍布全国。又以天开青云比况其才能德性，正因如此，李聿才日日替百姓着想。为百姓生活能幸福安居，日夜思虑谋画。这是李白理想中的贤吏形象，对于现实的李聿，可能更富于理想化了。接着又用四句诗，概括其政绩。前两句化用孔子的话。孔子观子游治武城，闻弦歌声，曾感慨地说：“割鸡焉用牛刀。”李白用此典故是说李聿是治国的大才，治理清漳小邑，如同用宰牛刀割鸡，将来前途如大刀宰牛，必有大用。因其大德大才治邑，德政如雷声响遍四境之内，其给与百姓的好处，又如清漳水流滋润着全县百姓。这就使“青云器”、“苍生忧”形象而具体化了，开花结果了。李聿不愧为李氏的后代，为李氏又争了光。

　　接着诗人又用八句诗写李聿以礼乐治邑，邑清民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让太古之风。前两句写李聿如同孔子弟子子游治理武城邑，以礼制教化百姓，以歌声感化百姓，音乐之声，唐尧之曲，深入人心。而县令李聿却是不拘礼法，脱略官服而不顾，颇似隐士。县令风度惠及百姓，民心和而得天真之性，民风淳朴如上古三皇之世。白日牛羊散在田间南北通行的道路上，而入夜，家家不闭户，不担心被盗。中间这四句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图景，人性天真疏放，淳朴自然，礼让谦和，不争不贪，无贫无富之分。正因如此、诗人以惊异之情，询问百姓，探竟其原因，得到了“贤人宰吾土”的满意回答，点逗出诗眼。吏治非常重要，德教也是非常重要。这就具体点明李聿治政思想和个性。

　　接着诗人再用八句诗，写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民无游闲好逸之徒，吏无苛政繁扰。县人遍植桃李树，树树垂荫，散发芳香。河堤绕着渌水，桑柘树连排，远及青云。美女不打扮妖冶之容，白天成群结队，提笼采桑。夜间缲丝织布，机杼和鸣，百里之内，声息相闻。八句诗状出百姓，男耕女织，各安其业，社会繁荣，发达兴旺，民富可知。这正是礼乐弦歌教化的结果。从百姓这个侧面颂扬李聿德政治绩。照应“为苍生忧”句。再次证明治政美过于安民，感化人心。唯此才能“我无为而民自化”，李聿正是这样的官吏。惠及百姓后，而心自安无忧。

　　接着诗人用八句诗，写邑内政治安定，民无诉讼，贤吏逸豫。诗人形象地描写官衙内无讼事，群鸟落在官衙台阶上，而县令却依然高卧北窗下，翻阅着道家书籍。官衙檐边挂着用蒲草编的鞭子，用来对犯罪人行刑，表示羞辱之意罢了。在皓月当空，月光入户之时，琴声清悠。人息静寂，风吹入室，此时县令李聿长啸抒心，无言高卧，如上古的伏羲皇帝，和乐安详。“讼息”一句化用谢灵运的“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之意，以示政通民和，民绝诉讼。“高卧”句又用陶渊明为彭泽令，高卧北窗下，翻阅书籍，自称是羲皇上人，抚无弦之琴以自乐。“蒲鞭”二句，又用东汉南阳太守刘宽的典故，人有过失，但用蒲鞭捶打，而不用苦刑，表示羞辱之意，令其知耻而改过。李白在这八句诗中频用典故，赞美李聿如陶潜、刘宽治邑以德，而不唯刑。民知礼而耻过，政治清明。这是百姓乐业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是诗意的深化。

　　诗中结尾八句，集中笔墨赞美李聿为官清廉，洞察民情，明辨是非，公正无私。诗的前四句，化用鲍照“清如玉壶冰”的诗意，进而比较李聿官清如水，玉壶冰水，清澈见底。清光可见毫发，白亮透明可照群人之情。这四句诗喻人至美，本质圣洁，光采照人，是一位内外一致彻底透明的人物，为官自然清如水，明如镜，为民造福。这就是诗人所称赞的“贤人”。接着诗人再用四句赞美李聿的佳政：燕赵百姓，同颂其嘉政，共传其美名，而我李白这位过客，观赏行人歌谣，因为这个缘故，歌诵你的德政与美好声誉。这八句诗采取比较与间接写法，刻画李聿的形神美，超出清漳，越及燕赵，传名当世，流芳百世。总结全诗，照应开端。收结有力，余音绕梁，回味无尽。

　　李白所颂扬的清漳县令李聿，体现出他的贤能政治理想。同时对现实中信谗任佞，贪官鱼肉人民，是一个否定。他更希望李氏子弟不辱李氏宗祖，不辱李氏王朝，无愧于百姓的父母官，如李聿一样，治理好地方，惠及百姓。这就是李白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李聿的原因，也是李白所追求的作人价值。然而李白为社会开出这一良方，没有被当时统治集团所接受。同前贤一样，只能存在古代所谓圣贤的头脑里、口头上、文字中，只是空想而已。李白也不例外，这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李白这首五言古诗写得高古淡远，纵横变化，开唐代五古格高意远，神情横逸，变化神奇的正风，是唐人五古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