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此诗借古代神话中著名的夸父逐日故事，歌咏失败的英雄，寄托对某些政治斗争中的失势者的复杂感情。

　　夸父追日的神话以绝妙天真的想像极度夸张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第九首即据此写成。但诗人不是一般地复述神话的情节，而是凭藉卓越的识见，运用简妙的语言，对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因而又有其不同于神话的审美价值。神话反映事物的特点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因此，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此诗对夸父追日其人其事的歌咏，自然也是一种含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歌咏。诗人之言在此，诗人之意则在彼，所以不像直陈情志的诗那么容易理解。

　　开篇二句咏夸父之志。《大荒北经》原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言外似乎还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诗人却说：夸父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志愿，竟然要同太阳赛跑！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不胜惊叹的情感，有力地肯定了夸父创造奇迹的英雄气概。这里表面上是赞扬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实际上是赞扬一种超越世俗的崇高理想。“俱至”二句咏夸父之力。《大荒北经》原有“逮之于禺谷”一语，诗人据此谓夸父和太阳一齐到达了虞渊，好像彼此还难分胜负，暗示夸父力足以骋其志，并非“不量力”者，其“与日竞走”之志也就确是“宏志”而非妄想了。本言胜负而不下断语，只用“似若”两字点破，故作轻描淡写，更有一种高兴非常而不露声色的妙趣。诗人对夸父神力的欣赏，也隐含着对一切奇才异能的倾慕。“神力”二句咏夸父之量。《海外北经》说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想像一个人把黄河、渭水都喝干了还没解渴，似乎有点不近情理。诗人却说：夸父至有如此特异的可以追上太阳的神力，则虽倾河而饮又何足解其焦渴？用反问的语气表现出一种坚信的态度，把一件极其怪异的事说得合情合理，至欲使人忘其怪异。在诗人的心目中，夸父的豪饮象征着一种广阔的襟怀和雄伟的气魄，因而有此热烈的赞颂。篇末二句咏夸父之功。《海外北经》说夸父“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想像夸父死后，抛下的手杖变成了一片桃林，固甚瑰奇悲壮，但尚未点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好像只是一件偶然的异事。诗人则认定这片桃林是夸父为了惠泽后人而着意生成的，说夸父的遗愿即寄托在这片桃林中，他的奇功在身后还是完成了。意谓有此一片桃林，将使后来者见之而长精神，益志气，其功德是无量的。诗人如此歌颂夸父的遗愿，真意乃在歌颂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意蕴是非常深广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生前虽未能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抱负，但他们留下的精神产品，诸如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气节，正直的品质，以及各种卓越的发现和创造，往往沾溉后人。非止一世，他们都是“功竟在身后”的人。陶渊明自己也是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少壮时至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的豪情，归耕后复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白日沦西阿》）的悲慨，他在读到这个神话时自然感触极深而非作诗不可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也寄托着他自己的一生心事。

　　用神话题材作诗，至须顾及神话原来的情节，又须注入诗人独特的感受，并且要写得含蓄和自然，否则便会流于空泛和枯萎，没有余味和生气。陶渊明毕竟是“文章不群”（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高手，他把神话原来的情节和自己独特的感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平淡的言辞中微婉地透露出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深情礼赞，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诗意的感发，从心灵深处涌起一种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惊叹和向往之情，并由此引出许多联想和想象，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怡悦。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篇》）。陶渊明此诗可谓真正达到这样的“至处”了。

　　诗中诗人将秦军制造的长平之坑与项羽制造的新安之坑这两件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历史事件加以精心的绾合，以涵蓄亭泳、开阖流宕的笔触巧妙地点明秦的暴虐残酷是自取灭亡的根本原因，揭露了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兼并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骇人听闻的深重灾难。全诗构思佳妙、文笔流丽、反思深刻、感叹沉雄。

　　这首诗的第一部分是前十二句，是回忆长平惨案。诗的头两句如石破天惊，突兀而来。“怪”字，在此是令人惊骇之意。“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日汾流紫”两句，则是用夸张的笔法，极力渲染当时的惨状，因而有惊心动魄之效。“锐头竖子”两句，是诗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这两句似乎天外飞来，一反上面惨烈凝重的气氛。诗人似乎从对当时血肉横飞、鬼哭神嚎场面的回想中突然醒悟，以异常轻松的口吻说道：“那白起算得了什么，你们这四十万人为平原君卖命，甘愿找死。”显然是正话反说，孔衍《春秋后语》：“平原君对赵王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白起）为人也，小头而锐，敢断行也。”故诗中以“锐头竖子”呼白起。

