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这首小令在构思上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闺妇在寒冬到来时给远方征人寄军衣的矛盾心理的刻画,表现了思妇的纠结的微妙心理,寄与不寄都渗透了深挚的感情。
“欲寄君衣君不还”这句写了思妇第一层感情矛盾:征夫远在边塞,久去不归,她迫切地想将亲手缝制的寒衣寄给亲人。“欲寄征衣”,正是她思念、关怀亲人感情的自然流露。但转念一想,远方的征夫得了寒衣如果不想着回家了,就会更增加了分离的痛苦。这又是她十分忧虑的。语意一正一反,一波一折,把思妇对征人思念和关切的心理表现得很细腻。
“不寄君衣君又寒”这句则以反语倒说:既然寄了征衣,亲人不还,那就“不寄征衣”吧。这似乎可以消除“君不还”的忧虑了,但她旋即想到:自己的亲人又要忍受饥寒了。这是自己更不忍心,更为忧虑的。这两句语意上的反复,把人物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
最后“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这两句是前两句矛盾心理的归结,又是女主人公情感的扩展,隐约表现出她时而欲寄,时而不寄,时而担心“君不还”,时而忧虑“君又寒”,每一踌躇,每一反复,都在思念、关切和痛苦的感情。
其实远方征人的“不还”与寒衣的“寄与不寄”并没有必然联系。女主人公是基于“君不还”的现实才制作冬衣,目的是让远方的丈夫得以御寒。征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无论“寄与不寄”,女主人公实际上都面临着“君不还”的冷酷结局。她也明知这一点,故意在寄衣上生出波澜,是为了表现自己长期独守空房的一种怨恨。当然这种怨恨是基于团圆的愿望,本身仍意味着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又恨又爱,以恨示爱,这是闺妇的一种特有心态。这正是这支小曲情味的动人之处。
此篇属于元散曲中具有乐府风味的情歌佳作,形制短小,其妙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以极简练的文字,为读者体会人物心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全曲二十四字中,“寄”“君”“衣”“不”四字占了一半以上,用字寥寥而能包含如此丰富曲折的情节和意象,这也是此篇的不可及之处。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首诗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写出了沟水不舍昼夜,滚滚滔滔,流向大海的情景。沟水,绢绢细流,微不足道,但是它始终按一定的方向流去,与大江大河汇合,以汹涌澎湃之势,直奔大海。诗人以小见大,通过一条小小的沟水,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揭示了水流千里归大海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
一沟流水,没有动人的景致,没有广阔的场面,平常又平常,实在难以下笔。但是,诗人从时间、空间上给予展开,由当时,联想到沟水的日日夜夜;从眼下,联想到沟水的千里归宿,把一沟流水同“千里流归大海”这样的道理联系起来,使沟流水闪烁出哲理的光辉,耐人寻味。诗中“住”字用得很好,“住”是人的动作,用它就使沟水拟人化了,富有了感情。若用“尽”字就显得太客观,没有生气。这一问一答,表达了儿童特有的心理,充满情趣,给人亲切的感受,也使全诗活泼生辉。
诗虽然简短,却富于哲理,寓意深刻。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想起了汉代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间像小溪水一样流逝,自己一定要发愤努力,不辜负大好的时光。诗人也或许从奔流的小溪联想到人生的历程:小溪不停地流入沧海,象征着一个人从童年逐步地走向成熟、富有智慧,终于汇入浩瀚的人生的大海。诗里还隐隐流露出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气概。
全词写作者被贬谪而壮志难酬的彷徨和忧心。上阕写作者隐逸于太湖旖旎风光的乐趣,下阕写作者深感岁月蹉跎而志向难伸的苦闷和惆怅。
从沧浪亭极日远眺,一览太湖风光。虬风物潇洒,澄静深远,烟波浩淼,水流旷远。作者完全沉浸在与天地同乐的沉醉中。其在《沧浪亭记》中说:“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作者自号“沧浪翁”,其人生境界似乎已经达到“乐天”的程度(观代哲学家冯友兰言人生有四种境界:知天、事天、乐灭、同天)。然而,“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突然,某种意识发作猛然将作者拉回到现实中,某种生命的忧思和烦恼在心中升起。而“念”“忽”“急”“还”更是展现了一种意识的时间之流。扁舟急桨,撇浪载鲈,在天地归一的境界中惊现了人生的繁忙和生命的艰难。“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则昭示了人生之路的风雨猝然与曲折蜿蜒。上阕之转折在于“忽”字,将自我生存的意识唤起,从而使得作者脱离归隐自然的混沌状态,而有意识于生存意义的危机。
“沧浪亭”取意于屈原《渔父》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精神。表达了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故而可以看出,苏舜钦始终摆脱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情结。很自然响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苏舜钦被削职时正值人生壮年(37岁),因此对“华发改朱颜”有深切的担忧。欲对历史寂寞有所克服和超越,不甘于生命的淡出,便是上阕一“忽”字所拉出的本意。作者欲凭临寒潭隐居,却担心不被鸥鸟信任和接纳自然是托辞,生命看不到出路,时间正黯淡着光芒,未来之路不明朗,施展抱负的机会太渺然,这才是根本的痛苦。因此,全词以那种看似闲适却以充满反抗与无奈情绪的“无语看波澜”的情景收场。正点出这句真理:所谓波澜便是世间,世间便是波澜。
这首词虽侧重写太湖风景,抒发作者愤激之情,但作者由遭谗而退隐,再到心甘情愿地退隐,由忧谗畏讥转为愤世嫉俗,进而转为疏狂的心路历程交代得清楚明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奋力抗争的积极人生观。刘熙载有言:“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艺概·词曲概》)苏舜钦这位倚声家深得其妙。词中,他由“烟雾深锁”转为“落日暴风雨”,而至“刺棹穿芦荻”。由“方念陶朱张翰”转为“拟借寒潭垂钓”。再到“无语看波澜”,一转一深,越转越妙,景生情,情生景,情景交融,从而揭示出词作的底蕴。