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杨果是由金入元的散曲作家。这支小令写思妇思念丈夫。曲子首句“碧湖湖上柳阴阴”是说：想起绿树成荫的湖畔，折柳送别的场所，能想起多少故事。这就仿佛是当代人的火车站情结一般。“人影澄波浸”的意思是：很多惜别的人影，倒映在湖面上，水波又打乱了影像。“常记年时对饮”是想象，意思是说：想起我们一块对坐饮酒，好不惬意。“到如今，西风吹断回文锦”意谓：念目前，夫妻离散，心中无限悲痛。最后三句“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的大意是：羡慕身旁飞过的鸳鸯，看别人成双成对，只觉得一场残梦般，蓼花深深。这直白的悲痛，非常感人，可以说这是全诗最美的三句。

　　这首小令从写景领起，写湖水清碧，岸柳阴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碧湖”与“湖上”是两个词组，作者有意重用一个“湖”字，而不说“碧湖岸上”，与其后“阴阴”的叠词同集一句，便形成了一种婉转低回的情味。“人影澄波浸”是表现湖水的清纯，回应“碧湖”，但更主要的是从湖景带出“人影”，由写景向写人过渡。“人影”至少能给读者提供另外两种意象：一是指曲中主人公本人，“柳阴阴”衬托出其人的孤独，而碧湖澄波的宁静气氛则反现出下文心情的不平静；二是指湖中的采莲女，因为这首《小桃红》是从江南采莲的意境生发的。若取此解释，那么主人公所忆的“对花饮”的对象，也是一名采莲女子。而“语译”释“人影”为游人之影，则是与下句“常记”相承，所谓触景生情。

　　设想柳荫下游人笑语欢饮，且男女相杂，于是激起了主人公“年时对花饮”的回忆。“对花饮”通常意义就是对花饮酒，但“花”在诗歌中又有借喻女子的习常用法。这才使我们意识到曲中主人公为一名男子。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效果，这里不妨看他的另一首《小桃红》：“采莲湖上棹船回，风约湘裙翠。一曲琵琶数行泪。望人归，芙蓉开尽无消息。晚凉多少，红鸳白鹭，何处不双飞。”立意乃至布局都与本篇惊人地相似，而主人公的女性身份则同样是一目了然的。中国的词曲作家都善于用简略的暗示来节省介绍人物的笔墨。

　　回忆只有短短的一句，迅即接上了“到如今”，显示了现实的无情。“如今”与“年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回文锦”表现出了主人公与“年时对花饮”的对方的恋爱相思关系，而这三字本身已寓离散之意，何况“西风吹断”，两人的音书联系也中断了。作者不直说情人远去，恩爱断绝，而以“西风吹断回文锦”为暗喻，是艺术语言的需要，也表现出一种讳言伤痛的惆怅情味。于是，由触景生情，又进一步引出了末三句的见景生感。

　　“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这“残梦蓼花深”又非一种断言可以括尽。我们取“残梦”为鸳鸯之梦，似较得诗人之旨。这三句全述“鸳鸯”，以一个“羡”字统领，一方面说明了主人公渴望爱情幸福的强烈，连鸳鸯的“残梦”也在被羡之列；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主人公对命运现实的绝望。一对鸳鸯飞入蓼花深处并头酣眠，是连贯的一意，作品分作三句，虽是服从曲律句式的需要，却也表现出主人公在克制伤痛、倾诉愿望时的一种挣扎感。

　　这首小令由景及人，又由人及景，借湖上的美景作为人物悲剧命运和悲剧心理的强烈反衬，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清王夫之《诗律》）。曲中处处表现出对悲哀的克制，含痛于喉，同时也因此表现出一种悱恻低回的风调。这种风调及其表现的手法都近于婉约词，而“到如今”、“羡他一对，鸳鸯飞去”等使用的又是曲的平直语言。以曲为载体，以词为笔法，这正是词曲嬗变时期的常见现象。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这是一首写男女相聚又相别的词。作者巧妙地将风雨贯穿全篇，并让它起着联系人、事、情的枢纽作用。人来，是风雨送来的；人住，也是风雨留下的。来，固高兴；来而能住，更令人高兴。中藏曲折，切勿看作直笔。

　　前二句对风雨的感谢之情，可于言外得之。原以为风雨杯停，人便杯会走，可是万没想到：“草草杯柈（盘）话别离，风雨催人去”。“杯盘”，以简驭繁，借指饮食。“草草杯盘”，既有饮食简单意，也有准备此饮食是急匆匆意。看来这是在一次特殊情况下的相聚，她很快就知道了马上还须分别。由“来”而“住”而“话别离”，都是在极短时间发生的，而这未停的风雨也从有情变为无情了。这里用了一个“催”字，暗示她心态的变化，由爱风雨而恨风雨，这是她此刻独特的感受。沈祥龙云：“小令须突然而来，悠然而去，数语曲折含蓄，有言外杯尽之致”（《论词随笔》）。词看浅白直露，表现女主人的初则喜风雨（“来”），继更喜风雨（“住”），终至恨风雨（“去”），很有层次，跌宕多姿，曲折含蓄，细加寻绎，韵味无穷。

　　下片正面写别离。喜极生悲，事出意外，现在他真的被“催”着要走了！“泪眼杯曾晴，眉黛愁还聚”。前句“泪眼”与室外大自然界的雨巧妙相联，天未放晴，雨声淅沥，犹如人的眼一直在滴泪。古人以黛描眉，故称眉为“眉黛”。喜眉俊眼，那是当人“来”还“住”的时候。如今人去，眉黛紧蹙，愁又（“还”）聚到了一起（潜台词是：犹如未来时）。古人写人的愁情，多用笔在眉黛上。如梁元帝《代旧姬有怨》：“怨黛舒还敛，啼红拭复垂。”万楚《题情人药栏》：“敛眉语芳草，何许太无情。”史达祖《双双燕·咏燕》：“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等。一结宕开一层，别出新意：“明日相思莫上楼，楼上多风雨。”一般常情是送行者嘱咐行人，从汉乐府以来便如此：“念与君离别，气结杯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范云《送别》：“望怀白首约，江上早归航。”谢氏《送外》：“此去唯宜早早还，休教重起望夫山”。韦庄《菩萨蛮》：“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等。今则反其道而行之：“明日相思莫上楼，楼上多风雨。”这是行者嘱咐送行者。“明日”意为你想我，希望你杯要上楼，明天会仍有风雨，会更引起你的惦念。深一层说，“明日”指分别以后，即日后。因为你会记得我们是在风雨中相逢，风雨中杯盘饮食，又在风雨中分别的情景，“往事浮心头”，你会更难过，因此以后莫到“多风雨”的楼上。殷殷致意，一往情深。

　　词四处写到风雨，并以风雨起，风雨结。首尾呼应，主体的情与客体的风雨如鱼得水，融溶谐和，意境浑然，杯知何者为景何者为情了。“神于诗者，妙合无垠”（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此词可以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