　　以下两句又回到惨烈的气氛中。“乌鸦饱宿鬼车哭”一句是写当时深夜，专啄腐肉的乌鸦食饱尸肉，心满意足地缩头栖息枝头；月明星稀，那传说中专收人魂的九头恶鸟（鬼车）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这是何等阴森恐怖的场景。“至今此地多愁云”一句是写现在。那四十万鬼魂不散，使近两千年后的此地，仍时时笼罩在鬼魂组成的阴云之下。此句承上启下，由历史过渡到现实。接下来的四句，又是一组轻松与凝重的对比。当地农夫们并不以为历史上的大悲剧有值得悲痛之处，而相反，以此为谈资。“即令方朔”两句，照应“此地多愁云”。

　　第二部分是十三、四句，写新安惨案。诗人忽然宕开笔墨，记述了另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公元前206年，楚霸王项羽将秦将章邯部下的降卒二十余万人在新安（属今河南省）城南全部诛杀。诗人显然认为，这是长平惨案的再现。两事相隔仅仅半个世纪。

　　第三部分是十五、六句，写了赵国与秦国的灭亡的相似。公元前229年，秦国攻伐赵国，秦国私下买通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散布谣言，赵王听信谗言，杀害忠臣，此后仅三个月，秦国大破赵军，赵国灭亡。赵高在秦始皇死后，指鹿为马，专权跋扈，使秦朝迅速灭亡，所以诗人认为，因“赵高出”而使“秦玺”易手。

　　整首诗运用对比手法揭露了历史事件的惊人相似之处，发人深省。叙事详略得当，详写长平惨案而略写新安惨案，盖二事略类，不必重笔。“郭开卖赵赵高出”句巧妙运用顶针格，写出赵、秦痛史悲恨相续的意味，亦见意匠经营。

　　开头两句，借《诗经》的两首诗言志抒怀，无端而来，突兀而起，出手不凡。“悟彼蟋蟀唱”，指《唐风·蟋蟀》所写的人生道理，既要及时行乐，又要自警不要太过分，以免自取灭亡。“信此劳者歌”，指《小雅·伐木》所写的交友道理，劳者相与“伐木丁丁”，鸟儿相与“嘤嘤求友”，乌儿尚知求友，人不可无友。诗人撮取两诗大意，抒写结交良友，畅游山水的情志。可是，岁月倏忽，美景良游常因不得其时而错过，故而紧接出:“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它又包含着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的意思，表达出此次得与友朋游览西池的满足。于是五六两句直扣本题，转入出游西池的叙述:“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一写结伴出游，穿过街市，逍遥容与；一写殷望此路常经，良游永得，显露出出游西池的欢欣心情。

　　在纡回的西池路上，有高陵城阙在望，高台之上则可远眺飞霞丽景，所以说:“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一路前行，风光满目，美不胜收。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诗人情动于中而辞见于外，将西池清美景色一一收揽笔底，连续写出四句:“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和风吹拂，轻摇着苑囿中繁茂的草木，白云如絮，屯聚在层峦深处。一片清新，一片幽丽。游览中，不觉天色渐晚，在夕阳斜照之下，飞鸟归巢，鸣叫着欢聚枝头。此刻，落日的余晖流洒在池面树梢，水含清光，树现秀色，水清木华，西池的傍晚更加迷人。这四句写高低远近之景，动静相间，视听并用，清丽骚雅，格高调逸，充满良游乐趣。西池的美景使诗人流连忘返，虽已暮色黄昏，犹然赏爱不尽，滞而不去，故而说:“襄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上句写沿着生满香草的小洲，提起衣襟涉水游览的情趣，下句写手攀芳林枝条，细细把玩，留恋徘徊的情景。芳柯与兰沚，和上句“水木湛清华”相照应，但在视听之外又用了嗅觉，芳馨幽香，沁人肺腑，进一层丰富了西池的动人之处。

　　西池的景色，使人陶醉，而日暮昏黄之景又触发了诗人迟暮之感，因而取用屈原的象征手法，倾吐时不我待的情怀:“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日月不居，青春难驻，不知错过了多少良游机缘，而今垂垂老矣，面对暮年暮景，该当如何呢？在深刻的人生自我反思中，诗人终于从《庄子》寻到了答案，这就是:“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世俗之人，汲汲于功名利禄，撄于世网，自受其害，能从中醒悟，迷途知返者实在不多。可是，远在上古之世，老子的门徒庚桑楚已经教导他的学生南荣趎说:“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后来，南荣趎又就教于老子。进一步领悟到守道抱一，忘我忘世，无欲无心的至道，因而自戒俗念之多，深得全年养生之术。所以这收尾两句，实际上是诗人自我诫勉之辞，目的仍在于澄心悟道，摒弃俗念，不为功名所累，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享受山水之乐。

　　谢混在山水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受重视的作家，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檀道鸾《续晋阳秋》也说玄言诗“至义熙中谢混始改”。可见在改变玄言诗风，创作山水新诗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谢混无可怀疑地有荜路蓝缕之功，是他的族侄谢灵运的先驱者。从这首诗也可见出他在玄风弥漫诗坛的情况下，为开拓新路，变革诗风所作出的努力，颇能令人一新耳目。谢混的《游西池》，集中力量刻画山水景物的诗篇，才开始给玄言气氛笼罩着的士族诗坛带来了一点新鲜的空气，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

　　全词通过一个歌者年老色衰遭遗弃的悲惨命运，道出封建社会千千万万被玩弄、遭遗弃的歌女艺妓的共同心声。

　　上片通过描写红歌女年轻时的盛况，反衬出年老的失意。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是歌女的语气自信而又自负。“家住西秦”是写实，因为下面有“数年来往咸京道”的句子，歌女当是住陕西附近。“赌”是比赛竞争之意。这两句是歌女述说自己的出身，自言具有多种浪漫的艺术技能，敢和人比赛竞争。

　　“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仍然是歌女十分自负的口气。“花柳上，斗尖新”之“花柳”代指一切歌舞艺术才能技巧。“斗”，仍是竞赛之意。“尖”，是高处，是过人之处。“新”，不是陈陈相因的旧套。合起来，这是歌女说自己多种艺术才能上敢和大家竞赛，并且比别人高超，新颖独创，绝不流俗。

　　“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是具体形象地夸述自己的才能如何。“偶”，有随便之意。“念奴”是唐天宝年间有名的歌女。词中歌女似乎自豪地诉说：我偶尔随便一唱当年念奴曾经唱过的歌，能让天上的行云停住，听我歌唱，足见我唱得有多么美，多么动听。“高遏行云”，语出《列子·汤问》，说古有歌者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这几句，当是失意时回忆当年得意情事所言，所以，每一句自负的话后面，都有一种反衬中的失意悲慨。自负的口气，实是自负的不平。

　　“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写当年得意之时，歌声一发，令众人倾倒，博得赏赐无数，不辜负自己多年的辛劳。“蜀锦”，是四川的丝织品，当时很名贵，古时歌女多以锦缠头，因借“缠头”之名指称赠与她们的财帛。

　　下片描写歌女年老色衰后所遭逢的冷遇，抒发词人对她的无限同情。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漫消魂”，是失意后凄凉冷落境遇的写照。从词里的“西秦”、“咸京道”地点上看，当是晏殊被贬知永兴时，慨叹自己的不平境遇而作的。可见作者这首词确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寓意。这首词的整个口吻都寄托着感慨。“残杯冷炙”语本杜甫《赠韦左丞》诗：“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残怀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处写歌女境遇如此可悲，令人“消魂”。

　　“衷肠事，托何人？”歌者因为封建社会女子没有独立的地位，盼望能找一个可以终生相托的人，盼望找到一个足以托身的所，可以安身立命，终生为之奉献而不改变。“衷肠事”，是指内心的事，这里是指终生相托的大事。

　　“若有知音见采，不辞徧唱阳春”，仍是以歌女的口气自述：假如有一个知我心的人“见采”（“采”，选择、接纳），那么我将唱尽高雅美好的《阳春白雪》的曲子，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奉献给他。这虽然是一个歌女的口吻，但又体现了一个中国旧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报国之情。这里的“若有知音见采”之“若有”是实无，也就是悲叹找不到知音。

　　“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了。可以想象得出，这个歌女酒筵前唱歌，想起当年得意之时的满堂彩声，眼下却这样凄清冷落，不禁当即流下了眼泪。而当时这个筵席前，作者由歌女之悲哀，引起了自身遭贬受逐，客居外乡的悲伤。晏殊所托喻的是歌女，而歌女内心即使有悲哀，眼中有泪水，也要“重掩罗巾”，不能让人看到。“重掩”，是屡次流泪，屡次擦干。每次感到悲哀，都要强作笑颜，其悲哀就更为深重了。

　　这首词在《珠玉词》中是别具一格的。从思想内容看，它一反以往流连酒歌的生活、相思离别的闲愁、风花雪月的吟咏，而是反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歌女的不幸命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作品的风格来说，也一反以往的雍容华贵、闲雅圆融，而变得激越悲凉。这一转变或许与作者罢相知外郡的境遇有关，虽则词中没有象自居易的《琵琶行》明写“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但读者仍可以看出作者借歌女之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寓意。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正像曹丕在》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本诗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实际上，咏蝉这首诗包含着诗人虞世南的夫子自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自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